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是市场机制创造财富的前提：打击贪官期盼清官是条不归路

科斯定律又称“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这个定律最通常的解释是养牛与种麦的博弈。这例子说，有两块相连的土地，二者地主不同，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牛群跑到麦地去吃麦，造成损害，怎么办呢？是制止牛群？

中国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道德先行，所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你不想让他人的牛吃你的草，那么你的牛也不要去吃别人的草。否则，“灭你九族”，并且定义你为“道德小人”。我相信，中国的父母官们大多就是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多高明的“和稀泥”逻辑。

那我们看科斯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吧，科斯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只要双方的权利有清楚的界定，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根据市场收益来确定是让牛吃草（牛的价格高），还是保护草场少养牛（草的价格高），然后协商利益分配。

由此，我们看到了科斯定律的伟大之处，这种伟大的地方在于，它强调的是“己所欲，施于人”的产权逻辑，你想多赚，那就也让别人多赚（前提是承认别人与你有一样的财产权利），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市场标准交易。

对比孔夫子式的道德处理，与科斯式的市场处理，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显然最大的不同是社会收益变了，在科斯的情况下，社会的净产出增加了，交易双方都增加了，这是赢的办法。相反，孔夫子的办法下，双方的道德得到升华，社会的道德也得到维系，但既定资源下的产出潜力被压制了。

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道格拉斯-诺思，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起源》。通过大量史实证明，西方列强超过中国这类文明古国，并非是由于技术进步，真正的动力是产权保护，特别是对企业产权、知识产权以及继承权的保护，由此创造了西方的文明。

这一逻辑如果放到中国，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落后，并非是由于贪官太多、皇帝无能、科技不发达，而是因为“道德替代规范”，“道德替代市场”，社会获得了表面的稳定，但生产力却下降了。

是的，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证明，中西方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西方国家走的是科斯路线，要想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走的保护产权，为企业减税，紧缩赤字，鼓励市场自由交易的道路，比如美国80年代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模式。而“以德治国”的中国或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大多走的是“打击贪官，弘扬道德”的“清官”道路。

我相信，如果没有科斯的洞见，我们很难如此清楚地看清两条道路之不同，而有了科斯定律，任何一个有初中水平的学生都会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理念，用来调节人际关系是很好的原则，但用来管理国家，用来发展经济，那就是个死胡同。那些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商们，可能不懂，“清官”恰恰是法治最大阻碍。

是的，致力成为科斯道路下的“法官”，还是成为孔夫子道路下的“清官”，这是一个问题，也是科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留给中国人的宝贵遗产，尽管他是个英国人。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实战型战略管理专家。）

企业的诞生创造了合作，这不仅是双赢，还是多赢。因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无数的小商贩合作成为企业，社会创造财富的整体时间就多了，资源就可以得到极大利用，这便是西方财富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反过来，大家可以想象清明上河图那么繁荣的小商贩，为什么开展不成企业？）。

讲清这一点，我们就突然明白，当西方在用企业替代价格机制，从而创造出大批企业来创造财富的时候，中国却选择了用道德来替代法制。这一替代在明朝达到顶峰。

为什么会如此？《万历十五年》回答，原因在于“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纳、社会秩序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

原来问题出在对官员的考核KPI，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维稳）”与地方财政的“土地财政（田赋）”，市场与企业的发展不仅不在考虑之列，而且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超越道德与四书五经）。

反过来讲，最好的维稳，实现土地财政的办法，就是用道德伦理调节冲突，用礼义强调秩序，再加上“灭九族”的公安体系，整个社会就平安无事了。

那就没有官员想做事吗？当然有，但《万历十五年》在“第五章海瑞”中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使有海瑞那样的“地方官具有好心，他也绝没有可能对有关人权和产权的诉讼逐一做出公正的判决。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

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

这就说明了，以“维稳”与“土地财政”所建立起来的行政体系，是一个“和稀泥”的麻将体系，碰到“事”就“和”。

“和”的“点炮方式”有两个：一个是道德说教，另一个是“监狱”暴力。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完全“不干事”而又很“平安”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不出事是最高原则，如果你真要做点事，就会发现体系完全不支撑。

如何改变？还是回到科斯定律那儿找答案，如果中国社会的变迁能够在科斯定律中得到清楚的说明，至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世人为什么如此崇敬这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