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整个行业中，你是一群正在奔跑的羊群中的羊，你只能跟着跑，你改变不了大的趋势，一旦脱离了这个趋势，可能就无法生存。商业竞争中，大家都喜欢扛着道德旗子说事，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呢？

我国的金融机构在过去高速增长的经济上行周期，都是马云所说的只服务20%、不服务80% 的运作模式。缺乏金融服务的技术手段只是表象，核心在于我国的金融政策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下。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不是依赖道德做出决策，而是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马云先生如果获得金融机构牌照，也必然会遵循这个逻辑。

再来看所谓的民主金融，即互联网能否推动金融民主？民主首先是制度设计，其次要在公民教育基础上得以稳固。我在美国演讲的时候，在斯坦福大学跟政治学教授探讨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也的确谈到互联网的民主金融概念。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很大程度在于一战后德国人没有认为自己是社会公民，没把自己的利益跟国家利益相结合；希特勒当时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极高，很大程度上是尽可能满足了民众个人需求，并以此交换了社会利益。

换言之，在没有公民意识的国家推行民主，将是独裁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现在很多人谈民主，都是暴民思维，都是在考虑打倒既得利益群体后，如何把自己给换上。实质是以民主的名义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把这个思维运用到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的民主金融也充斥着暴力思维。搅局也好，颠覆也罢，骨子里透露出来的都是暴利驱动下的暴力活动而已，跟民主没什么太大关系。即使间接达到了均贫富，也只是阶段性的特征，本质都不是民主模式。一是没有起步时的制度设计，二是没有公民意识的教育。熙熙攘攘之下都是金钱游戏，言语之间却透着打砸抢的暴力意识，这种思维主导还好意思提民主，这是对民主的玷污。任何没有思想的革命，换来的也都将只是改朝换代的游戏罢了。

我们在从资产端来看所谓的普惠金融，事实折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给全民加杠杆，让大量不具备借款能力的人获得借款，最终是社会受到伤害（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可以看后面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章节）。所谓的普惠金融，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单靠金融本身是无法解答这个命题的。而金融就是一个工具，它甚至不是一个行业，只是一种通过实业谋取资本收益的工具。必然使得金融是逐利的，通过对稀有资源的配置得以享有超过平均产业水平的资本回报率，依靠道德属性定义金融的服务对象并不符合商业银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因此，作为一项工具，道德就是个附加题，实践中这个附加往往会被屏蔽，赚钱了，适当补贴可以，但是要不赚钱还贴钱，那不是金融，那是慈善。

金融没有道德属性，也没有阶级属性。回头看历史，金融之所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金融对暴利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大工业时代以来，金融超越其他行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现在提普惠金融、民主金融，让金融不要那么暴利，如同让一头猛虎不要吃肉，改为吃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老虎饿死了或者暴起伤人。

现在之所以出现小微、三农等阶层划分，首先是由于管制措施制造了金融的阶层对立，民间金融、官方金融、国有金融都是监管画线的结果。金融哪里来那么多官方、民营之说，大家都是干放贷款的事情，谁也不比谁高尚，之所以出现普惠金融，回到最后肯定是金融监管出了问题。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总统对华尔街喊话，让华尔街具备道德，华尔街压根不理，照样高薪发放。回到最后，金融是不具备道德属性的，监管能做的只能是通过设立新的制度框架，确保金融这头猛虎尽可能蹲在笼子里，少伤人，而不是驯化他不吃肉，这考验的是监管因势利导的驯化能力。

任何一样事物，如果依赖道德进行控制，必然是不符合商业模式的。因为道德是锦上添花，不是社会最低规则，道德很多时候是经不住考验的。一个时时需要拷问良心的行业，本身就不符合商业模式。所以，对金融不要抱有太大的道德要求，那不现实，虽然的确很多时候，我们要鼓励有道德的行为，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有道德的企业会面临更多的竞争问题，因为你讲了道德，你就被一群不讲道德的人给搞死。当社会普遍的贷款利率在18% 甚至更高的时候，你给予人家12% 的贷款利息，就必然很难生存，因为很多人会来你这里借钱，利息为12%，然后去放贷款，利息为18%，套利就是这么出来的，你做了慈善，而人家拿你的慈善赚钱。但是你们的风险是一致的。

我们再看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所谓的普惠金融，单纯从普惠两个字来看金融，那必然是包括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是更多的人能拿到较低的贷款利息，另外一个层面是更多的人可以更高的价格拿到存款利息，但是这现实吗？为了解决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断地设立各种金融机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我可以说，基本无效果。

