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激辩仲裁听证会

Smart King以申请人身份，将恒大和贾跃亭列成第一和第二被告。

之所以贾跃亭成为被告，是因为Smart King在最终仲裁申请中希望解除2017年12月30日签署的《收购协议》、《股东协议》等一系列交易合同，而这些合同的相对方不仅有Smart King和恒大，还包括贾跃亭本人。

2018年10月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任命一位法国籍仲裁专家Peter Thorp担任仲裁员，先行审理Smart King提出的紧急救助申请。

Smart King紧急救助申请显示，禁止恒大使用“融资同意权”，允许Smart King寻求替代性融资7亿美元。与此同时，Smart King给出承诺“保护恒大的投资利益”，不会在融资时稀释恒大股份，确保FF的整体估值不低于此前的44亿美元。

贾跃亭书面回应仲裁员，“我同意Smart King的申请，愿意遵守仲裁员下达的任何决定，包括但不限于保护恒大股份不被稀释的一切举措。”

10月18日上午，三方齐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就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仲裁员Peter Thorp主持召开口头听证会。

此次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顾问律所Baker McKenzie（该律所共计派出8位律师出席听证会）提出的三个理由，证明贾跃亭并未满足《修改补充协议》中的付款条件，“Smart King的紧急救助申请缺少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任何对紧急救助的支持都有损我们的利益。”

就贾跃亭转股问题，恒大率先发难，“贾跃亭股权受让人的财务情况和资金来源不明，我们怀疑他并未真正放弃自己的股东权益，依旧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

Smart King申辩道，贾跃亭持有的FF Peak价值14.8亿美元，“没有一个机构能在30天内拿出这么多钱，更别说贾跃亭股份受让人了。”

FF负责资本运作的副总裁王佳伟，在出席听证会时透露，恒大法拉第未来的代表（包括恒大副总裁彭建军等三人）对其口头表示，贾跃亭只要将股份让给一个外国人代持即可，他可以保留这些股份的经济权益。

另外一份证据是王佳伟、Smart King律师顾问、恒大律师顾问之间的往来邮件，发送时间是8月25日、26日（当日贾跃亭完成转股）。

邮件显示，王佳伟发送完股份受让人的护照和住址等证明转股完成的文件，询问恒大律师顾问，“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文件？”恒大顾问律师彼时回复道：“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恒大否认了王佳伟的说法，“我们要求贾跃亭转让股份，是希望他不再是FF Peak的实际控制人。这意味着，他不仅不能是FF Peak法律意义上的股东，还必须放弃他作为股东的实际权利。”

仲裁员Peter Thorp对此争议的个人看法是，“按照恒大律师的要求来看，贾跃亭的转股证件文件是充分的。而且恒大律师此前让Smart King相信，这些文件已经够了。”

此外，在贾跃亭辞去Smart King和FF相关公司所有董事和副董事长之后，恒大仍不满意，“他有可能作为“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也就是幕后的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在中英文中的涵义稍有不同，中文的字面意思可能是实际上的控制人，英文的字面意思则是终极大股东。《修改补充协议》中关于实际控制人的条款，是否意味着贾跃亭需要放弃其持有股权的法律拥有权和实际拥有权。我认为在现有语境下，这尚不明确。”针对恒大对贾跃亭可能是“影子董事”或“事实董事”的指控，仲裁员Peter Thorp点评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恒大想在此后的最终仲裁程序中说服仲裁庭，则需要承担相应举证责任。”

在听证会上，恒大再次援引广州南沙区针对贾跃亭“失信被执行人”的函件。

仲裁员对此保留意见，他只是推测道，“在最终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有理由相信，恒大过于依赖政府机关的意见，导致在判断贾跃亭提供的相关证据（辞职和转股）时不够谨慎。毕竟，贾跃亭客观上满足了恒大的要求。”

仲裁员在一次小结中表示，尽管他“不能也不应该”对最终仲裁走向做出预判，但他相信，Smart King有机会在此后的程序中说服仲裁庭，贾跃亭的转股和辞职已经达到恒大规定于《修改补充协议》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