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曾用市场手段管控酸雨的美国，这次却在碳交易的巨大机会前开了倒车。让市场而不是政府来促成减排，其实一度是美国在处理环保问题上的先进之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在 1990 年代提出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制度：

在早期应对电厂因燃煤排出的含硫废气，以及最终导致的酸雨现象时，联邦政府一度也采用强制手段，让电力公司安装脱硫装置。而电力公司则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控制方法的成本花销“足以将他们送回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这种管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反复上演，直到里根执政结束时，国会已提出并否决了 70 部不同的酸雨提案。至今，美国的部分地区仍受到工厂排放导致的酸雨困扰。图片来自 Tech Times

而在 1990 年代的《清洁空气法》修正案中，政府只提出了对于二氧化硫排放的总量限制目标，同时给予一定数量的“排污许可”。对于超出许可排放的部分，企业可以自行限制生产或更换环保能源，也可以去市场上向其他公司购买配额。而政府逐年收紧排放总量，排污许可的价格也会变得很高，最终能诱使企业采取更廉价的减排手段。

“控制总量、内部制衡”，不仅在之后成为了《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全球减排协定制定时的指导思路，也促进了全球其他国家采用类似的市场手段，处理环境问题。而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所带来的金融市场机会，对于银行业来说，也是大机会。

过去十年，欧洲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有超过 11000 家发电厂和制造业企业、以及在欧洲境内飞行的飞机参与其中。2016 年，其促成欧洲整体碳排放水平同比下降了 2.6%。

虽然受经济衰退影响、以及企业自行申报排放配额的错误决策，也曾让交易价格连续数年都处于每吨几欧元的极低位置，但在调整了交易策略后，欧洲碳市场又重新趋于平稳。

相比之下，美国一直没能建立起国家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而是以那些倾向于减排的州为单位，自行设立区域交易市场。目前，美国全国的碳交易量不及欧盟的 10%，交易价格也长期低于欧盟。

对于美国发达的金融行业来说，碳市场这个每年可产生数千亿美元交易量的机会、以及背后总规模可达数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就这么被美国政府的政策割裂成了小块。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事情还可能变得更糟。“看不见的手”被钳制住了，更不用说利用这个机会赚钱了。

虽然按照正式程序，特朗普这一决定实际要到 2020 年美国政府递交正式申请、并获得通过后才算生效。特朗普也表示，他并非完全反对减排，而是希望通过重新磋商，为美国制定更合理的减排政策。但高盛集团 CEO Lloyd Blankfein 认为，在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特朗普就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

《华尔街日报》也援引钢铁行业咨询公司 World Steel Dynamics 分析师的说法指出：特朗普的决定不会马上对所有行业产生影响，但“重新讨论减排目标的协商成本很高，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才是商人们最恐惧的事。

传统能源公司经常抵制减排，但也没给特朗普口中的美国工人留下机会。这一次，连美孚、康菲和 BP 这样的石油公司，也对特朗普的想法保留了意见。他们的逻辑也简单：公司的利润来自传统能源，而一旦美国不留在和谈桌上，就更无法影响全球对于碳排放的管控了。

对于减排问题，这些传统能源公司在表面上都放弃了强烈抵抗，而是善用游说团体，希望每一次国际谈判和国内政策制定时，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小。

2015 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 Christiana Figueres 就曾发表针对六家石油公司 CEO 的公开信，请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停止对于联合国和迂回政府的游说。

解密网站 Open Secrets 的数据显示，壳牌、BP、挪威石油和英国天然气公司（BG）仅在 2015 年花在游说美国政府上的钱，合计就达到了 372 万美元。此前，这些公司就被认为差点扰乱了《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过程。在《巴黎协定》出现之前，《京都议定书》是全球范围内唯一提出过明确目标的减排协议。

他们没有因为全球的减排形势，就改变公司的发展策略——不管世界能源需求如何增长，最应该提高的仍是传统燃料的供应量；但公司的运营成本不能因此提高太多，自动化、机械化的开采方式将会替代人力开采，成为绝对主流。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退出了《巴黎协定》，他“要让煤炭工人回去上班”的想法也很可能会落空。降低对于煤炭和石油的依赖，已经是美国能源行业近年来力推的发展方向。图表来自《华尔街日报》

