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嘉诚之六：下一代商业领袖，“今天科技领域推动着各行各业实际的改变，这次改变，本质上与2000年完全不一样”

财新记者：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问题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AB股制度或者阿里巴巴所称的合伙人制度，不利于保护小股东权益，也有很多人支持马云的看法，认为唯有创始人才真正关心企业的未来。作为一名杰出的商业领袖，你是如何看待企业创始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怎样的治理架构才能保持企业的良性发展？

李嘉诚：首先，对于港交所的决定和运作，不作评论。

另外，马云先生年轻有为。对我们民族来说，最重要是代代有杰出企业家，能够投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见到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我内心只会为他们鼓掌打气。就如朋友打高球时又远又准，我们也会高叫一句：“好球﹗”

财新记者：提到马云，他前段在香港见记者时说到，如果上市成功，阿里巴巴市值比香港四大地产商加起来还要多，香港这套做法已经过时。你怎么回应？

李嘉诚：年轻人、中国人有新的做法，真的是好事，我们需要多一点人才，这只会更好！绝不会因一句话而介怀，可能人家也误会他。

财新记者：你在新科技领域有很多投资，如何点评全球最近一轮的互联网企业并购潮？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现在这些高科技企业的估值已经很高了，有人认为将会出现2000年前后的dot-com泡沫破裂事件，对此你如何看待？

李嘉诚： 我个人认为，今天科技领域推动着各行各业实际的改变，这次改变，本质上与2000年完全不一样。 我跟很多年轻创业人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有股很大的热情，改变着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他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若今天这个行业能重新开始，我们会以今天的模式运作吗？”以科技改变运作的方式，是很大的动力，特别是那些能带给现状更高效，更精准运作，更价廉物美的选择！各行各业，都要对运作上的改变高度注意。

财新记者：你和几位香港商界领袖已经站在顶层几十年，再没有出现像你们一样的人物，给外界的印象是香港商界领袖无人为继，这是香港整体营商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如何评估中长期香港商界的发展？

李嘉诚：香港代代都有能人，今天他们都受到良好教育，只要专注企业发展，敢于面对挑战，放眼四海，机会多的是。

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接受眼前的失望，但必须永不放弃希望。”（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专访李嘉诚之五：下一个大机会：“全球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对劳动力带来的挑战”

财新记者：过去几十年，香港地产是一个大机会，然后全球化是一个大机会，中国市场爆发是第三个大机会，这三个机会你全都抓住了，下一个大机会是什么？

李嘉诚：无论美国，以至全球，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对劳动力带来的挑战。基层劳工的边际劳动力可以是零的。

每间公司都花尽心思提高竞争力，用科技、用数据开源，那么如何节流？随着产业机械自动化，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少，一些工种的失业情况只会持续增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唯一出路就是靠投资教育，推动改革，培养下一代懂得解决问题、懂得沟通等计算机不能取代的能力。

产业有两种，传统事业还是会有的。至于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马上抓住。

以制造业“改进过程”为例，有了科技，生产过程只会不断优化，对未来的制造业带来很大变化。你看这个杯子，现在是用自动化技术制造出来的，若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等於在制造过程中注入“思想”，它能够告诉你如何改善生产。

从前工资便宜，土地便宜，现在未必是绝对有利的条件。以中国的制造业来讲，现时面对不少挑战；最近有一种儿童用的手表手机（Myfilip），跟手机互通的，生产过程只在办公室里进行，180万元的投入资本，就可满足一万个产品的需要，根本不需要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而在中国设厂生产，因为所用的工人不多。

再比如说，我有部分投资的一间以色列公司Kaiima，发展了一种农业新技术，用一样的水，一样的土，农产量可以增加30%，并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这个不得了！我原本打算，帮中国争取五年的先机专利，帮助农业增产，但可惜最终没有成功。

在以色列，当地的土壤不太好，当地人就说，“土地不能滋润我们，我们就用脑袋滋润土地。”

我是一个傻气的人，如果没有傻气，不会办汕头大学一办30年。如果为了赚钱，为了名跟利，要我鞠躬屈膝，我不肯的；但如果为了自己的基金，教育、医疗，或者民族大义，我就都可以做。

