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个月前，吴晓灵提到了在《证券法》的修改中，会给众筹以法律地位，于是市场中有了众筹是否会颠覆VC的讨论。在我看来，产品众筹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已经比较成熟，但是股权众筹的模式能在创业企业的融资中发挥多大的作用，还需要探索。眼下有关股权众筹的尝试中，大多需要一个领投人的角色，那么问题就来了。面对一个顶级的投资标的，领投人为什么要匀出部分股权，与他人合投？而如果未来的制度设计上，弱化了领投人这个角色，那么参与项目的一众小微天使，是否愿意为一个他持股1%的项目，对接自己100%的资源？

在这个乱花迷眼的时代，如何进行投资布局，是让人焦虑的问题，大家都在围绕着TMT行业拼命地看案子，但对于垂直行业的界限划分，似乎正在变淡。

对于投资标的的筛选上，我依然坚持聚焦根据地的策略。一个投资人，如果没在一个行业中投资过足够当量，覆盖频谱足够广的公司，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始终不够深刻，你也缺乏在这个垂直行业中的人脉，不具备资源整合的能力。愉悦资本选择的投资根据地，是我们团队在过去数年中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汽车和游戏领域。我们希望在聚焦根据地的基础上，得以利用乃至拓展根据地。如果一直跟随着热点投资，那么这家机构将始终处于“流寇”的状态。

在这两个主根据之外，垂直类的电子商务、健康产业与分享经济、体育也是我们极看好的领域，也正在试图在这些领域内做一些系统性的投资与布局。

越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火热的市场，无论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越应该不断去反思自己的每一个判断，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巴菲特先生说，生活就像雪球，最重要的是发现一块湿的雪和长长的山坡，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以这句话，送给一线的投资人，以及奔跑的创业者们。

我最欣赏的投资人与创业者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在我12年的投资经历中，与我有过合作的创业者，我们大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样的友谊与信任，是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

几年前，我投资的一家公司在进行新一轮融资，即将入场的策略投资人在交易close前的最后一秒，要求追加一票否决权。这是让创业初期的CEO很崩溃的一个要求，但如果不接受这个条款，公司即将开始的战略布局向哪里寻找资金？在这样的时刻，投资人与创业者要共同面对，为企业提供过桥贷款，寻找新的投资人。

眼下有很多公司正忙着拆掉VIE构架，以求回归国内的资本市场。此前，我也建议过几家游戏类的公司回归A股，原因是他们确实遇到了估值低的问题，美元市场并不能充分理解中国游戏公司的估值。但拆红筹不是一贴灵，在当下这个热潮下，我并未刻意建议过任何一家拆除VIE构架，以求回归A股或挂牌新三板。资本市场总是有窗口期的，上市门槛低、高PE、高估值的行情不会长期存在。很多早期公司还需要长时间的成长，下一轮融资时他们会发现，人民币基金还不如美元活跃。况且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下，币种和市场的估值优势不太可能长期存在。眼下如此多公司拆掉了VIE架构，如果在他们准备回归时，A股的窗口期关上了，那时它们将面临既无法在国内的资本市场取得融资，又不能回到美元市场的尴尬处境。

今天这个热闹的市场中，多了许多新的现象与玩法。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大宗并购，被寄予了很高希望的众筹模式。

滴滴与快的在情人节宣布的“在一起”，此后的58与赶集合并，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逐步接受“快意恩仇”的变局。

这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是一个有难度的转变。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主流的价值观推崇“士”的气节，商人则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因此中国也鲜有本土化的企业管理文化传承。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创业者、企业家们，试图从政治文化、军事管理中寻求企业管理经验。

这样的借鉴有一定的道理，却也会导致企业管理者混淆企业治理与政治关系，混淆商业利益与个人情怀。尽管企业的命运通常与创始人的理想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作为投资人，在一个理性的商人与一个满满的情怀主义者之间，我会选择投资前者。

当这种观念错位延展到并购的环节，受前两种文化影响的创业者，通常不愿意接受并购。因为并购意味着政治的唯一性受到了威胁，创始人的百年老店的情怀也受到了挑战。这样的反应是与经济性原则冲突的。而眼下大宗并购交易的增多，意味着国内的创业者正在回归商业的本质，大家都愈来愈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