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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阳光

发表于 2016-9-11 17:51:22

斯诺登的保镖:18岁的时候,Ajith在斯里兰卡入伍。由于他的父母没有办法支付学费,他提前三年辍学了。Ajith没法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他的父母相信,如果他入伍,起码能养活自己。但是现实却不尽如人意。

Ajith前后共当了22年兵。在他历尽艰辛到达位于斯里兰卡西南部的安倍朴瑟军营时,噩梦开始了。年轻的新兵遭到性骚扰,甚至常常被长官强奸。那些抱怨的人会遭到残忍的惩罚。Ajith在两周后逃离,之后的三年,他一直躲避宪兵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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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ith,斯里兰卡前士兵,在2013年6月斯诺登转入地下的两周内,充当他的保镖(图片来源:Jayne Russell)1993年,Ajith回到部队,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用一个假名应征入伍。在新的军营里,新兵仍然会被长官性侵犯,但是这次Ajith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三个月后,他被送往前线,与政府军一起,和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交战。战争中受伤的他却得不到医疗护理,于是他再次逃跑了。

对于当局而言,Ajith是个做了两次逃兵的人。他用了六年时间逃亡。在那段时间,他做过渔夫,下过矿井,藏身过密林,有次还躲在佛寺里。2002年,他被宪兵队抓住,被捕入狱。他从此遭受各种折磨。Ajith曾经被棍子、头盔和椅子殴打。有时,折磨他的人会把汽油倒在他未愈合的伤口上,有时他们几乎把他淹死,然后把他丢进了一个垃圾坑。

在Ajith放弃生的希望时,他被突然释放了。家人把他带了回来,试图照料这个被严重虐待的孩子,让他慢慢恢复健康。几个月以后,宪兵队带着更多的问题又来了。这次他们发现Ajith的从军经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并且两次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家人开始恐慌,他们知道,Ajith如果再经受一次折磨,一定会死。

家人决定让Ajith离开祖国。他们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通过伪造文件帮Ajith偷渡到加拿大的人。Ajith的父亲抵押了房子,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和一些护照相片交给了这个陌生人。

2003年10月,这个掮客和Ajith飞到了香港,这人告诉Ajith,香港是个中转站。他把Ajith从机场带到了重庆大厦——一个有着2000个房间的旅馆。这个陌生人打了个的就出去了,他告诉Ajith等着他,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Ajith在香港被困住了。庆幸的是,在香港有好几万斯里兰卡人。有些人给了Ajith庇护,他在地下室里住了三年。2006年他发现酷刑受害者可以申请避难所,但是身份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但是2013年,他有了个客人:爱德华·斯诺登。当谈到和这个美国人一起的日子,Ajith有些踟蹰。这个满身纹身的大个子坐在Robert Tibbo的办公室里时,显得难以集中注意力。他在斯里兰卡经历的一切是无法愈合的伤口。看起来Ajith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保护斯诺登,但是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做时,Ajith说:“他和我一样,爱德是难民,我也是难民,我当然要帮他。”

他们俩很少说话。有时Ajith会为他的美国客人买吃的。斯诺登喜欢麦当劳。此外,每次从一个藏身所转移到另一个时,Ajith会伴随左右。“在转移的时候,如果Ajith在那儿,我就觉得更放心”Robert Tibbo说,他还补充道:“Ajith是唯一有前线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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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阳光

发表于 2016-9-11 17:51:41

仿佛自由落体:Nadeeka 和 Supun,斯里兰卡的小夫妻;Vanessa,来自菲律宾的女佣;Ajith,前士兵。2013年,Robert Tibbo就是召集了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保护斯诺登,而且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记者问过斯诺登的摄影师——Laura Poitras,关于她如何去拍摄那次在2013年6月6日进行的著名的采访。为什么记者们没有在之前将斯诺登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Ms. Poitras说:“我们没有时间做计划,事情的演变比我们想象要快,我们简直像是在自由落体。”

