绿色困境：类似郭元雄这样的回收大户的合作伙伴中，不乏正规绿色拆解企业。“开始他们会以回收商的名义找到我们，后来就公开‘合作’了。”郭元雄说。

由于货源紧缺，一场越演越烈的“价格战”早已在“正规军”中拉开序幕。

根据2011年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中国对电子废弃物处置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度”。其中的“集中处理”，即对拆解企业实行审批准入。自2012年至今，已陆续有91家企业获得拆解资质。

目前，在北京已经获批的正规绿色拆解企业有两家。2014年4月，为抢夺货源，“伟翔”开始对废旧电视等产品进行提价。随后“华新”也提价应战。

6月13日，正规军收购21吋废旧电视的价格，一下飙升至90元。围城外羡慕围城里，更多企业仍然在等待获批拆解资质，而产能过剩势必加剧正规拆解行业的生存困境。据有关部门估算，北京2014年预计淘汰105万台电视机，满足不了华新一家的拆解产能设计。2013年，全国具有拆解资质的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42.7%。

产能过剩和血腥价格战，让正规拆解企业苦不堪言，而补贴基金的管理问题，更让本已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

2012年7月，中国开始执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根据该办法，生产企业将按产量缴纳“基金”，用以补贴废旧电器电子的拆解处理。

一定程度上，这对鼓励正规企业参与电子废弃物处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补贴发放迟缓，对企业造成了困难。记者调查的多家企业对此均有怨言。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副秘书长、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分会会长唐爱军介绍，按规定，每年可下发用于绿色拆解企业的基金为30亿元，但目前下发进度为：2012年3、4季度的补贴直到2013年10月才到位，仅6.29亿元；2013年1、2季度的补贴直到2014年4月才到位，仅12.48亿元。

一边是补贴发放迟缓，另一边则存在补贴基金征收困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因此曾提出建议，强制规定生产企业预留对其自身产品的废旧回收费用，而对于参与回收处理项目投资的企业，则应该允许其用废旧产品回收投资折抵，以鼓励正规回收拆解产业做强做大。

董明珠还认为，应该进一步研究和要求回收渠道正规化。只有回收渠道正规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正规军喊饿、游击队污染的问题。

唐爱军也认为，如果回收问题不解决，地上正规电子废弃物产业发展就会受阻：“一方面，他们希望地下回收产业能得到规范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地下产业不能断绝，因为这是其目前的主要‘货源’。”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中国废旧电子产业畸形发展使然。

造污链条：260公里外的北京，在河北小石家庄村村民李文琴看来，伸手可及。入夜，火光将李文琴的家院照映得通红透亮，锁在铁笼里的藏獒，安静乖巧。

白天从废旧洗衣机、电冰箱上拆下并敲平的铝板，被李文琴扔进院内铺满炉渣的大铁锅。待到铝板融化，将铝水倒入模具，一根根铝棒便渐渐成型。

村中炼铝的“技艺”，由马晨传授。在每个地下拆解据点，都有一“师承前人”、通晓土法的“师傅”。

当小石家庄村的师傅马晨，叼着烟坐在李文琴家的铝棒堆上俯仰自得时，天津子牙镇大邀铺村的师傅黄建明，却很难再收到徒弟。

过去，天津子牙作为电子垃圾北方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分流着来自河北的大部分炼铜“业务”。现在从事这一行当的人数急剧减少。用黄建明的话来说，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要形象”。

2012年，天津市政府推进建设“子牙循环产业园区”，强力清扫类似黄建明这样的地下炼铜户，先后被多部委赞誉为环境综合治理典范。除黄建明这样的老户还在坚持外，新户基本都已另寻出路。

相比之下，小石家庄则格外“幸运”。因为有一种隐藏的“默契”，将村民和主管部门连接在一起。

“地方的监管部门，我们早就熟络啦，下来执法其实就是我喝酒、你喝酒，喝完各自走！”马晨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除了省厅级，其他级别部门都很容易“搞定”：“接到上级行动任务时，都会跟我们提前打招呼。”

小石家庄村从事电子垃圾回收及拆解生意的家庭共40户左右，每户每年按规模需向“相关部门”上交“税款”1万-3万元不等。

石家庄格力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长城曾做过核算，在他们这样的正规拆解企业里，如果货源车程超过两小时，便会因为成本太高而亏损。