专访李嘉诚之四：全球化投资心得，投资法治完善国家，回避福利陷阱国家

财新记者：你是投资全球化较早和最成功者的华人之一。你怎样在全球作战略布局？

李嘉诚：集团现在全球52 个国家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中东、欧洲以至远及美加、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的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集团平衡营运风险。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定律中，行业间会在不同时期出现不一样的周期性发展，例如，有些时候能源行业会表现较好，有些时候则是地产或零售行业较好。长和系业务的全球性布局，使我们即使面对2007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仍然能够保持稳健发展。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必须留意投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要抱有高度警觉，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去保护股东的利益。

公司自1980年代起已开始海外投资，因为当时我知道香港的几百万人的市场发展规模是有所限制的，今天证明这决定是健康的。例如我们全球的零售店铺有12000家，其中香港只占600多家，假如在香港多开300家，就算是增加就业，但批评将不绝。目前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约三分一。

过去多年来，公司在许多国家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例如加拿大、英国、澳洲、荷兰、意大利、瑞典及奥地利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明白，为营商者提供稳定的政经环境是非常重要，商业发展成功才能为社会带来就业及繁荣。一直以来，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及资产布局，视乎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经状况而决定。

集团以香港为基地，绝对不会迁册。我们常常积极寻找香港的投资机会，然而因政府的政策很多时候令人消化需时，故我们在港的投资步伐或未如其它国家地区那么快。集团继续保持一贯稳健务实的作风，确保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业务仍能保持佳绩。

财新记者：你旗下集团近年在欧洲市场大举收购能源公用行业。你如何整体评估欧洲业务？业务重心向欧洲市场倾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嘉诚：欧洲经济复苏迹象越见明显，其中德国预期2014年的GDP会有1.7%的增长，至于北欧其它多国的增长都是乐观的（根据欧盟数字， 今年第三季欧元地区（EA17）及欧盟（EU28）的国民生产总值， 按季升0.1%及0.2%；与去年同期比较， 欧盟（EU28）更是上升1%），连情况较差的希腊，GDP“负增长”亦有放缓，因而集团在欧洲的业务前景是可以说审慎乐观。

欧洲各国本身亦拥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给予内地及香港人不少投资机会。

集团在瑞典、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均经营业务，生意挺好。如北欧的几个国家，经济非常好，现在的奥地利比德国还要好。集团2013年在欧洲赚的钱已比2012年多，相信2014年在欧洲赚的钱还会比2013年多。

当然，欧洲有一些国家的经济有问题，如法国被福利主义“拖死了”。我们在法国有业务投资，但不是非常大，有一天法国一位部长与人数不少的随行人员来港与我见面，问我为什么在英国有这么多投资，而法国则比较少？我说，我在英国做的事在你们法国做不来的：第一，英国的税率是20%，你们的税率却是全欧洲最高的；第二，按英国的法律，今天企业控告政府，输了，明天再来投资，英国政府仍会欢迎；第三，法国经济差，但无法调整欧元的汇率，英国政府需要时可以将英镑汇率下调，缓和经济问题。

财新记者：环顾全球，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时刻。美国QE正在退出；日本搞安倍经济学，三箭已发。中国、日本、美国，这些重要的经济体都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影响都是世界性的。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反馈，这是当前投资者面临的复杂现实局面。你有什么建议？

李嘉诚：先说美国，美国面对问题也不少。本来，随着页岩气和石油这些天然资源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多元竞争力是领先和灵活的。美国宣布短期间可于页岩生产的油或天然气，可令美国有足够的能源自给自足，但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专家们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容忽视。虽然有人相信美国的能源将能够纾缓美国部份赤字问题，但现在不少人对此大有怀疑。

至于日本，跟随美国大量印制钞票，制造通胀，有利出口，但日本面对资源欠缺和人口老化的威胁，其制造业的劳工平均年龄是40多岁，而韩国是30多岁。

中国的新领导层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策，将能引领国家走向正确和辉煌的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是最大的经济试验。三十年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沿途纵然有波折，领导人无畏无惧，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这种决心，对美国和日本当下面对的困局，是可以借鉴的。

美国经济较欧洲容易复苏，美元仍属世界第一货币，对于人民币，改革路途无论有多困难，只要能够自由兑换，国力就会更强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别人要沽空并不容易。因此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美国负债大，财政问题不容易解决，赤字不断增加，不过美国可以印钞票；日本的国民爱国，也通过印钞来改善经济，但其经济根基不及中国；如果中国能实现自由兑换，那么这个地图就更大了。

