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现在，中国是现在和未来。投资者们早已蜂拥而入。不管上市还是被收购，以色列的科技公司都能够给出很高的回报率。以色列知名研究机构IVC与国际律师事务所Meitar联合推出的一份《以色列高科技退出报告》显示，2015年，以色列高科技退出总额超90亿美元。其中软件行业退出总额最高，几乎占了退出总额的一半，其中一家名为Fundtech的金融科技公司以12亿美元被收购。

过去一年，收购以色列收购高科技公司的资本53%来自美国，30%来自以色列本土，来自亚洲的占比5%。三星和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公司也在这里寻找机会，并且收获颇丰。

在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摩托罗拉就过来开展了自己的业务。并且，1964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美国之外的第一家分公司。最开始，这家公司在以色列拥有5000个员工，而后由于业务的拆分，现在还剩下1000名。在这样一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这样的分公司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对于以色列的创业企业，摩托罗拉首轮的投资是在100万到500万美金之间，占股会低于20%。“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所投资的对象一定是跟摩托罗拉的总战略相关的，我们不会投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对象”，摩托罗拉风投中心投资总监Ori Israely说。

美国是这个市场的主要玩家，但它的影响力在逐渐变弱。2015年，以色列的外资投入中有70%来自美国;2013年这个数字是85%，而五年前是90%。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2015年，仅仅是从中国，以色列就拿到了5亿美金的风投。我相信在2016年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Yigal Arnon & CO律所合伙人Simon Weintraub告诉腾讯科技。

而我在以色列的导游——一个在特拉维夫大学上了四年中文课程，又在上海待了五年的以色列年轻人告诉我，最开始到以色列最多的是日本人，然后渐渐变成韩国人。而现在，他几乎每周都要接待来自中国的团客。

“这位是我们的亚洲业务负责人。五年前他的业务非常少，而现在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务。这五年来，我自己去中国的次数比去亚洲其他国家的次数加起来都要多”，在一个圆桌会议上，以色列科学部的首席科学家Avi Hasson指着旁边的同事，“以色列的初创企业其实有足够的资金，但他们想找到聪明的钱。”

Eyesight是一家研究机器视觉技术和产品的公司，中国公司光启向其投资了2000万美元的B轮投资，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尽管他们的VR技术还不算完善——至少我戴上VR眼镜的时候，它对我手指头的跟踪识别算不上灵敏，其中画面的完成度也很低，但在单纯对人的年龄、表情和动作的识别上，这家公司提供的技术用一块功耗非常小的ARM芯片和一个普通摄像头就可以完成。

刘若鹏不停地称赞这些产品可以是一场“Magic Show”，而这家公司也有它的野心：一个双人办公室的桌上贴着一张黄色便签条，上面写着CES 2017。“美国的市场是现在，中国市场是现在和未来”，以色列创业加速器StarupEast的创始合伙人Omri Shamir说。当然，环境的不一样对投资者也会带来挑战。刘若鹏认为，很多公司规模非常小，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技术的提供方，然而也不会一次性把技术卖掉。对于投资方来说，这很难估值。

腾讯企鹅智酷的一份研究表明，在以色列人眼中，中国意味着雄厚的资本和庞大的市场。但他们对中国市场需求和市场规范尚不清楚。有些医药公司进入中国后，花很多年才从政府那里拿到必备的医药执照。所以以色列企业也需要思虑，哪些投资者可以帮助其处理中国本土化的规则问题。另外，以技术为核心资产的以色列创新公司，在与中国交流合作时，目前仍会在知识产权等方面存在担忧。

一场讨论的最后，当主持人问到在场的以色列人对中国有什么印象和了解时，大家纷纷摇头，并不多话。这两个国家距离7205公里，都拥有漫长的历史，彼此还算不上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以色列人非常没有耐心。普通人如果要射击，步骤是准备、瞄准、开火;而以色列人是准备、开火、瞄准”，Simon Weintraub律师对腾讯科技说。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不得不说，这种直接且不惧冲突的性格也是以色列在科技创新上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的，这与中国人的性格相差太远了，但有什么关系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司在中国寻找机会，毕竟谁也不会拒绝“聪明的钱”。

特拉维夫：Ronnie Ceder负责运营特拉维夫的第三个Wework空间。这个成立于美国的公司估值已经超过100亿美元，它是为创业者提供办公场所和一系列创业服务的共享空间，已经在特拉维夫拥有四个办公场地。Wework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Sarona Market 3层的空间在半年前刚刚开放，整个楼层3800平方米，拥有11个会议室以及140家入驻公司。