这样的忧虑显然没有影响到小石家庄村民。他们懂得如何从电子废品中榨取最大利润。除将“残值”极小的废旧电视、电表、黑塑料等卖给绿色拆解企业外，其他则自己动手，或转卖到广东贵屿。

马晨的拆解“场子”就有4个，分别主营塑料、主板、提铜和炼铝业务，其每月仅洗衣机一项，便能处理近3万台，每台利润约2-3元。

比马晨更为深入的拆解出现在广东贵屿镇。贵屿是中国最早形成的深度拆解和提炼中心，是地下拆解行业的“圣地”，掌控着遍布全国的回收渠道，也一度垄断着拆解线路板和提炼金银铜等贵金属的独门技术。由于规模庞大，从贵屿提炼并流入市场的黄金，甚至“可以影响国际金价走势”。

而在这条地下产业链背后，是其造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步履所及的拆解之地，均能闻到空气中的呛人味道，河道也呈现出灰黑色泽，散发出阵阵恶臭。

查阅相关科研机构对广东贵屿和浙江台州等地下拆解集散地所作的调研显示，空气、土壤和水都被拆解排放物重度污染，且直接带来异常病变。如汕头大学医学院曾对贵屿进行的一份健康抽查表明：对165名1?6岁儿童进行严格体检测试后，发现所有儿童均血铅超标中毒，而当地土壤中的铅浓度“是美国环保署认定土壤污染危险临界值的212倍”。

由于电子废弃物从回收到拆解，全流程均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因此监测和统计极为困难。国家环保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电子废弃物污染并没有纳入统计监测。这因此成为一个污染严重却又难以治理的“真空地带”。

在小石家庄村，地下水已经无法饮用。全村人的喝水问题，不得不通过三口深达3000米的凿井获取。

地下江湖：每天，郭飞来都会开着金杯面包车，来到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北门外守候。作为北京最大的二手电子产品市场，通过回收翻新，中海电子市场内商户可获取成倍收益。但最近几年，利润急速下降。“货都被外面的‘游击队’抢光了。”商户们抱怨说。

据中海电子市场统计，每年市场外的“郭飞来们”，会夺去其近300万元的收益。郭飞来对此一笑置之：“我们不打游击，光明正大地收，有本事来赶我们。”他每月能从倒卖电子废弃物中挣到3万-4万元收入。

成天围坐在中海电子市场外的回收商，慢慢聚拢了圈子，建立了规则，以抵御“外来”的市场争夺。

这些“游击队”多三人一车一组，每组还有几名成员提供“放哨”和“保护”。即便是“老乡”，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分一杯羹，也得和他们“谈谈”。

谈不好怎么办？“打走。”郭飞来轻描淡写地说。

早在2006年，北京市社科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人数已达30万人。30万大军中，除去郭飞来这样的蹲点收购，更多人则走街串巷深入社区去回收电子废弃物。这些“散户”收来的货又倒卖汇聚至郭飞来这样的中大户，而郭飞来的下家则是实力更为雄厚且能直接通达外地拆解产业的“江湖大佬”。

6月2日晌午。距中关村19公里，一座大院隐藏于奶子房村内。闲坐于院子里的郭元雄，一边悠闲地喝茶，一边静静地等候着“下炉料”。

行内所称的“下炉料”，便是从废旧电子产品中拆解出来的线路板。通过提炼，能从中获得纯度高达99.99%的黄金。

他骄傲地“核算”道，每吨线路板可提取黄金300多克、铂金5-10克、钯金30-50克，以及2千克白银、25千克锡和120-130千克的铜。

郭元雄是广东贵屿人，2013年开始“常驻”北京。

这几年，由于相关部门加大了查处力度，北京的电子废弃物回收版图多有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郭元雄这些大户的迁移。奶子房逐渐取代此前屡次曝光的东小口、后八家等地，崛起为北京电子垃圾产业的新“据点”。仅郭元雄所住的大院，就有40人规模的回收散户围聚。此外，天通苑地区亦后来居上，与奶子房各有分工，形成呼应。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调查得知，在北京，以含线路板为主的电脑、手机等废旧电子产品，回收之后多集中于奶子房村，最终流向广东贵屿。以含塑料、铝铜等为主的废旧家电，则最终汇集于昌平天通苑（以歇甲庄村为中心，围绕周边魏窑村、中滩村、兰各庄村），继而流向河北小石家庄村及镇村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