专访李嘉诚之三：香港须自强，“不要被社会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

财新记者：面对近年的内地与香港矛盾问题，包括高铁事件、奶粉风波，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是否可以推论，普通港人认为他们从内地的经济腾飞中获得的福利有限，而受到的冲击更大？你认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应该如何化解这些矛盾？

李嘉诚：正如我之前所述，香港人是很真心的，我们不要被社会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我相信，认真沟通和包容，可化解矛盾。

香港地方小，若因为资源安排分配问题，令到部份香港人有所感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应该真心欢迎所有访港旅客，正如我们出外旅行，也想得到别人的礼待，若对旅客说出一些令人难受的说话，那是不应该的。针对资源不足，导致市民不便的问题，政府应尽快检讨。

财新记者：最近《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万人上街游行反暴力和力撑新闻自由。对于接连有香港传媒高层遇袭或受恐吓事件，你如何看待现今的香港传媒环境以及舆论监督能力的转变？

李嘉诚：当看见刘先生遇袭的新闻，我是心伤的，无论任何原因，暴力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法治对香港是最重要的，如果香港没有法治的话，我们便什么都没有。新闻自由亦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如果香港没有新闻自由，在我们来说是很大损失。

财新记者：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推出，对于香港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冲击，因为香港过去引以为傲优势，如一些开放的政策，随着内地的开放，这些优势将逐渐减弱和消退，在这种情形下，你如何评估内地进一步开放对香港的影响，香港应该如何应对？

李嘉诚：上海是内地开放改革以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城市之表表者。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很多专业、商界来说，这是天大的机会，很多朋友恨不得立刻参与。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综合看来，自贸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旅游服务、金融保险等多项业务，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合作的机会多得很，对香港商界都是好事，我亦要说一句我一向服膺的话︰“自强不息”！

自贸区产生的涟漪效应，香港也会受惠。此外，认真地与广东合作，对香港来说亦是生机处处，不少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在双方由衷合作的基础上都会得以解决。

我在2001年应邀出席官员和工商界云集的香港总商会140周年庆祝晚会的演辞内容中提到︰中国即将加入世贸，大中华地区的理想投资环境，无异是香港的一个大宝藏，与其它地区相比，我们更了解内地的运作和拥有敏锐的世界市场触觉，加上香港优厚的融资能力及财务经验，与内地可相互配合，各行各业均有无限商机。例如由我领导的企业，一直以香港为基地，十多年前（90年代初）开始大力投资海外和国内，迈出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我觉得港人需加强危机意识。虽然这个说法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不过若要向前迈进，必需具有危机感的态度，不能因为长期生活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而形成自我膨胀的心态，忽视其它地方的潜力和优势只会僵化自己。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其实已于十多二十年前开始，但可能香港由于需应付回归的问题，未有就经济的转型作出相应及有效对策，近年内地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力迅速发展，我们需要思变求变，懂得别些地区的潜力，化为自己的“东风”，得与竞争对手并驾齐驱。

香港需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要知道由内地及海外引入优质专业人才，不一定打击本地员工的士气，经济一进入良性循环，必然会带动及制造更多就业机会。于1990年代初期，以色列在俄罗斯犹太移民大量涌入之前，原本只拥有6万名工程师，不足够应付高科技先进产业人才的殷切需求，随着80万俄罗斯移民进入，带来了20万名工程师，问题得以解决，并带动经济发展，值得香港借镜。

以上是我12年前对香港说的话，今天已一一应验。

专访李嘉诚之二：“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

关键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会，就是能够制约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力

财新记者：现在的香港，任何的一个小问题都会被扩大演变成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你认为怎样才可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关于良性民主过渡，我经常认为，有权利选择，是一种福份。

何谓良性民主？任何机制的讨论，都先要有定义。我认为，健康的民主社会，讲求法治、包容和多元。如果一个社会思维封闭，民主制度的作用也不大，也不会让社会更加开放。我们要在社会责任和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不能只看重权益，轻视责任。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税？根据香港税务局资料，（2011/2012年度） 5%人口承担了91%的薪俸税收。

