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渠道收紧，城投退出平台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截至2017年9月30日，银监会融资平台名单共有11734家，有2498家已经退出平台。其中，2011年退出平台数量多达1452家，而2017年以来有87家退出。

李慧杰表示，2012、2013年退出平台数量也比较多，分别为285家和241家，这与监管机构的发债要求有关，发改委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在2012年都要求发行债券的平台退出。2017年以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政策的收紧，无疑加剧了城投公司转型压力，融资渠道收紧造成城投债净发行量锐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资讯，截至11月3日，2017年城投债（中债标准）总发行量约1.58万亿元，同期总偿还量为1.46万亿元，即净融资额仅为1229亿元，而2014、2015、2016年城投债净融资量分别约为1.59万亿元、1.06万亿元、1.46万亿元，2012、2013年城投债净融资量也在9000亿元规模以上。

有券商固收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今年信用债整体发行难度增大，披露出的部分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都对今年城投债发行造成影响。随着城投信用与政府信用的剥离，投资者买城投债的偏好也在下降。

该分析师进一步指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造成城投债净融资额大幅减少，但今年部分地方卖地收入较好，加上PPP模式的推进，今年有些地方基建投资并未受到城投债缩量的太大负面影响。

有西部地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年资金在全面收紧，利率成本上升较多，加上严查地方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城投公司转型压力加大。

优势城投公司转型先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进行管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过度膨胀，最早可追溯到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经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之后，数量、规模迅速壮大，2010年之后管控态势渐严。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业内简称43号文），以及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预算法等，则成为融资平台转型的总纲，融资平台必须和地方政府厘清界限。

“城投公司转型主导权不在自己，而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如果可运作的资源有限，没有优质经营资产注入，城投要实现转型很困难”，上述西部地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直言。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获悉，相较前几年过分的焦虑，更多城投公司心态更为从容。以中西部省份为例，其基建、民生项目等支出压力较大，城投公司参与地方基建项目投资建设的职能还要继续，地方需要城投公司，但城投公司必须增加经营性项目，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不能片面依赖政府。

探索转型的路上，资源优厚的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城投公司无疑走在前头。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地方优质国资注入城投，使得不少城投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甚至成为地方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

“银川在国企国资改革和城投公司转型中取得了新突破；上海、南京、杭州对水务、公交、燃气、城市垃圾处理等公益性资产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管理；合肥、武汉在产业投资、资本运营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沈阳、哈尔滨、济南用‘大城投’的理念，对城投公司进行了资产重组”，长发集团董事长华景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其他大城投集团的转型路径。

长发集团也在开拓自己的转型路径，在旧城改造、环保、地下管廊等传统基建领域，进行投融资模式创新，引入PPP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如长发集团对长春市三环以内、166平方公里、涉及220万人口的老城区进行更新改造，项目总投资达到251亿元，就是利用PPP模式。

此外，长发集团也在借助国资国企改革的东风。华景斌表示，长发集团正在完善薪酬绩效机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资本融合的同时，重点推动机制和人才的融合。

金控平台，是长发集团转型的一大抓手。“我们不会推动整个集团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而是在集团下组建金融控股子公司。通过子公司平台，整合内部各种金融工具和资源，展开部分突围，为城投整体转型提供支撑”，长发集团董事长华景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目前长发集团金融板块业务，包括小贷、担保、融资租赁、基金、保理、证券、农商行等14种业态，还参股了部分金融及类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按照长发集团的设想，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长发金控要真正控制一家金融企业，可能是银行，或是证券、信托，作为金控平台的主业。

“主业正在物色中。对于具备经营性资产和持续造血能力的城投公司来说，金融资本的运营是企业战略规划中必不可少的板块之一，也能很好地助推城投企业转型。除了总部长春外，我们还北京、上海、香港三地布局，利用多地资源、对接国际资本市场，最终希望打造城市建设、土地置业、金融服务、产业投资四大业务板块。”华景斌表示。

不过，华景斌也直言，金控平台要良好地运作起来，还需要各方努力。金控平台从原来的平台公司转化而来，原来的体制和思维观念会束缚人们的手脚，集聚高端人才也需要更好的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