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目标干起，不气馁：“中国现在有很多优势，可以做一些大事。具体到我们个人，我觉得不管你选择什么专业，只要是你感兴趣的领域，你都可以做的非常出色，都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方星海举了许多例子，“比如做企业，现在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都是全球影响力的，十年前大家都看不到有这样的影响力；做科研、学术也很好，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很多学术上的创新；从事公共政策，也可以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比如‘房价’这个事情就是要解决啊，这本质上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房价太高了就导致收入分配极其不均，把你们这些年轻人盘剥得很厉害，然后那些有几套房子的人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干活了，一堆‘食利阶层’出来了。”

“那大家也不能好高骛远，你还得从很小的一件一件事情开始做，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体会，并且水平在不断提高，”方星海进一步解释他的观点，“国家处于一个做大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机会出来，如果一时有点挫折，千万不要气馁，你要看到这个大的方向。现在各个国家都面临很多的挑战，各个国家方向都不明，中国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非常强有力的领导，我们的方向很正确，而且很坚定，这个力量就很大。”

方星海还透露了自己在2017年的小目标。“我现在分管期货市场，今年希望能把石油期货推出来。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不小的生产国，但是石油贸易、定价的中心，一个在纽约，一个在伦敦。今后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石油期货，上海也可以成为全球石油贸易、定价的中心之一。这对中国的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管理风险会有很大帮助。今年我们能把这个事情做成，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

采访结束，方星海一分钟也没有耽误，立马乘车赶去别处处理公务，或许他的小目标就在这样一点一点的实现中，以“正直而不投机取巧”的方式。

“中国到了一个可以做大事的时候”：从建设银行，到上交所，到上海金融办，又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而今又到证监会，方星海在中国金融系统的各个岗位上不断历练。

方星海担任上海金融办主任长达6年，从2007年到2013年，这正是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时期，他设立了一个没有严格时间顺序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将上海建成中国的资产定价中心；第二步，着力成为资金、资产管理中心；第三步：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运作中心。

2013年9月，方星海调到中财办工作，2015年10月，他又被调入证监会。在北京，他的工作更加偏重宏观经济政策。“每个岗位上的工作特点不一样，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可学习的东西，都挺开心的。”

2017年3月，方星海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碰见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因为是旧相识，就好好地交流了一下，最后对方迸出一句话，“现在全世界就看你们中国啦！”

“你看美国人说这个话。”方星海不无感慨，“后来我赶紧跟他说，不是光看我们，而是看我们两个国家是不是合作得好。”“全球各个国家都面临很大的挑战，英国脱欧，欧盟一体化今后也很难说，你别看普京好像是一个强人的形象，但俄罗斯还没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美国也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呢，倒是比较幸运的，走的方向很坚定，国家大，市场大，国力日盛，储蓄高带来资本多，全民重视教育人才也丰富。大家自然而然就看中国能够在全球发挥怎样的领导力，因为外国很多人对他们本国的政治都比较失望。”

“回国工作，最重要的是搞清楚目的”：1998年，方星海结束了在世界银行的五年工作，回到祖国开启了新征程。回国，对于方星海而言是夙愿的达成。博士毕业后去，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回国，只是因为“只在学校学习并不能真正地了解经济政策，必须要工作一段时间。”在世界银行的五年里，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水利、金融领域的项目都做过，这让他积累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他因此坚定地相信，综合考虑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

回国后，方星海首先去了中国建设银行(5.910, -0.01, -0.17%)，负责与摩根士丹利合资的中金公司的协调事务、不良资产处置等工作。与方星海共事过的建行高层后来评价他说，“方星海和我认识的很多海归不一样。他不会挟洋自傲，更从不生硬照搬西方的东西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他善于在自身理想与现实中找到平衡。”

在方星海看来，“挟洋自傲”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取决于你回来到底想干什么。我回来是想怎么参与改革开放，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得更好，如果这样想，你就会感到在国外学的一些知识、做法，有些是马上可以用的，但也不是说什么都要按国外的办法去做，你要先把目的搞清楚，目的是怎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