近年经济学有一热门讨论，就是“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提出的经济学者Tyler Cowen认为，受薪者的收入与福利与其能产出的经济效益不对称，是今天经济复苏下失业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据闻有些外国大企业今天聘用高管，面试问题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员的经验？”简言之，科技带来的替代性挑战更明显时，企业为了竞争力，只能投资效率和聘用高质素的员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适当地向商界增加税项，例如增加0.5%商业税，只要定点用于对持续教育和再培训的投资，协助提高本地的就业质量，增加年轻一代向上流动的机会，我是支持的。我也赞成政府对小企业或特别新科技行业特供低税率或免税待遇，以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2017年普选对香港社会的意义？以及普选前，香港社会潜伏的挑战？

李嘉诚：我85岁了，和一个17岁的青年，看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我和他所看到的未来，也是不一样。谈论选举制度，要85岁的人，为17岁的人定义一切，那是很危险的事。我连自己的子孙将来会做什么，我也说不到。

民主有多种模式，民主制度，最重要与政府权力作出平衡。但具体要怎么做，交由大家讨论。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更是开创先河，在历史和国际上都是独一无二，我相信香港人有足够智慧作出决定。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Politics is not a game. It is an earnest business。“政治不是权力游戏，而是很认真的事务。”一个要为香港人服务的领导，怎可能不爱国家、不爱香港？

香港是我的家，一直是个和融社会；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是包容、热心，有正义感，对国家富有感情。你在香港问路，尽管香港人和我一样，说着不咸不淡的普通话，也会用这不标准的腔调耐心回答。内地遇到天灾，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

因此，我们不要被社会一些表面现象，扭曲港人对民族认同的心；或许，香港正经历一种身份认同的痛苦和挣扎，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要继续大量投资教育，创造机会，提供公平公正、有制度的社会，这是持续稳定繁荣的基本因素；对于国家民族，自己的家，香港人是很真心的。

财新记者：自从香港回归以来，经历了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以及专业人士治港几个阶段。管治当下的香港，应由哪些问题重点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你认为面临最急迫解决的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应具备哪些才能与素质？

李嘉诚：关键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会，就是能够制约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经济转型，传统工业式微，服务业和金融业取而代之，专业机会不足便影响上流机制，基层劳动力需求大又未能满足，供求失衡，贫富悬殊特别明显。

香港如何提高长远竞争力，是关键所在，政府推政策时，须经深思熟虑。大家都知道我有投资一些创新科技行业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谈过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建议，令我很感动。

他们跟我说，“对于科技技术显著，前景明朗的公司，从商业策略考虑，你们当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资；相对于一些公司，你在考虑与不考虑之间，我们政府会以政策鼓励你作出投资，政府甚至愿意也参与投资，但只出任没有话事权的共同股东，以分担你的风险。”

我问他们，不怕被批评“官商勾结”？他们说：“这是我们存在的原因，要为我们国民提供机会，就需要投资社会。”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假如在香港这样做，一定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争先痛斥一番。

香港政府推创意产业，是为了社会效益还是提高个人地位？政府要提出具创意的创意产业政策，能承担社会压力吗？科技主导未来，社会要创富，才可纾缓贫穷问题。

一个有责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员，应该抱着“输了就是赢”的心态，只要政府投入资本，即使未有回报，也会产生社会效益，这已经赢了，因为这样才可以推动商界参与，启动产业齿轮。

香港人才济济。社会怎会不认同一个真诚为社会、为百姓服务、懂得处理与各持份者关系的领袖？一个对事情看得透，对民情敏感度高，连微细变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运用资源，怎会不受欢迎？

财新记者：有人说，香港是商贾的香港，是四大地产家族的香港，是执政精英通过吸纳经济和金融精英参与来控制社会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在2017直选大望之际被动摇。你如何看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商界垄断和政商关系的演变？

李嘉诚：不清楚何谓四大家族。集团旗下业务，99.9﹪也需要与同行剧烈竞争的。惟一被视为垄断的，是公用事业，除了我们的港灯，还有中电。港灯是我们买回来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润管制协议的规管。

有些行业也不是完全开放的，一些专业，亦有“拒外”的行规，如大律师、医生等，以确保本地人才的竞争力。事实上，政府本身也是雇主，有很多工程在进行，政府是最大的外判商，对于怎样输入外劳问题，亦应与有关各方面磋商解决。

