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哪儿？行文至此，我想结合最后这个话题，提出一个新问题，并表达一种看法，以求教于《读本》作者和广大读者。这个问题是：既然《读本》所体现的学说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和缺陷？其根源何在？从理论和认识角度来说，我认为主要源于对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误判或误解。实践层面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西方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如何总结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论层面主要涉及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某些部分的判断和认识。两者之中，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跟随的，是为强化前者而提出来的。关于理论层面，我在前一篇文章已经论及，不再重复，这里只就实践层面的根源尝试作一说明。

大家知道，西方学界和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例如危机前两年卸任的美联储主席，人称“经济沙皇”、“美元总统”的格林斯潘（见其《动荡的世界》一书），以及一些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见其致英国女王回答“为什么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报告），通常都将当年未能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归咎于预测机制及相关研究模型的失效（未将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纳入其中）；同时指出现有监管体系的失灵则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当然，如格林斯潘所说，对自由竞争终会导致最佳结果这一信念的盲从也是一个教训。基于这些认识，危机后美英各国着力加强了对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监管。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际背景。

至于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一般的共识是：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主要得力于所谓“三驾马车”的推动：政府巨额投资、不断扩大出口，以及消费增长等。它们大体属于需求管理的范畴。人们看到，通过这种发展方式，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高消耗、重污染，各种结构比例不均衡、不协调的矛盾，以及如不再着力加以扭转、终将难以为继的严重局面。于是，人们取得如下基本共识：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实现技术创新，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而核心是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和转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既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可是，也有一些学者从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既然需求管理已经不适应客观需要，则急需注重于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组织实施政府的“理性的供给管理”，简而言之，从以往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读本》可知，这是催生新供给经济学的国内背景。

《读本》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即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管理”，大体上就是从上述背景产生和引申出来的。乍一看，这种思路和观点顺理成章，无懈可击。然而，问题可能恰恰出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说，难道借鉴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举措，强调对包括金融财税体系在内的供给侧加强监管有什么不对吗？如果这样一般地提出问题，似乎没有任何异议的余地。可是，请别忘记，金融风暴不是源自我国，我们是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不仅如此，我国还以自己的实力与全球眼光对克服危机做出了贡献，我们没有理由照搬他们的理论和举措。再说，与美英等国早已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们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两种经济和两种市场并存和交叉，决定了加强监管在我们这里具有截然不同的主体和对象、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对西方国家来说，不存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这却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只应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加强对金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管，而不是将包括监管在内的对供给侧的管理提到首位。

人们也许还会说，难道从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不能得出应当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吗？的确，应当承认，被认为属于需求管理范畴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可是，由此便得出应当转向供给管理的结论不免有欠谨慎，因为对支配着管理方式的背后的体制因素缺乏足够的估计。

“三驾马车”初期的成功，显示了原来旧体制的动能，它后来逐渐失效或基本失效，则显示旧体制潜力已经基本耗尽。要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大力创新和注重质量和效率的新方针，关键还是在于进一步确立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效率和公平决定一切；体制则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决定性条件和因素，这是历史和现实昭告我们的一条真理。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不仅涉及供给，而且涉及需求，它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东西。

以上论述说明，对一个还没有完成市场经济转型、当务之急仍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急需啃下“硬骨头”的中国，却主张只适用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和要求，我认为这是《读本》的最大失策。难怪人们会对这种经济学思潮和主张产生那么多挥之不去的疑问、担心和质疑。事实上，依照“供给管理”的思路，何以能坚持和推进体制改革？《读本》并没有给出令人放心的回答。这不奇怪，我在上一篇文章已经指出，体制改革本来就不在作者所列的长长的结构性改革的菜单之中；而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此外，我们政府的简政放权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任重而道远，距离十八大确定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读本》主张政府从过去抓“需求管理”转变为现在抓“供给管理”，而这只是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变，不是政府职能和体制的转变。还有，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供求关系的失衡，但其根源在于体制，体制改革不深化，去产能、去库存从何谈起？要知道，产能过剩和房产巨额库存的出现和恶化，旧体制难辞其咎，而《读本》在这方面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中肯的建议。作者争辩说他们始终高扬改革的旗帜，可是，在其面面俱到的改革蓝图和“八双、五并重”的论述中，却不见其突出强调大型垄断性国企的体制性改造，而这在人们看来，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破除垄断、不得不下大力气啃下的最大的一块“硬骨头”。至于对广大的民企，《读本》却未多加关注。民企对我国GDP贡献率早已过半，在诸多领域已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对外开放的先锋、中产阶层的骨干，而他们在体制改革滞后的条件下仍然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和窘境，不知秉持“供给管理”理念的《读本》作者对此作何感想，又有何种依据“供给管理”思路的有益主张？面对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跻身混合所有制愿望不强烈，却有相当大量民间资本外流现象，作者又持何种态度？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