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上述许可规章颁布实施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答：在市场准入环节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给市场主体释放更多空间的同时，银监会将着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高监管工作效率，将有限的监管资源向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等环节倾斜，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提高监管威慑力，做到将“该管的事必须管住管好”，更加有效地防范银行业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在此次监管架构改革中，银监会内设22个部门中，监管部门由11个增加到17个，占部门总数的77.3%。差异化、专业化监管体系更加完善；设立的现场检查局将整合银监会现场检查力量，增强对违规经营行为和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通过强化法规部承担行政处罚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职责，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加大违法惩戒力度，增强监管威慑力。

五、《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有何特点？

答：一是与《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衔接，取消或放松外资银行准入条件，包括取消了设立外国银行分行需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处2年以上的条件要求；取消了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总行需“无偿拨给不少于1亿元人民币（6.2092, 0.0037, 0.06%）或等值自由兑换货币”作为下设分行营运资金的条件要求；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初次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由原“提出申请前在中国境内开业3年以上”修改为“提出申请前在中国境内开业1年以上”。二是根据国际交往和对外开放需要，将股东变更和机构更名、非直管外资法人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任职资格核准，以及外资法人银行申请在境内外发行经银监会许可的债务、资本补充工具三类事项的审批权保留在银监会。

四、为何删除对董事和高管任职资格个案核准相关内容？

答：与原规章相比，五部行政许可规章征求意见稿中全部删除了董事和高管任职资格个案审核内容。该项举措规范统一了行政许可条件，堵上了不符合法定条件人员申请任职董事和高管的通道，是银监会主动贯彻落实国务院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各项要求的一次“自我革命”。此前个别申请人因学历或从业年限等不符合条件而无法任职董事和高管，相关行政许可办法中规定，可提交上一级监管部门对其任职资格进行个案核准，以保证拟任职机构的平稳发展。近年来，随着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专业人才储备的增多，董事和高管任职资格个案核准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银监会按照依法监管的精神，全部删除了董事和高管任职资格个案审核内容，今后一律不再受理个案审批事项。

三、为何取消了对经营型支行行长的任职资格核准？

答：取消经营型支行行长任职资格核准是银监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简政放权要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又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商业银行根据经营需要，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支行。一类是管理型支行，即除了对自身以外，对其他支行或支行以下分支机构在机构管理、业务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具有部分或全部管辖权的支行；另一类是经营型支行，即不对其他支行或支行以下分支机构承担管理责任的支行。经营型支行行长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显著低于管理型支行行长，取消对经营型支行行长的任职资格核准，有利于商业银行根据自身业务需要，对经营型支行行长进行交流选任，激发市场活力。

二、为何单独起草了《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答：近年来，信托公司秉承“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本色，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财产增值途径，业务规模不断壮大，在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搭建起资金运用的桥梁，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2015年初，银监会进行监管架构改革，新成立信托监督管理部，以加强信托机构监管，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引导信托行业健康发展。为确保信托监管工作特别是准入工作顺利开展，需要单独制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明确权责、明晰流程，适应信托业监管和发展的需要。

一、五部行政许可规章修订和起草的背景和主要原则是什么？

答：此次修订和起草的五部行政许可规章，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将银监会前期已取得的简政放权和监管架构改革成果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总结和落实。按照贴近市场、贴近基层的原则，缩短行政审批链条：对于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层面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一级分行及分行级专营机构筹建、境外机构设立以及修订章程、变更注册资本、更名、变更住所、重大股权变更、相关重大投资事项、跨境投资并购、总行层面的董事长、行长、董事以及其他高管的任职资格和新增业务品种等由银监会负责审批；对于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除新设筹建、重组改制和终止事项由银监会审批外，其余事项包括修改章程、更名、董事和高管任职资格、业务范围调整等均下放给银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