方星海自己非常明确，他回国就是想“踏下心来好好干事”，所以必须好好适应工作环境，哪怕过程中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千万不要一回来就觉得这个也不合理、那个也不合理，每个做法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你要先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做，去向大家学习……谈到适应国内的工作环境，你内心怎么想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很多事情你没法适应，心理真想适应就一定能适应。”

留学美国，与大师对话：1986年，方星海获得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资助，远赴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方星海的导师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在26岁就被耶鲁大学聘为正教授，45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对信息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还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方星海认为导师 “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学问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正直，对国际国内社会的情况也非常关心”。有一次，导师和方星海聊天时突然说到中国的文革，阐述了他对文革动因的理解和对文革方式的反对，导师这种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关切也对方星海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1993年方星海博士毕业时，斯蒂格利茨已经到华盛顿做了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但他还是专门飞回斯坦福，在毕业典礼上做了一场让方星海终生难忘的演讲。

回忆起这次演讲的内容，方星海非常动情，“你看，他（斯蒂格利茨）学术很好，也在政府任职，可以说功成名就，是精英分子，可是他上来就说，‘今天你们在座的各位都很幸运，因为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像你们这样能进入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你们要牢记，你们对世界上很多不如你们幸运的人是承担一份责任的，你们要能够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美好。’”

方星海突然觉得导师的这番话和小时候他在国内受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也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不能只关注自己，要关注大众！”

多年以后，方星海回到上海工作时，曾邀请导师回国参加过几次“陆家嘴(23.560, 0.10, 0.43%)论坛”。当时有经费可以支持嘉宾的差旅费用，但是斯蒂格利茨坚持不要，他说“我自己可以出钱，你这个钱留着去干别的事。”方星海认为美国也有一批像导师这样正直的人，“他（斯蒂格利茨）不是那种很虚伪的，说一套做一套。他要我们这么做，他自己也是这么做。”

“清华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正直”：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管理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经管专业很多老师也不是科班出身，仅靠课堂里的知识满足不了大家旺盛的求知欲。因此，方星海钻进图书馆读了许多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书。“清华的学风非常好。清华这个地方，比较正直，就是说不太容易走捷径。大家来了以后都抓紧学习，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浪费什么时间。”

国门初开的年代，为了多了解一点发达国家的情况和经验，方星海下决心学好英语。为了攻破最难的词汇和听力两项，他采用了一个确实不走捷径的办法。当时他有一本北师大出版的13000词左右的英汉小词典，“就从头到尾把这个词典给背出来，一边背还一边看《China Daily》，然后每天早上6点半拿收音机听VOA Special English，这个念得比较慢一点，一点点练听力”。等到词典背完，方星海的英语水平在经管也开始小有名气，来了外宾上课或者做讲座，还会请他去做翻译。

那时候，清华每到下午4点半强制锻炼，校园里都播放运动员进行曲，把大家从图书馆、自习室“轰出去”锻炼。方星海有时会从清华西北门出去，绕着圆明园跑一整圈，再从西门回来，“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你跑一大圈回来其实很饿，应该多加强营养，但那时候大家生活水平差，也就是一个馒头、一碗粥加一碗白菜，条件好的才能加一个鸡蛋。”

“清华号召同学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你本科毕业才22岁，工作50年，到70多岁还得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你看，所以必须锻炼身体啊。”方星海说到这里，大家都会心一笑。“清华有个优势，运动场地很多，而且那时候空气也好啊，不像现在你都没法在室外锻炼。”大家又会心一笑。

当时，清华食堂里没有凳子，同学们都是站着吃饭，饭装在浴缸里往外盛，地上铺满锯末，可能是为了方便清洁。“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一点，但不感到苦，”回忆起校园生活，方星海这样说，“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的年轻人是处于一种奋发向上的状态，都有很强的激情去了解国外发生什么事情，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结合得非常紧密。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整个生活还是觉得充实、愉快。”

总结起在清华园的5年学习、生活，方星海在一段话中讲了5个“正”。“清华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正直，不投机取巧，学到真本事。清华的毕业生，有时候有点傻，是吧？不太活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比较正，都有自己的一份技术、学业。从长远来看，我觉得正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种品格。有时候取巧一下，在有些地方可以跑在前面，但是从长距离赛跑的最终结果来看，还是要正，要把力气花在该花的地方。正直很重要，清华这个品质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