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先行者：保险。从昔日的“狠来了”到今日的“NOT CARE”，十余载开放亦让先试先行的保险机构之心态日趋成熟。与之对应，怎样维护公共利益，如何适度监管亦应提上议事日程。

王和解释，中国保险市场，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关注的重点，在他们看来，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充满诱惑，充满想象。 WTO更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保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代表团与美国、欧盟谈判的焦点。但当时，开放银行和证券行业的时机仍不成熟，这是谈判需要坚守的“底线”。但谈判总是要有退让，因此，最终结果是：保险业率先开放。

“WTO谈判结果，意味着要把一个还处于‘学步’中的保险业“扔”到国际保险的大舞台去，与那些国际保险‘大咖’们‘同场竞技’。”王和说。

他举例说，中国保险业不仅没有被“狼”吓倒，更没有被吃掉，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与壮大。2017年中国保险业以36600亿的保费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偿二代”（CROSS）已成为中国保险靓丽的“国际名片”。中国的保险科技创新也令西方同行们“刮目相看”。

在王和看来，与当初相比，今天的中国保险业，需要面对的更多是发展中的矛盾、问题和困难，与此同时，更多的是从容、自信与坚定，以至于在2018年4月，当国家宣布进一步扩大保险业的开放程度时，中国保险业已是“波澜不惊”，因为，此时的中国保险业已在思考“走出去”的话题。

事实上，“就今天的中国保险市场而言，如果从股权结构的视角看，外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的程度已经不低了。”王和认为。

的确，按照郭金龙的话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外资险企数量逐渐增加。据其分析，截止2017年底，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了57家外资保险法人机构，其中财产保险公司22家，人身保险公司28家，再保险公司6家，资产管理公司一家，下设各级分支机构1800多家。保险中介机构方面，共有13家外资中介机构，其中代理公司5家，经纪公司6家，公估公司两家。此外，共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141家代表机构。但是，外资财险公司数量从2014年至2018年2月一直保持22个不变，以及外资寿险公司从2013年至2018年2月保持28个不变。

不过，在郭金龙看来，随着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渐落实，未来外资进入保险业的组织形式将会更加灵活，在合资公司中可以谋取控股地位，甚至可以独资子公司的形态经营，从而增强了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灵活性与自由度。保险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有效的缓解因之前寿险只能以合资的形式设立保险公司而导致外资寿险没有主导权的状况，并且也有望改变外资险企份额占比较小的局面，我国保险主体会逐渐增多，外资寿险业务将会加快发展。

当然，一位前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说，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初期更多关注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下，需要开放的逻辑和路径—-即“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扩充市场主体容量、改善金融资本结构，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就此，“监管能力能否同歩匹配，大开放对金融市场有多少负面作用乃至国家金融安全等评估和把控往往滞后，这一点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前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称。

而于人于事，如何在某种热潮中保持清醒，亦犹为重要。“不是不要开放，也不是开放没有好处；只是各国经验显示开放从来都不简单。”王和说，他认为，金融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且涉及公共利益与安全；而目前我们的国民消费者金融消费意识较弱，此背景下，金融仍需强监管。

“这点从近年来的金融乱象已显露端倪，其最终结果总是弱势群体付出代价。因此，金融的对内对外开放均要把握一个度；均要维护公共利益，坚持适度监管。”王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