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购买海外房产或其他资产，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必须面对的命题，即倒逼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市场化。法治建设完善，权利保障公平，财富保障到位，才可维持社会群体的良性有序。惟其如此，中国富豪才不会和权力有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更不会有焦虑不安的原罪恐惧。市场化则体现有秩序、有规则的竞争常态，在此态势下才会形成健康的全民创富观，不正常的“仇富”心理才不会在中国社会蔓延。

当然，中国富豪扎堆出去，也是不正常的。据悉，中国23年来有近千万富豪移民，带走资产28000亿元。移民性质的资产外流，甚至可能导致“钱留海外，债留国内”，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和一切行为带来的辩证评价一样，中国富豪海外购的慷慨，在让海外相关业者(如房地产业)感到惊喜的同时，也会让当地民众感到不适。

但是最大的舆论反应还是出现在国内。按最新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国超高净值人群约17000人，总计资产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6.2034, 0.0009, 0.01%)，平均资产规模18.2亿元人民币。这些超高净值人群，超过八成有海外投资需求，目前已有半数在进行海外投资。海外投资目的以企业国际化和资产配置分散风险为主，二者分别占49%和46%。

在国内存在“仇富”情绪，在海外又被嘲“钱多人傻”，这是中国富人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根本而言，中国富豪的消费选择，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资本流具有趋利选择的属性，全球化时代更给予这种选择以动力。承认资本流选择的自由，又提供完善的亲商环境和更好的创富市场，才是中国社会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