按照美国能源部此前的统计，美国煤炭工人的数量的确在减少，但人数本来就不多，只是从 2008 年的 8.77 万人，下降到 2015 年的 6.60 万人。而且，美国已经实现了全球最高的煤炭开采效率。彭博社的分析显示，在美国的大型煤企里，自动化设备可以使人均年产量可以达到 30746 吨，是中国目前大型煤企的 17.8 倍。

那些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煤炭企业，最可能会因为特朗普这次的决定而多活几年。美国最大私营煤矿企业 Murray Energy 此前一度出现大裁员，并宣布破产。但在特朗普上台后，这家公司立刻就开始怂恿他，让美国尽快退出《巴黎协定》。而在消息公布后，另一家私营煤企 Peabody Energy Corp. 也表示，这一举动应该能让电力行业减少对“各种各样不太稳定的能源产品的依赖”。

在全球油价暴跌期间，美国石油业也砍掉了近 70% 的就业机会，但改用电脑控制后，钻井平台的日产量反而上升了。以西德克萨斯州盆地的油井为例，这里三年签的开采成本每桶超过 60 美元，而现在只要 35 美元。特朗普将制造业及相关行业作为关注重点，前段时间还关心了煤炭工人们的处境。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而在那些离开煤矿和钻井平台的工人里，除了失业在家者，很多人其实已经在新能源行业找到了工作。在 2016 年，新能源为美国贡献了 14% 的新增就业，整个行业的就业增长率是全国总就业增长速度的 12 倍以上。特朗普走回老路上的想法，可能反而会导致这些员工的再一次失业——这是由美国早已转向相对更清洁能源的行业结构、而不是《巴黎协定》所决定的。

马斯克与汽车公司的反对，则与新能源产品的市场相关：不久前，在美国股市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尽管年销量、产能还不到通用的 1%，但特斯拉的市值连续超越了福特和通用两大品牌 ，以超过 510 亿美元的身价，成了全世界最值钱的车企。

特斯拉不仅是作为传统汽车行业的颠覆者出现。除了其智能化的程度展现出了与科技公司类似的投资潜力外，更多人还喜欢它“环保友好”的那个标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特斯拉在构筑市场竞争力时，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传统汽车厂商都如梦初醒般加快布局电动汽车时，特斯拉已经能为市场提供多款不同价位、性能稳定的产品。为了降低成本，公司的超级工厂“Gigafactory”自己生产车用蓄电池，每年能生产 100 兆瓦时的产品。在 2017 年的 TED 大会上，马斯克还曾表示，如果有 100 个这样的超级工厂，就能满足全世界对于清洁能源的储能需求。

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内部，同样高度自动化。图片来自 NPR。在马斯克的推动下，2016 年特斯拉还收购了他所创立的另一间太阳能公司 SolarCity。这事曾经饱受股东争议，因为直接卖太阳能屋顶电池板的生意不好做。但美国近 3/4 的州政府都会为这类项目提供巨额补贴，才能让这家公司的债务问题一直不至于过于严重。

至于福特、通用这样的传统汽车企业，特朗普对于传统制造业的一贯重视、以及退出《巴黎协定》后，对于上游石油行业的刺激，本来是个利好消息。

但如果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其他地区的油耗和尾气排放标准都变得更加严格，仅在美国市场推行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也是得不偿失的。通用旗下的电动汽车产品线雪佛兰 Volt。图片来自 HybridCars.com

此前在环保标准严苛的欧洲，宝马和大众的高管也曾抱怨称，公司已经在完成欧盟的要求下花掉了数百亿的资金，相对于排放标准宽松的美国和日本车企来说，这会让欧洲的汽车厂商疲于奔命地完成减排目标，失去技术竞争力。

而在大众曝出柴油发动机排放丑闻后，电动车就更加成为了欧洲车厂急需的救命稻草——跟中国的情况类似，各家车企虽然都提出了多条电动汽车的产品线计划，甚至是乐观的量产目标预测，但他们的产品目前看上去，大多像是为获取政策补贴。而美国电动车概念的繁荣背后，也有 3/4 的州所提供的补贴策略作为支撑。以近年来业绩不佳的福特为例，在更换 CEO 后，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一口气向全球市场推出 7 款电动车产品，并对已有产品进行了“腰斩式”的降价，以刺激消费。

现在也没有任何一家车企，会反对“新能源汽车是行业未来趋势”的说法。包括大众、宝马、通用、福特等多家汽车公司在内，都已经加入了这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