Robert Tibbo 解救了斯诺登。Ms. Poitras说:“Rob是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他很快制定了计划,帮助斯诺登离开酒店,也规划了后续的行动。如果没有他,我们绝对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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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essa(右),来自菲律宾的香港难民,和她的妈妈、女儿Keana,和Robert Tibbo在一起。Robert是在香港的加拿大籍的人权律师,在2013年6月,他请Vanessa在狭小的公寓里藏匿爱德华斯诺登数日。(资料来源:Jayne Russell)

斯诺登在一次网络采访中,对Tibbo大加赞扬,“Robert每天都肩负着他人生命的重担,”这个美国人通过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加密渠道告诉记者。 “每天,他都在和一个体系搏斗,这个体系就是被设计来确保你无法胜利。而且就我看来,他的计划聪明绝顶。”

为什么Tibbo是唯一能清楚叙述在2013年夏天斯诺登的经历的人?他耸耸肩。Tibbo说:“作为一个人权律师,你经常发现自己处在极端情况下。”当然,他其他的案子不如这个闻名于世,但是,也都关乎生死,为客户赢得公民身份,避免因驱逐导致的死亡,是他的核心工作。“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Tibio说。

和斯诺登一起的两周在生命里留下了印记。在那些夏日,他很少睡,除了胡乱打几个盹,他不分昼夜地帮斯诺登寻找离开香港的办法。最后,这个美国人选择了莫斯科。2013年6月23日,Tibbo开车送斯诺登去了机场。

但是这并不是这位律师冒险生活的结束。Tibbo说他在与斯诺登分开的数年里,都一直被跟踪。他几乎只通过加密的渠道进行交流,因为担心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情报局截获。在他的办公室里,手机是被禁止的,来访者必须将自己的手机放到他的冰箱里。

Tibbo说,自己仍然是斯诺登的律师。他们几周前曾在莫斯科见面,但是他不愿透露两人的对话内容。他说,斯诺登看起来精疲力竭。但是与自己的客户私下见面是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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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阳光

发表于 2016-9-11 17:52:01

对Oliver Stone和电影没兴趣:藏匿过斯诺登的难民们想要再见一次他,但是见面的几率几乎为零。Vanessa这位来自菲律宾的单亲妈妈,支付不起她女儿Keana的书本费,Ajith仍然承受着折磨并且需要心理治疗,Nadeeka和 Suduka艰难的生活仍在继续。

九月,当记者在九龙再次见到Nadeeka 和Suduka时,他们的情况更糟了。在滂沱的大雨下,Supun和他三个月大的儿子Dinath挤在一块塑料防雨布下,愤怒而绝望地靠在一堵墙边。

房东把他们的电掐断了。当时是晚上10点,室外有28摄氏度(82华氏摄氏度),他们的公寓里,伸手不见五指。没有电,也就没有通风电扇。Supun的儿子患有肾病,他的药需要被存放在冰箱里。Supun不得不买了一袋冰。

在那可怕的夜里,孩子们满身是汗地和父母挤在一张小床上,啼哭不止。他们的父母几乎不能入睡,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他们去了物业管理处,但是工作人员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断电,最后说这可能是个计费错误。花了半天的时间,他们的公寓才重新来电。

这也是爱德华·斯诺登故事的一部分。虽然在三年前,难民们给了斯诺登庇护,但在这个不想要他们的富庶城市里,他们的生活仍然糟糕至极。他们还需要花10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排队等候难民身份的申请,他们的孩子没有护照,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没有公民地位。

和斯诺登相关的另外一些人,却正好相反。记者Glenn Greenwald将他的经历变成了畅销书,Laura Poitras因她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举世闻名,还获得了奥斯卡。他们二人一起,发起了一个新的新闻计划,并且获得来自EBay创始人Pierre Omidyar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好莱坞导演Oliver Stone耗资五千万美元的电影《斯诺登》,这个月即将首映。

Stone没有和救了斯诺登性命的难民们交谈,这个香港律师Tibbo说。引用Tibbo的原话:“这个话题看起来并不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他是否会看这部电影呢?“不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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