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海普瑞还没上市时就退了出来，但杨向阳不觉得自己失败。“从生意本身来讲可能并不是很成功，但从天使投资的价值上我觉得成功了。因为我培育了一家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另外，我坚定地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干细胞是整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方向。所以我就做干细胞，还有北科生物，不仅在中国做，我在美国也做，那里是技术的源头。我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方向，而不是先看人，人再好，他代表的方向不对也不行。”

杨向阳非常不喜欢的一类创业者就是，一上来就告诉你他这个产品或方向有多少潜在用户。“这听都不用听，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脑血管以及各种癌症，这些需求是刚性的。这不是你的强项，你不用谈这些事，咱们就直奔主题来谈吧。”

一旦确定方向，杨向阳喜欢给创业者画个时间轴，也就是倒推。经常有创业者告诉杨，我这个产品三年就能经过审批上市，杨则会说，那你两年半应该干吗？两年的时候应该干吗？一年半的时候又应该干吗？一直推到半年，一推就清楚了。

在生物医药领域，杨向阳面向的创业群体都一个特征：大多是科研室里出来的。如果你问这些人有什么短板，杨则会反问：他们有长板吗？杨向阳经常遇到这样的创业者：先是跟杨来谈，说自己的项目有多好，别的投资人要给他多大的投资额，“但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我这，”杨说，“在这个领域，起步投资没个千八百万根本不可能，光建个实验室有可能就得上千万，你八字儿还没一撇呢，谁敢投你？”

杨把生物医药领域的天使投资看做是系统投资：不仅仅是给钱，还要给服务、给资源。“你说科研室出来的技术型创业者，除了他那点专业技能，他能搞定药监系统吗？能搞定申报系统吗？这些程序他们都没走过，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沉淀近20年了，都不敢说指哪打哪。”

“虽然我也很愿意更多的天使投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早期项目里来，但这是不现实的。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不能说没有成功的例子，有。但是就比起这些想做天使人的心理期望来讲，难得多了。”杨说，他其实一直都很焦虑。

这种“难处”还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周期特别长，坐得住冷板凳至关重要。杨笑称，这么多年来给自己带来最大投资回报的项目来自非生物医药领域。“不过还好，在这个领域也没赔多少，会慢慢开始收获的。”杨向阳说。

从脚踏实地赚大钱的生意，到仰望星空搞创新，杨向阳说自己有一种兴奋感，这种兴奋是“从年轻到不年轻”。但是，杨向阳很快就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新药研发受制于两个市场。首先是产品市场，无论多好的药，要进入各个流通渠道，尤其是医院，难上加难，这里面需要打通的环节太多了；其次是资本市场不支持，也就是没有规则，什么企业能上市，什么企业不能上市，没有定论。

对于开始做投资的杨向阳来说，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持可能挑战更大。在美国，生物医药领域新企业的发展一般是这样的流程：一个教授学者或者研究小组在某个领域有想法，可以在机构里申请资助，如果觉得有价值就申请专利，有了专利他们就可以做公司，早期如果缺钱就找到了风险投资，这笔钱用于把专利公司化，从想法的产生到这个阶段一直有政府的支持，项目会继续往前走。美国的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领域有很大的支持，这种公司不需要走到产品阶段，在一期临床时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市值都很高。那这种情况下做天使投资比较有规律了。

“但在中国做创新的生物医药就完全不同，很多互联网项目的启动资金可能100万就够了，但做生物医药给100万也就是两个科学家一年的工资，实验室都没法建，实验条件都没法实现，而这一块目前我国的公共配套还很不完善，很多辅助生物医药领域创业发展的配套环节和基础设施欠缺，”杨向阳说，“我如果一直做IT、互联网的投资，这十几年怎么也能碰上一两家明星公司吧，但回首这十几年的历程，我很开心、很欣慰，不管自己在金钱上得到多少回报，最起码通过我们这十几年的努力，生物医药在整个中国成为非常热门的领域了，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很多VC/PE争相去投资，把很多资金引入到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海普瑞、赛百诺。”

杨向阳说自己是因为“无知”才进入生物医药行业的。那是上世纪90年代，在地产、贸易领域淘得第一桶金之后，杨发现了一个新的暴利行业：仿制药。那是中国市场化以来最缺医少药的时代。“那时候要想弄批先锋或者抗生素什么的，都是卫生部长带队到深圳来，因为这里有专门从事进口药贸易的窗口公司。”杨向阳说，那时候的药就是稀缺资源，但是仿制药品的出现，解决了中国人的基本用药问题。

以创业者身份进来的杨向阳看到了仿制药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需求巨大，其次仿制药的成本很低，这种低成本体现在动物实验和临床费用上，同样的一款新药，在中美两国的成本有着天壤之别。短短几年时间，杨向阳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著名制药企业”的崛起，但他深知这里面的名堂。“同样拿出2000万，一家企业搞研发，一家企业砸广告，即使前者的产品比后者好很多，它还是卖不过后者，”杨向阳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不是靠产品说话的，它是靠营销说话的！”

对于80年代后期在清华学习和生活过的杨向阳来说，这不是他希望的一种创业方式。他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着赚钱的仿制药生意不做，去搞什么新药研发，累不累？”杨向阳的回答是：我就不明白，当有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国人总是认为他在唱高调，这就使得很多人羞于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