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告诉财新记者，修改退休年龄应该属于行政规定的范畴，因此不需要通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立法层次修订。但理想的程序应是由相关部委将政策的考量及依据公开，然后听取公众的意见；如果确定实施，那么要讨论怎样设计比较合理、更利于民众接受；之后再制定草案并再次公布，向公众征求意见，吸取意见之后再提出方案。

也有观点认为，延迟退休实质上意味着对公众“增税”，那么是否应该交给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进行更广泛的商议？无论如何，养老保险基金要考虑长期的收支平衡，而人口老龄化实际上会越来越严重，基金收支平衡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延迟退休政策事关全民福祉，“牵一发而动全身”，公开透明、充分监督，这都应是养老制度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郑广怀还分析，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后，工人参保和企业为工人购买保险的意愿会更低。“现在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纳率是15.7%（2014年），虽然说社保具有强制性，但在农民工群体里面根本执行不好，因为这笔钱交了之后，他们不确定以后是否能拿到，如果延迟退休，意味着要交更多的钱，而更晚才能拿到养老金。”

面对老龄化压力，延迟退休真的是中国的惟一选择吗？根据官方估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4.9%上升到 19.3%，到2050年，还将达到34.2%。在寻找延缓老龄化进程的方法时，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生育。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便提出，延迟退休应该和放开计划生育一起推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研究员封进也认为，从更长远来看，只靠延长退休年龄是不行的，着眼未来，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就显得非常重要。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携程旅行网 CEO梁建章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更联袂撰文呼吁“鼓励生育比延迟退休更迫切”。两人提出，所谓的养老积蓄，并非将一个人自己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储存下来，直接供自己晚年时使用；而是将自己所储存的服务价值，用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再凭此购买、交换后辈劳动者所提供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未能在几年内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则在不久后，“70后”“80后”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都将因为生理因素和赡养年迈父母的压力加重而大幅下降。届时，要刺激年轻人口增长，只能依靠人口规模相对缩小、且生育意愿比前代人显着低落的“90后”人群，中国的出生人口只会继续走低，并在20年至30年后陷入“空前的深度老龄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在3月15日的总理记者会上，对于“全面放开二孩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的提问，李克强回应称单独二孩政策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权衡利弊，“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却并未明确提到是否已有具体时间表。

在一些解读者看来，上述信号表明中央在对待人口问题的态度上有了明显改变，预示着以生育限制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政策的具体调整仍有一定阻力，未来的落实仍需要较长的过渡期。

在养老保险顶层设计中，各项养老改革都相互关联，最终究竟如何取舍和决策？封进认为，从平衡离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收益的角度而言，应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确保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但延长退休年龄应该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设计，是长期战略性方案，而非权宜之计，应是综合一揽子方案。

对此，尹蔚民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称，采取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是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政策，但社会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建议。因此，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方案的时候，会充分考虑到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综合平衡、瞻前顾后，使方案更周到、各个方面都能够接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则对财新记者表示，延迟退休作为一项对大众影响深远、较为重要的政策，决定时应该比较谨慎。应当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要不要”延长退休年龄，而不是行政机关替大众拿主意——就是要改，然后再征求意见，“这样在开头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了”。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左学金建议，延迟退休后需要有针对老年职工的配套政策措施，鼓励老年职工继续就业，以及鼓励各类企业积极聘用老年职工。

对于延迟退休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论者也有不少担忧。赵耀辉提出，要想使延迟退休变成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应不断提升全民的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逼着一群本来就体弱多病的人延迟退休，就是一种比较惨的老龄化”。

同时，郑广怀还担心延迟退休政策能否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他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在劳动者权益已有完善保障后再实施的政策，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延迟退休“应该好好研究”。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要工人提前退休，现在因为老龄化，却又要工人延迟退休；工人没有自主决定劳动时间的权利，在政策制定中没有参与权，只能跟着政策走，反映了劳动者权利的缺失。“延迟退休实际上是延长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时间，现在在8小时工作制下，实际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都超过8小时，还有各种加班，中国人的每天工作时间已经很长了。”

在官方制定延迟退休方案时，究竟有哪些因素将影响改革决策？

对此，金维刚告诉财新记者，人口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基金收支的状况、公众的接受能力、新老政策之间的过渡、不同的群体所受的影响等很多因素，都会被充分考虑。

对于最终方案的具体内容，汪德华认为，以下四点较为重要，一是“延退”的目标值，其中，目前男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差距较大，调整方式值得关注；二是渐进的程度；三是弹性选择的范围；四是养老金的发放公式也可能做相应的变化。

目前，不少学者们都支持延迟退休，称之为大势所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财新记者表示，日前人社部提出的延迟退休实施计划总体上是好的，但“没有必要等五年才正式实施，到2022年时养老压力已经很大”。