我在2013 年6 月有篇文章叫《也谈钱荒》拿过最佳金融科普文章，里面阐述了就是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设立更多的金融机构，也压根无法解决所谓资金流向实体企业去，即使流向了，实体企业也未必会把钱都扔到实体经营中去，所以我们是很难脱离经济层面直接去论述金融的，资金的逐利性最终都是会使得各项金融政策都会在实践中失去效应。这几年我们其实在成立了诸多的类金融机构，但是发现到最后成效都一般，不是很好。

而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今年异常火爆的余额宝为代表的努力给了资金提供者更高的收益。P2P 给大家高达10% 以上的收益，余额宝让大家获得了超过5% 以上的可代表活期存款的利率，市场无不趋之若鹜。这种情况下，就出现悖论了。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就撰文表示过，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双重“普惠”势必导致一大悖论。宏观经济学通常用商品环流和资金环流来定义经济，在此环流中，每个公众既是家庭（消费者），同时也是企业（生产者），这一简单原理套用于普惠金融，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假如关注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则资金来源首先要便宜，还要给金融机构以风险回报（毕竟向更高风险的小企业放款需要更高的利差补偿）。

反之，如果资金来源实行普惠，则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势必高涨，原本活期、低利率的低成本资金占比会下降。金融部门势必思考这个问题：在当前市场上，存在怎样的借款人（融资方）可按照较高的成本融资，并具有相当的安全性？结果不言而喻，中小借款人的融资贵和从事低回报生产经营的经济实体融资难势必延续。可见，普惠金融的悖论在于，在当前融资机制下，要照顾中小微型企业，则必须压低公众的资金回报；要提高公众投资收益，则金融资源垒大户、非普惠性问题将更突出。上述悖论的直观体现是，互联网金融崛起、存款搬家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紧张、银行间市场利率飙涨、银行追逐高回报（也是高泡沫高风险）、客户、实体经济部门资金链紧绷。

这段话论述得非常精辟，但是会被互联网金融人士诟病的唯一缺陷在于，为什么要“给金融机构以更高的风险回报才能向小微企业贷款”这个点上，互联网的狂热支持者们，都在热切地期待互联网能够在不提高风险回报的情况下，也能实现两头普惠，甚至直接认为可以去掉中介，来实现成本最低，收益最高，把原先的金融中介赚的钱分摊给两头，从而实现金融普惠。从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来看，都只注重其中一头，是人为割裂本来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行为，而且在实践中，普遍都在资产端，的确未能呈现比传统金融机构更好的风控方式，而是单独在存款端给予更高的利息。显然，这个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都是体现为成本上升的。所以结论就是，如果互联网未能体现更好的技术来转嫁这部分成本，则必然的结果肯定是推动贷款成本高企不下。余额宝由于本质是货币基金，只是渠道层面的革新，他最终是在多个金融机构之间实现了转移和成本的替换，最终资产端还是通过金融机构实现的，就必然注定，整体的成本都是上行的，大家都在关注余额宝让多少投资人获得了更高的利息，就必然意味着金融机构承担了更高的成本。这点是不需要否认的。

当然这并不是指责余额宝不好，只是客观表达而已，在当前的金融机构强势且一家独大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更有利于倒逼金融机构的现实反思和自我革新，以及加速了利率市场化，这些都是余额宝的意义，况且，余额宝更是没有义务为社会承担责任的。指责余额宝加速货币空转、提高社会成本的人，要清晰地理解到，这样的光荣伟大的事情，交给一个市场主体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后面关于余额宝的专题，我会论述到余额宝的前世今生。

回顾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很多时候都是动态的、追逐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短期好玩的东西，长期往往是不好玩的，而民众更热衷于追逐看短期，一旦受到伤害，却悔之晚矣。要做好这个平衡点很难，这需要考验监管者的智慧。

1929 年，在美国每个人都沉浸在成为了千万富翁的一派喜气之中，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一天又赚了多少钱，天天派对，夜夜笙歌，纸醉金迷，而突然有一天，世界崩塌了，所有的钱，都成为废纸一张，全国范围内，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金融投机的泡沫在一天之间崩塌。这场危机席卷全球之后，直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二战不敢说是金融创新引发的，但是，各种不受管制的金融及金融创新在这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好。1994 年、1997年、2008 年的各种危机，都可以看到所谓的金融创新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都是如大家想象的美好。

而且，再回头看，过去一百年来，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但是我们要去反思一个问题：金融创新跟经济发展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事实上，金融工具越来越多，金融机构也越来越多，但是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是否得到下降？是否有更多的普及面？全球范围内，可能都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至少现在的实体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不但没低下去，反而更高了。

