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先恐后甚至“组团”去时报广场登广告的中国公司，到底图什么？

蜕变的蝴蝶

至于每次的跨年活动，它吸引的人数达到上亿。所以时报广场其实在很早就有美国经济风向标之称。根据 Adage 的报道，它在 10 年前就已经成为了美国最贵的户外广告牌，1 号和 2 号楼广告位的最低价每个月都在 35 万美金。当时时报广场每年的客流量约在 4 千万—大概是美国总人口的 14%，柯达预测每年有超过 1 亿次的拍照发生在那里。即便现在，它在 Instagram 上也是热门的取景地。所以可口可乐从 1935 年就开始在那里投广告，一直到现在。

来到纽约时报的中国公司可能未必在意这些，它们在乎可能更多的还是“时报广场”这个掷地有声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像一块金字招牌。而且虽然说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位价格相比 10 年前已经翻了不止一倍，但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它并不如想象的那么贵。

蜕变的蝴蝶

“去时代广场放一下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以什么形式和名义放，放了以后回来有没有影响力，能不能被更多人知道。”毕亚军说，“我们也把这个跟企业坦诚地讲，重要的是象征意义，而不是统计当天有多少人从广告牌前面经过。”

按照华商韬略提供的方案，放广告只是整个传播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后续的宣传才是重头戏。“比如我们会在朋友圈投放广告，一两千万的曝光，影响力要大得多。还会写一些软文、在各种渠道发报道，企业也会通过自己的公关公司、自媒体进行推广。”

我们不太怀疑《100 个中国品牌集体亮相纽约时报广场》这种标题在国内媒体和社交网络上能制造的噱头。至于实际效果怎么样？和几乎所有品牌广告一样，其实很难评估。况且这些曝光分摊到 100 个品牌上，每个品牌获得的实际效益，也远不是一道除法题那么简单。大公司和小公司在这件事上能获得的利益也不太一样。但看到这，上面提到的 100 个公司你还能数出几个？

在这 100 个公司里，据统计，其中大约一半公司在美国并没有任何业务，甚至有的只做北京市场。如果你理解了“出口转内销”的逻辑，就会明白，在不在美国做生意也不重要。对于找多少大公司，多少小公司，哪个行业找多少，华商韬略一开始就有计划。在操作过程中，华商韬略发现，和大公司的合作谈起来容易一些，因为大公司对这种模式的认识很到位，而教育小公司的过程更困难，让它们明白原来不在纽约做生意也可以。

“我们从来也没跟企业讲，如果你要在纽约做生意，应该找我们在时代广场投广告。即便是大公司，参与我们的项目也不是出于实际生意考虑，而是做品牌。”毕亚军举例说，绿地在纽约有一个超五星级的酒店，国庆 66 个品牌投广告的时候，酒店刚好在开业前后。但如果绿地是出于商业考虑，不会选择时代广场这种象征性的地方，而是根据实实在在的消费在哪里，客户在哪里，去研究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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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传效果上讲，带上一些大公司是很必要的，但出于现实生意的考虑，华商韬略希望多发展一些小公司，作为长远的客户。而和大公司合作，这种小代理公司的话语权往往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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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你知道这就是炒作，也不妨碍它成为一门生意。“选纽约时报广场做广告，一是因为那里吸引眼球。二是只要对大部分受众来说，‘去纽约时报广场投广告’这件事依然象征着高大上，就会有人持续利用这种心理，这种模式对品牌就仍有价值。”毕亚军说。

不过，这种模式并不是可持续的。等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去到时报广场，它头上的光环也就失去了意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和韩国企业也曾经组团占据纽约时代的大屏幕，伴随着索尼、松下、三星等品牌进军美国市场。时报广场在不同时间段吸引了不同的广告商，从日本到中国，也表现了一些国际市场的变化。这往往是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热潮也会随着商业环境的成熟逐渐退去，象征意义被更实际的成本考量所代替。

日清食品曾经在时报广场的广告，几年前租约到期后他们没有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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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地位仍在，这个梗还没有玩腻。不过，不一定是这些公司认可时报广场，“而是这些公司认为，时报广场在中国人眼里，依然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地方。”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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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先恐后甚至“组团”去时报广场登广告的中国公司，到底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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