楼下则是像欧洲小镇一样的宜人环境，咖啡馆和设计师买手店塞满了沿街的两层独栋楼房。刚下电梯，你会觉得这个Wework空间与硅谷和北京的咖啡店没有太多不同——年轻人们端着Mac，热火朝天的在公共空间里讨论，要么就是戴着耳机在敲代码，旁边则可能坐着来自韩国三星的投资人。Wework为他们提供咖啡、打印服务、良好的网络，甚至还有开放厨房。从公共空间穿过一道门往里走，则是被划得七七八八的独立办公空间，有一个人的办公室，也有能容纳十几个人的会议室。没有更大的地方了，对于创业公司来说，确实也不需要更大的地方。

一个工位的月租是2500人民币左右，两人间的办公室约为8400人民币，而四人间则是15700人民币。创业公司和投资人都挤在这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天使投资，旁边的公司可以给你A轮，接下来去敲隔壁的办公室的门，那里能找到B轮”，Dorian Barak说。迪奥甚至也在Wework里租了十几平米的地方，“迪奥在附近的商场里有门店，但还没有办公室，他们就说为什么不在Wework直接租上一间呢”，Ronnie说到这件事有些得意，特意为我们展示了这家来自大公司的租客。

6 Over 6是Wework的入驻公司之一，他们11个员工分布在三个小办公室里。这家公司为用户提供用App测量近视度数的服务，然后用户可以直接连到网上商城购买近视眼镜。你只需要将自己的眼镜放在手机和电脑之间，保持同样的距离，App则会为你读出你目前镜片上的度数。

“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医生都用视力表来给你测视力，但用我们的App只需要3分钟，6个按钮就可以做到”，6 Over 6负责商务的副总裁Haim Bachar说。全球有25亿人口视力都有问题，而目前由于测量度数的限制，在网上购买眼镜的用户只有3.5%，他希望未来这个比例能够增加到20%，对于6 Over 6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了。而6 Over 6也是我这一次在特拉维夫见到的唯一一家做to C产品的以色列创业公司。

“由于以色列的本地市场太小了，如果你想做to C的业务，那么一开始就得奔着国际化去”，另一个创业者，NowForce CEO Assaf Shafran对腾讯科技说，“所以没错，以色列B2B的公司会更多一些。因为你与其他公司谈合作，会比获取大量海外用户稍微容易那么一点。”

Assaf Shafran 41岁，是以色列第二代移民，父母是当年从欧洲过来的犹太人。他的头顶戴着一顶蓝白相间的Kippah，这个盖住头顶涡旋的帽子是犹太教徒的象征。我们聊天的那日正好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上午10点，警报声响彻整个以色列的上空。在海里冲浪的人们游回来立在水里可以站稳的地方，车辆缓缓停在马路上，所有人都静立默哀。而我旁边的这位犹太人垂下眼睛，埋着头，直到2分钟的警报结束。

他曾在美国工作，而后又回到以色列，为政府、学校和医院等等机构提供一项可以让用户实时报警的服务：拍下不安全的物品或者突发事件，点击上传，然后与用户在同一个域内的机构和其他人都可以得到警报。“我们的业务缘起于一件事：一个小孩子在酒店里生病了，父母叫了救护车，可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后来他们发现其实隔壁就住着一位医生，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他能早些知道，可能结果会不一样”，Assaf Shafran说。

在一个上午我听到的6场路演当中，视频分析、医疗监测、网络提速、反网络欺诈和智能灌溉等等截然不同领域的技术公司都出现了。从我们的酒店出发，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几乎可以去到所有创业公司的所在地。而在特拉维夫的北部则建立着一个到处都是孵化器、创业公司和科技巨头的高新园区。苹果在以色列的总部也在这边一个长相奇怪的大楼里，这家公司非常的不高调，只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牌子上印着自己浅蓝色的Logo。

由于耶路撒冷的不稳定，这个以色列第二大的城市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特拉维夫市长罗恩·赫尔代曾经罗列过一些事实：这个城市到处都覆盖着免费WiFi，即使海滩也不例外;新创公司税收可以被减免75%;20多家知名学术机构聚集于此并与许多世界领导性机构有合作关系;城市33%的居民为18-35岁的年轻人;以色列唯一的一个证券交易所也成立在这里……特拉维夫被称为以色列的“硅谷”。

和其他所有活跃的大城市一样，特拉维夫的生活成本并不低廉。在市中心，100万美元只能买到60平米的房子，而一个普通年轻人的收入介于2000到2500美元之间。但这里还是在不停地产生创业公司，每家创业公司规模都不大，拿到B轮投资的Nowforce也不过40人。街道上也都是类似的气息。一个公交站的站牌正面印着H&M的连衣裙广告，背面则宣传着巴黎的一场科技会议——离它不到500米的地方，是特拉维夫最大的农贸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