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不同的声音：尽管CEO Activism是新趋势，但Investor Activism（投资者中的激进主义）却是由来已久的现象。知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集团纽约分公司负责人Tim Koller认为，考量“哪些事情是公司董事会或CEO可以去做的”时有一个很好的对照，便是“如果我就是那个外部的、正在考查公司的激进主义投资人，我会觉得公司可以做什么不一样的事？这样公司是否可以创造更多社会价值？”——Tim Koller说，“所以，更多的就是‘人所往之，吾来做之’。”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John Coffee则对CEO们在社会事务中施展身手的空间持谨慎态度。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表示，“每个公司的政策不尽相同——有的企业有专门的商业政策委员会来督导和控制公司对外形象，包括公司高层或发言人在内，其说辞都有严格限制；而有的企业会允许CEO们‘活出真实的自我’，只要在不损害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Ann Tenbrunsel是美国诺特丹大学商业伦理教授，并担任全美“伦理系统委员会”研究员之职。她发现，同样一件事情，放在商业的思维框架中，相比置于道德框架，前者更趋于表现出私利性和更低的诚实度。

她在评述“CEO积极行动主义”时提醒人们留意在怎样的语境框架中讨论某一个现象，并打比方说，“如果我们把同一个事件分别称作为‘股票市场事件’和‘社区事件’，人们在脑中搭建的思维框架是完全不同的，自然而然地，其行为也会差异甚大：在‘股票市场事件’中会有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出现。”

需要被理解真正的动机：但就像在任何其他情形中一样，我们也不应低估事情的复杂性。今年6月，来自著名公关顾问万博宣伟（Weber Shandwick）以及咨询公司KRC Research的一项调研报告则显示，有36%的美国人认为“除了吸引媒体关注之外，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CEO在社会事务中的积极行动主义。而且，仅有7%的受访者认为CEO们的这种行为是为了“吸引并留住最好的员工”——这也是“动机”选项中获得认可度最低的一项。

具体到激发购买行为而言，结果也并非一刀切。40%的受访者声称其更可能从持相同观点的CEO所在的公司购买产品或服务，而45%的人表示，如果他们不赞同CEO所持观点，那么就很少可能成为这家公司的用户。

倒是千禧一代（即如今18到35岁年龄段的一代）回馈了一些利好消息。他们目前是职场最大的群体，也是几乎所有品牌营销者觊觎的目标消费群。千禧一代对“CEO积极行动主义”最有热忱，并有大比例超出其他年龄层的千禧人表示，如果自家公司CEO对某个具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公开自己的立场，那么他们对雇主也会有更大的忠诚度。此外，46%的千禧一代更可能因“三观与己一致”的CEO而购买其公司的产品，比例高于X一代（40%）和婴儿潮一代（35%）。

万博宣伟在发布研究报告时也不忘为“CEO积极行动主义者”提供了近十条专业贴士——其中就包括：深省立场背后真正的价值观所在；不要仅在热点出现时露面并表达立场、而需确保立场背后的缘由“在长时间内”清晰、透明的传递；查看自家后院，看是否有与此议题相关的见不得光的秘密（这不仅是防微杜渐、也是一个进行必要改革的好时期！）；缜密考量CEO表达立场的渠道、措辞和语气，当然也需要制定好（发端于媒体、投资者、社交媒体用户等的）任何危机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