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商协会注册办审核人员有100多个，而且全部审核流程会通过孔雀开屏系统呈现出来；发改委则需要市发改委、省发改委、中债登和国家发改委等多环节审核，已经形成针对城投企业严格的审核指标和体系。”他说。

“目前交易所负责公司债审核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证监会以前做上市公司债的那帮人，和新招聘人员，对城投平台发债的审核经验比较有限。”前述北京券商固收人士称，由于经历过IPO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对规范，“上市公司很多关联交易都已经梳理清楚了，审核上市公司债要简单很多，但类似大连普湾这种没有上市的城投公司，可能连账都是乱的”。

此外，一位接近交易所的人士还称，证监会对公司债的发展思路为，往注册制上引导，“通过市场化的机制，让市场主体自行决定交易”。

相应的，是否属于平台公司的核查责任主要交由中介机构，主承销商在《核查报告》、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均需对发行人是否属于平台公司作出判断，并承诺承担责任。

“但现阶段中介机构知道证监会目前鼓励发公司债，审核时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前中小企业私募债就是把尽调责任都给中介机构，结果出了那么多问题。”北京券商固收人士称，在地方平台名单尚未明确的当下，证监会“应该尽快制定相对明确的标准，引导中介机构尽职尽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交所基本不对公司是否为平台公司进行判断，仅依靠银监会平台名单和中介机构核查结论，而不去看申报公司的资产、收入、利润的真实性，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有可能违背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他说。

尽管申报规模已达4000亿元，但目前上交所放行的类平台公司债数量尚未成规模。而证监会则需要加强重视市场需求与监管风险的矛盾，并在二者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审核责任失衡？除43号文等外部约束，公司债还面临来自内部管理的挑战。“在财政部名单出来之前，我觉得公司债放行类平台风险会比较高。比如大连普湾这只债，假如财政部的最终名单认定它为融资平台，到时候怎么办？”上海一位券商人士担忧，首单私募公司债即放行尚未经财政部验明身份的类平台公司，示范效应强烈，“之后会有很多这样的类平台公司来发债，发行规模越大，积累的潜在政府性债务风险就越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数位券商人士担忧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交易所相对匮乏的类平台发债经验，以及目前尽调责任一味地向中介机构倾斜的制度安排。

证监会今年1月推出公司债新政后，中金公司解读称，“小公募”和私募公司债，在发行流程简化的同时，其审核权还进一步下放至沪深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和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由这些机构预审通过并出具无异议函后，即可发行上市”。

而根据证监会近期发布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工作流程》，“小公募”的发行流程包括：交易所预审、受理、简化审核程序、行政许可决定四个步骤。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上交所对这一规定的解读为：证监会通过交易所接收并受理行政许可申请；证监会不对材料进行审查，以交易所审核意见为依据起草签报，并代拟批文，不再上报领导签批；证监会办公厅核稿后，即印发批复文件，并通过文件传输系统转由交易所下发给发行人。

这意味着，交易所的审核意见权重极大。与此同时，交易所审核人员的相关经验却令人担忧。

“上交所是公司债审核的‘主战场’，但上交所负责公司债审核的人员只有十几个，审核效率又要提高，有可能降低审核质量。平台债的不少资料漏洞百出，文件甚至都没有按照证监会出具的23号准则的规定来写，但有时候就那么零反馈通过了。”前述上海券商人士在对比过多份私募债发行资料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易所公司债审核权下放后，由于业务规模暴增，人手和经验无法跟上，审核从简，“基本上短融、中票发过了，不怎么看就让它过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比大连普湾多只存续期债券发行说明书发现，大连普湾发债募集资金用途多为：大连普湾新区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偿还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等。

“从这家公司资产、负债、收入和现金流构成，以及发债所得的用途来看，可以初步判定这是一家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如果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金额非常大，现金流又是负的，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其为一家典型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北京一位具有多年城投债发行经验的券商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往往资产规模较大，但资产负债表的特点则是：“‘其他应收款’数额往往巨大，相当于政府把资金拿去用了，没有实际业务往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15普湾01”发行说明书显示，截至2014年末，大连普湾流动资产项目下应收账款近9.8亿元，其他应收款近34.7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应收普湾新区财政局的动迁支出款和动迁手续费”。经营性现金流方面，2012-2014三个年度分别为：-38.7亿元、-30.6亿元及-32.6亿元，主要原因是大连普湾“近年从事土地整理及代建项目的施工支出资金量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