然而 ，延迟退休政策付诸实施后，“就业难”等多重风险也备受担忧。虽然目前的研究对于延迟退休与就业压力的关联度仍无明确的结论，但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的现状，大学生毕业人数屡创新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不断增加，延长退休年龄之后，确实可能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就认为，受延退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年轻人的就业。积极采取延退措施的大部分是欧盟和欧元区国家，2014年10月份，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分别为11.5%和10.0%，失业总人数分别为2441万人和1840万人。而且，欧盟和欧元区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要远高于全民平均水平，差不多要高出1倍。

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并非“供不应求”，延迟退休之后，老龄人口的就业可能也得不到保障。南京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郑广怀，就担心出现高龄失业的窘况——延迟退休后，还没有到达领取退休金年纪的工人，可能没法找到工作，企业又不愿续聘。

“你不能对一个55岁、以为就要退休的人说，你现在得65岁退休；但你可以告诉现在40岁的人，他得62岁退休（他原以为60岁退休）；告诉25岁左右的人（2050年退休的人）可能得65岁退休，他们就有很长时间去准备。”肖文这样对财新记者解释。

他认为，依据中国的情况，到2025年左右延长退休年龄，仍处于可管理范围；但若到那时仍毫无改变，则情况就会很不利。因此他建议“相对较快地，比如在明年，就宣布要提高退休年龄了，但真正提高的话等到2030年”。

是否引入弹性机制，也是“延退”方案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在民间建言中，“弹性机制”被很多学者青睐。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和对退休人员的影响，前述的中国社科院方案也加入了“弹性机制”。例如，在统一女性退休年龄时，可以规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女干部和女工人可保留选择按照旧制度退休的权利；同时，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退休者可提前5年退休，也可以在高于法定退休年龄时退休，养老金水平则相应调整。

财新记者发现，在官方语境中，对于延迟退休的表述从《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的“弹性延迟”改变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渐进式延迟”。

对此，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认为，“弹性延迟”与“渐进式延迟”并不矛盾。“弹性”是指改革或调整后，不是“一刀切”的政策，会考虑到公众不同的情况，在政策上有一定的空间和余地；“渐进”则意味着延迟退休是缓慢的过程。“讲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并不排除“弹性机制”会在最终方案中有所体现。

在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有关延迟退休的思路中，也引入了所谓的“弹性机制”。他将其称为某种形式的“双轨制”，比如给今年已经到50岁的和45岁以上的女性一个选择机会：延迟退休，或是按现有规定年龄退休，如果愿意延迟退休，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减税。

魏尚进解释，从国家宏观角度来说，肯定存在一个减税的幅度，使得这样的政策组合能省下的养老金支出（或带来的额外产出），大于政府从这些人身上放弃的那部分税收。对于年轻人，则可采用渐进式地推进，“比如接下来每年往后推半年，连续做六年或八年”。

据张车伟介绍，社科院方案的特点是“给出了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方案2017年左右出来，过几年再正式实施”，而且采取渐进式的办法，每年延迟几个月，由于现行男女退休年龄不同，因此“女性退休进度走快一点、男性走慢一点”。

针对男女退休年龄是否应当一致，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何平向财新记者透露，此前人社部设想先将女性工人、干部的退休年龄同步，因为现在的身份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然后再把男女退休年龄的界限取消，“因为女性寿命比男性长，没有道理比男的早退休”，但他强调，上述思路还是“设想当中的事，情况很复杂”。

张车伟还表示，目前养老基金运行平稳，但过一段时间或将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虽然从现在的静态观点，很难预测准确，但是“按照我们的办法，养老金的收支状况会大大改善”。

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的两大方案虽然模式不同，但是改革的目标年龄是一致的，都为“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统一延迟至65岁”，由于渐进程度不同，最终完成的时间相差了15年，分别为2030年、2045年完成。

男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分别延长了5岁、15岁，时间并不短。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赵耀辉提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退休年限或将继续增长，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比如美国原本是65岁，现在延迟到67岁，日本也是65岁，延迟的目标是70岁，退休年龄会越来越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2013年在《中国改革》杂志撰文指出，延迟退休不是无限制的，必须在健康期望寿命之内。早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推荐用健康期望寿命来反映居民健康综合情况。在2010年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数据中，中国人期望寿命为73.47岁，而健康期望寿命只有66岁。

胡继晔测算后分析，不考虑其他因素，单纯因为期望寿命的增加，未来每增寿1岁，就不得不相应延迟退休8个半月，否则养老保险体系难以为继；如果职工自愿延迟退休，每推迟一年，至少应当增加其养老保险待遇5%-9%，以鼓励更多人自愿延迟退休，但不鼓励超过66岁健康期望寿命的自愿延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研究员封进则认为，从实现养老资金收支平衡的角度测算可得知，如果把中国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延长5岁，同时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保守估计到2030年，便可以实现个人养老金收支平衡，不需要动用财政补贴。

