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多年以前，50多位企业家聚集北京华润饭店，抗议某高峰论坛主办方利用有领导人出席的名义收取赞助费。主办方想利用企业家们要和领导人握手、合影之机来挣钱，可领导没来，最终反酿成退款闹剧。不难看出，在不少企业家心中，攀上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划比划，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私底下真正有些往来，那更是无上荣光了。

郭广昌曾经为政商关系划出界线：“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财富是一个‘0’，健康是一个‘1’。事实上，民营企业能不能合法经营就是这个‘1’，离开了‘1’，后面规模再大，财富再多，最后还是会变成‘0’。可以说，合法经营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与郭广昌经营理念相似的还有王石“不行贿”的立企哲学。无论是郭广昌还是王石，他们的准则都是摒弃畸变的政商关系。

“当前国情决定了政府在事务决策中占主导地位，企业家试图剔除商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呢？对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技巧性问题。

政府承诺无法替代法律法规：在中国式的宏观环境中经商，不仅需要纯商业思维，更需要有把握政治和政策走向的智慧。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中国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公共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市场。他主张企业家要从组织间关系、公共环境、社会文化、政策演进的角度关注企业管理。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导向往往决定了资源的走向和购买力的转移。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就应该分析政策走向。

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曾直言不讳地说：“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在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策风向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公开，吴仁宝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宋学增表示，一般来说，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是一种公权力行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承诺就能替代法律法规。同样，政府官员虽然是政府行为的实际践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为时才具有权威性，否则就是纯私人行为。因误解这种区别而导致的悲剧着实太多。顾雏军在庭审中曾申诉，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也是因为有政府官员的许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对他行为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