香港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只批评商界，一定要对症下药，“造大个饼”，增加机会，才可健康发展。

财新记者：你是否认同香港巨商阶层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的判断？是否会成为香港民主化下一步的主要受损者，执政者与底层夹击的目标？

李嘉诚：香港有很多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都是“踏足香港，心怀内地，拥抱四海”的。香港有大量资金自由流动，只要企业有持续竞争力，对于从商者，黄金机会永远是靠努力创造的。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香港政府，没可能不继续支持商人，使经济持续发展。一个有清晰思维的领导，就会明白，只有缔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才可做大做强，推动经济，就如习近平主席坚持改革开放，将会带来更多奇迹，为国家经济开创康庄大道；他亦重申，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富足，对推动良治的坚持，将燃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在全球一体化下，国与国之间竞争越趋激烈，科技不断创新，社会要有健康流动，就一定要投资教育、创造未来。

专访李嘉诚之一：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

“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财新记者：民粹主义近年在香港开始出现。背后根源是什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怎样才可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全球均要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对各个政府来说，是颇为困扰的，但切忌“情绪政策化”，因为这是个大滑坡，会造成恶性循环。

我自己是穷出身，经历家徒四壁的滋味，这是刻骨铭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

面对社会基层问题日渐复杂，只从扶贫的思维出发，是解决不了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遗憾，不少政客只会推波助浪，结聚愤怒，视之为得到选票、得到权力的平台，比聚焦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如果社会因为太多纷争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政策没有朝气，对任何阶层，都没有好处。

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解决跨代贫穷，教育改革是必由的，投资教育失当、推行教育改革不当，是对未来的一种罪行。面对科技日新月异，工业化替代力日强，精准自动化，给“生产队伍”提供再培训，已是刻不容缓。

香港在创新科技的投资和发展，一定要急起直追，因为科技主导未来，高质素和创新的工业尚有发展空间，社会要创富，要机会多元，才可纾缓贫穷问题，这些应是政府领导层份内所应为的事。近年澳门的博彩业越来越旺盛，为香港带来不少工作就业机会，例如酒店业、装修业；但只看香港失业率3.3%，便认为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素质是非迫切，这等同在制造明天的问题。

如看数据，香港从事“创新科技”的人数，看来不错，但若与其他地区比较，有关就业的本质和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可同日而语；按香港政府的数据，从事“创新科技”产业的约有3万人，以香港360万就业人口计算，即每1万人，就有约80人从事创新科技；但观乎其他权威统计，其他科技产业成绩显著的地区，例如以色列，他们拥有最多的科学家、科技人员、工程师等，每1万名雇员，就有140人从事相关行业；美国则是85人，日本是80人，台湾是45人，新加坡是32人，香港在同类统计中却没有排名，香港的创新科技人才，有多少是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香港的政策和环境真的配合“创新科技”发展？真正优质的就业环境，应该让每个人的能力，在多元产业下得到最大的发挥。

财新记者：你觉得香港应该怎样鼓励创新？

李嘉诚：我们看看新加坡和香港，基于两地的社会和营商气氛不同，香港相对来说，在鼓励创新上不容易。新加坡的舆论不会对外资在当地获取盈利而有所批评；对于解决劳工问题，新加坡在输入外劳方面更为进取，但失业率不比香港高；新加坡没有中国作后盾，先天条件甚至没有香港那么好；新加坡重视睦邻，要兼顾国防开支，香港则没有这样的负担。然而，新加坡在创新方面却非常成功！

1997年时香港的GDP跟新加坡一样，但今天新加坡高于香港最少三分之一。香港一定要提高竞争力。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20多年前，当你来到香港，也许人人都会期冀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会变成李嘉诚，这也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精神所在；然而当下，没有人认为自己有机会能成为李嘉诚。”一名香港最大英文媒体的掌门人说。

接受财新专访时，李嘉诚言词谆谆。香港的骄子，香港过往成功的最具象符号，今时市井间所指“地产霸权”的盟主，85岁的李嘉诚为香港的未来指路，以白发人之身谈创新，这一历史性的吊诡，意味深长。

