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经济学应回到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

每经实习记者 杨珏轩 发自广州

“我的确看见了马的缰绳和嚼子，但是有血有肉的马在哪儿？”科斯在《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所引用的这句诗，也许最能表达他对经济学及经济学家的要求——回到有血有肉的真实世界。“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至于怎么回到真实的世界，他给出了他的答案——新制度经济学。

1937年，27岁的科斯发表了论文《企业的性质》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1960年科斯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 这两篇著名的论文凝聚了他主要的学术理论，也为他赢得了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

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尤其推崇《企业的性质》，他这样评价这篇天才作品，“这篇论文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它向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市场那么完美，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周春生教授介绍道，“科斯回答了这个问题：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他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

而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周春生教授认为这样的理论对目前的中国依然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2008年7月14~18日，科斯教授以98岁高龄，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中他动情地说道：“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如今，伟大的经济学家与世长辞，把思考留给中国。

科斯主要学术生涯

1929年

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以前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授的阿诺德·普兰特

1931年

通过了商学士考试并获得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旅行奖学金

1934~1935年

他在利物浦大学作为助理讲师任教；1935年以后，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

1931年

27岁的科斯发表了论文《企业的性质》

1946年

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负责教授主要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原理，并且继续对公用事业（1598.113, 6.17, 0.39%）特别是邮局和广播事业的研究

1950年

科斯借助于一笔洛克菲勒研究员经费在美国花费了9个月研究美国广播业，出版了《美国广播业：垄断的研究》

1951年

科斯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

1960年

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

1979年

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称号。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为法律与经济学方面的一名高级研究员，在研究工作上仍然十分活跃

1991年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曾计划今年10月来华访问/

按照计划，科斯在今年10月份来华访问，以了却他一生的夙愿。然而，梦想终未了。9月3日晚间，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怅然地在微博上写下，“惊悉科斯教授辞世，悲痛难言，不想他距中国一月之遥。”

早在1988年，科斯写信给盛洪称，“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时至今日，科斯留给后辈的精神钻石在熠熠闪光。站在中国的角度再回溯科斯的一生，这个学生时代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真实现状有过仔细的观察，比如他曾强调，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大大低于美国，发展水平依然较低。所以，科斯不建议中国花太大精力学习西方，而应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教训。他说：“中国能从自己的过去中学到很多教训。这些才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经济学者易鹏说，科斯的经济学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光荣，尽管他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理论影响了中国人对时代的认知，“对于我们喜欢的经济学家和他的思想来说，影响力总是不够大。不过，科斯和在他前后被引进中国的经济学家相比，他的影响力更为持久，当比他长寿的生命还远为长久。”

兴业银行（11.25, 0.01, 0.09%）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科斯对中国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促使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为经济学家所熟知和推崇，而中国恰巧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科斯理论正好有用武之地。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越来越少，市场的力量和作用逐渐显现。这是其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微博]认为，科斯的理论给中国带来两大启发。第一：政府应该努力简化行政流程，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第二，目前中国非正常交易的成本太低，正常交易的成本太高，造成了经济扭曲。政府应该着力改变这种现状。他举了一个地沟油的例子。“之所这类非法交易太多，就是因为交易成本太低。惩罚与违法获利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