与已公开的官方“延退”思路相比，上述两大方案并未设置所谓的“预告时间”。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负责人、经济学教授肖文则认为，给予公众准备期十分重要，因为对那些接近退休年龄的人而言，改变规则很可能不公平。

这份方案提出从2015年开始尽快启动改革。从具体步骤来看，改革的第一步从女性开始，自2015年起，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从2020年开始，男性开始加入计划中，1960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和居民推迟6个月领取养老金，以此类推；其中，艰苦岗位的男女职工可以提前10年领取养老金。最终，到2030年实现男女职工和城乡居民统一65岁领取养老金。这套方案被称为“延5用10”，详细时间表一度在网络广为传播。

不过，杨燕绥指出，官方语境中或者其他机构提及的延迟退休年龄，实际上就是指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但她对财新记者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和退休年龄不应混为一谈，因为刚性地规定退休年龄没有意义，“如果劳动者有困难，达不到退休年龄也不能强制继续工作；如果劳动者有能力，达到退休年龄依然可以再进入劳动力市场”。她认为，应允许人们在领取养老金之前就不再工作，依靠商业保险或其他安排生活，直至可以领取养老金；也应允许自主工作到养老金领取年龄之后，未来多缴多得。

杨燕绥还建议设立“早减延增”的退休金领取机制，即国家规定领取年龄，可以选择在一定标准内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但所得待遇相应下降；如果主动延迟退休，只要企业愿意继续雇用，就可以给予激励。

据此，2014年12月，杨燕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退休政策研讨会”上提出了新的建议方案，即2016年开始，仍然允许5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但只能领取75%，如果51岁开始领，则能领到76%，依此类推，以鼓励工作者增加工作年限。她建议，可以先给五年的适应准备期，到了2020年再强制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就具体实施效果而言，上述两种思路各有利弊，虽然民间屡有试探，但决策者尚未明确表态。

不过，杨燕绥在前述会议上曾表示，“我们用了半年时间终于说服了领导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方案基本倾向于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方案。”

但延迟退休年龄仍被看做“延退”方案的主流思路。接近人社部的人士透露的信息显示，目前官方思路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年龄；从已披露的有关信息看，也并未提及“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这一概念。

郑秉文就认为，退休年龄和领退休金的年龄应该是一致的，退休后没有养老金收入，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则对财新记者表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社部记者招待会说的方案跟我们的差不多”。

虽然官方的延迟退休政策仍在反复研讨和斟酌，但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机构和学者纷纷提出方案和建议。其中，延迟退休的模式、退休目标年龄、预告时间长短、是否包含弹性机制等是关键的参数，不同方案各有取舍。

针对“延退”的模式，学术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案，即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以及延迟退休年龄。前者指的是将养老金领取年龄延后，但政府不规定退休年龄，由劳动者自主决定何时不再工作；后者则要求劳动者持续工作到新的退休年龄，届时再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差别在于，个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退休年龄和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是否应该分开。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官方更倾向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介绍，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策略：一是弹性（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二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可选项’，秉承自愿的原则，后者则不然”。

上述两种模式对于养老基金的收支影响也不尽相同。与现行制度相比，延迟领取养老金等于缩短了领取的年龄，可使养老金支出有所减少。这种模式给予个人选择权，在达到领取年龄前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如果工作，也可以根据各人情况选择工作年限。选择一直工作到领取年龄的，情况就和延迟退休年龄相同，不但个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变短，形同为养老基金“减负”，又可增加缴费，提升基金的筹资规模。

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主要代表方案之一，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12月，作为受国务院委托、针对养老保险顶层设计进行平行独立研究的七家机构之一，中国社科院对外发布研究结论指出：“要维持退休制度的持续性，就得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措施”，并作出了包含“并轨前行”“渐进实施”和“弹性机制”等三项特色的建议方案。

具体而言，方案意图通过将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每三年延迟一岁、男性职工每六年延迟一岁、城镇居民每三年延迟一岁等方案，到2045年全面消除男女性的退休年龄差异，并完成使居民、职工退休年龄均统一为65岁的目标。至于愿意提前五年退休、或愿意在高于法定年龄后才退休的人，则可分别适用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提前者调降基数、延后者调增基数的养老金弹性机制，以改善职工养老保险的资金平衡，并减缓城镇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是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改革模式的主要支持者。早在2013年，由杨燕绥主要参与研究的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便公开建议——用15年时间，分别将中国男女职工的养老金领取年龄延长5岁、15岁，最终统一为65岁。在杨燕绥看来，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方案给了劳动者选择权，比统一划线更为人性化，还能起到鼓励人们尽可能延长工作年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