是的，香港不能只有一个李嘉诚。

如此“超人”：意识到香港难局的，并非只是政商界人士，香港“不得不求变”已成社会主流意识。问题是朝何处变？

今年春节前，一部名为《遇上1941的女孩》的音乐剧在港颇受欢迎。故事讲述大学生亚平面对2014年深感气馁、迷惘，机缘巧合之下，他回到了1941年的香港，邂逅了饱受困难仍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亚彩以及身处战乱却自强不息的一群香港人。他的一生因此改变。

回归香港的基本价值观，重温自强不息人人都有机会的那个时代，是香港人的共同记忆，既在舞台激起共鸣，在街市引发回响，同样也是那个时代最大受益者李嘉诚本人为香港未来所开出的药方。

“我也当过穷人，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是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李嘉诚说，贫富差距扩大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大困扰，但切忌“情绪政策化”。

李嘉诚本人鼎力慈善，视李嘉诚基金会为大儿子李泽钜、小儿子李泽楷之外的第三个儿子，共享李家财势，但他并不认同由政府主导的福利模式。他的主张，一是回到过去，回归香港的自由市场立身之本，二是面向未来，前进到创新驱动的经济与社会。

采访中，李嘉诚拿出一块花花绿绿的电路板，左折几下，右折几下，变成一只灯泡。“改变世界，就如此灯般简单。”

“这是他的本周最爱。”周凯旋女士在旁说。这灯泡出自李嘉诚前不久投资的Nanoleaf技术，“这是一个纳米LED灯泡，可以取代传统灯泡和一般LED灯泡，是多伦多大学两个年轻人的发明。”

每周都会有一批有可能带来巨大改变的小玩意儿送到长江中心70层，包围李嘉诚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李对他们显然有着由衷的兴趣。介绍Nanoleaf电灯泡的功用时，他的神态热切有如传教。他让人把当场叠好的灯泡通电，到采访结束时，特地让记者过去手摸灯泡。果然，灯泡只是发热，并不烫手，足见能耗之低。

李嘉诚的名义财富有时被香港其他富豪暂时超越，但对香港和港人的影响力，并无对手。他有“超人”之称，过去几十年几个最大的机会，他场场不落：香港地产，全球化投资，中国内地爆发式增长。而下一个机遇，李嘉诚说，在创新与新技术革命；而香港要鼓励科技创新，则必须增加教育和培训投入，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源。

“人是非常难以满足的动物；增加竞争力才是根本。”他说。

这看法本身并不新奇，有此见解的人已如恒河沙数，但李嘉诚一面固守最稳建行业如城市基建、公用事业，一面实实在在地浸淫于新技术最前沿，如同80多岁老人与20多岁年轻人共处一身。赞叹之余，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竞争力何来：香港对商人的社会情绪变迁并不惟一。正如香港政府一名前高官对财新记者所说，民粹情绪抬头是全球现象，对贫富差距不满表达的方式也日趋激烈，香港也不例外。成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是因为经济出了问题。

香港经济与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过去，香港领着内地走，现在要背靠内地，对中央“礼包”的贪恋渐有沉迷。不论港资在内地的竞争力，还是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均不复当年之勇。以GDP而论，香港在“亚洲四小龙”地位已敬陪末坐。1997年，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差不多。今天，新加坡的GDP高于香港最少三分之一。

正如曾任香港证监会中国顾问的财新专栏作家叶翔所说，近年香港社会反富豪和排斥内地的声音渐强，核心原因在于香港与内地关系日益密切，但各阶层从中获益程度相差极大，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开，中下层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过去香港的发展是建立在内地的不发展、不开放的基础上。但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一名熟悉内地和香港政府圈的人士指出。

无资源无纵深，香港从来不缺危机感。30年来，香港对新加坡、台湾、内地城市等的竞争，都有危机感，惜乎这种危机感没有化成对经济社会改善的动力，反而变成冲击性的力量，且不断升级，对政府不满，对财富阶层不满。

处身楼顶的李嘉诚，看法与此相近而有不同，警惕成分更多一些：“新加坡是先天不足，香港则是宠坏了的孩子。香港近来民粹主义升腾，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五六年就会面目全非。”

有一点是无争议的共识：香港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经济。正如一名香港政府前高官指出，纲举目张，香港的纲要，是在内地持续开放下可以立足且有贡献，“香港不要做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