所以，金融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命题：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对的，且合理的。事实上，创新这个词的背后意味着极高的失败率，一轮轮的创新背后是以一轮轮的失败为代价的，也正因此，越是创新就越需要严格的监管，是不能脱离监管单独去看创新的，甚至有些创新绝对不是我们想承受就承受得了的。

在深化金融改革的热潮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CDO和掉期衍生工具被认为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最主要的两个衍生工具。美国保险巨头AIG，在看不懂创新产品的情况下，大量出售违约掉期工具（请联想万国证券），导致超过1800 亿美元的损失，最后因为美联储救赎生存下来。中国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简称中担），在看不懂风险的情况下大量出售保险，于2012 年倒闭。AIG 和中担的故事没有本质的区别，盲目扩张终致实际上的破产。

这种所谓创新，再配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效率，可以很快把一个看不清楚的风险点，通过互联网以及企业普遍的对金融产品的风险漠视，将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和看不懂，快速地将风险传播散落到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从而把小范围内的风险快速传播开来，这个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非常巨大。过去几年里，全球金融产品交易量的猛增、换手率的猛涨，使金融系统性风险大为增加。在18 世纪，一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可能不会影响整个美国社会，更不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可是，2008 年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问题，却可以在几小时内席卷全球，牵连了整个金融市场。当单个金融机构的行为可以这么快地把全球经济拖下水，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必要了。

农行首席经济学家说，越是技术变革带来的创新，就越要值得监管，需要严格的操作规范和流程控制，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他举例说，原先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大家都走路，所以大路朝天，随便走，无所谓，因为波及面很有限，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汽车出现，则就需要严格的交通管理办法，让大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行车，再下去开宇宙飞船，可能受到的严管就更为严格了，每个节点都需要严格的规范和监控。

这个论断其实还真是可以下的，任何一种新技术的运用其实背后都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古代战争，虽然有所谓的坑杀七十万的说法，但是那毕竟是冷兵器时代，由于规模的有限，武器的落后，使得最终的杀伤力非常有限，而在核武器装备的现代，任何一个武器的获得，都可能具有大规模杀伤力。对于这样的技术的创新应用，必然要求对其监管更严格，往下推演，可以发现，技术回到最后，都可能最终只是促使了竞争的残酷性。

为了发放更多的贷款，大量的金融机构都在采取所谓的联贷联保等创新金融模式，一家年销售额不到1 亿元、注册资本500万元的企业，拿到十多亿元的贷款，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普遍，最终对浙江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而曾经红极一时的联贷联保，基本上成了大多数浙江企业不可想象的噩梦，本来是一家企业死，结果变成了一片企业死，好企业因为给坏企业担保，没事也跟着死，这一局面都是由这种所谓的伪创新造成的。这种创新骨子里都是伪创新，浙江经济的崩塌，跟这种伪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到最后都是被高杠杆给搞死。其实所谓的担保，本身就是恶制度，联贷联保更是恶上加恶，跟几千年前的所谓连坐制有什么区别？一人犯错，全族灭绝，这是金融创新？说倒退还差不多。（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在2012年写的《浙江经济怎么了》三篇系列文章，我当时就提出，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迟早出问题，显然，浙江没有吸取教训。）


过于注重资产端的利益获得，而仅仅以提高风险容忍度为前提的金融创新，本质都是拿未来的利益来换取当前的效益罢了。浙江金融业过去不到1% 的坏账率，估计现在早破了5%，长三角成了几乎所有银行的噩梦，曾经有多赚钱，现在就有多亏钱，曾经号称创新最厉害的银行，基本上也是损失最厉害的银行，没办法，这是必然的事情。任何不以风控为核心的金融创新，都是耍流氓。有段时间，很多人攻击我，说我是金融创新的抵制者，说我是落后金融体系的卫道士。我也没啥好驳斥的，我就想说一句，如果你拿自己的钱去创新，我举一百只手认同，但是你拿了人家的钱，去做所谓的创新，成了自己赚，亏了人家擦屁股，这种耍流氓的行为，那还是算了，不要也罢。


再者，很多创新，对国内而言是新，可在国外早就有了，而且也都现实地模拟了未来的演变方向，所以也谈不上是创新，看上去很新罢了。现在，我们大谈余额宝，但是我们要看到国外有贝宝模式。关于这个，长江商学院的陈龙教授撰文写过一段话，他说：阿里巴巴的资产证券化，虽然看似化腐朽为神奇，但是这个金融创新其实只是转移了风险。它在美国的对应名字叫“抵押债务凭证”（CDO），也曾因为能把高风险的次贷分割成高级和次级债，并把高级债成功地卖出去，“化腐朽为神奇”而出名。CDO在美国金融危机后更为有名，被称为有毒资产，主要做这个产品的两个投行，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都已经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