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力促规范发展：针对PPP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薛涛建议，项目前端发起的时候，应该设立更好的PPP项目筛选模式，相关部门应建立更好的协调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譬如政府支付情况公开，这样违约的情况会减少。而对一些已经出现问题的PPP项目可以进行紧急修复，譬如可用性付费必须捆绑。此外地方政府减少对PPP项目的依赖性，一些无法修复的项目甚至可以从PPP名单中剔除。

江西财经大学PPP研究中心副教授赖小东表示，应该引入独立第三方为PPP提供全周期监管模式，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为社会资本安全退出把关。针对突破10%红线的问题，李开孟建议，政府要改掉目前流于形式的PPP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对那些必须由财政资金支出的PPP的领域，要严格财评，纳入政府中长期预算体系，形成硬约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对于基于市场机构能够完成的PPP项目，应该通过价格收付制度的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基于市场化的回报机制的PPP项目。

薛涛认为，现在国内有些城市已开始编制投融资规划，明确未来中长期（5到10年）重大投资项目清单、投资规模、资金需求和政府债务规模等，设计城市资金信用、债务平衡和投融资为一体的实施方案，并特别对各领域PPP项目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合理设计、有序安排。这种方法一方面解决地方规划落地、项目对接以及政府和市场衔接问题，另一方面可解决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信用问题，促进双方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并可持续。从与现有政策的结合来看，也可与国家提出的建立中长期财政规划和预算框架进行衔接，对今后一段时期的政府财力作出理性的统筹、中长期的安排。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PPP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洁表示，政府能否出台鼓励企业经营的相关政策，建立一个激励机制。譬如在PPP项目设计上，可以考虑进一步压缩前端的工程利润，将一部分利润转移到运营阶段，鼓励企业以积极方式参与运营中。

而针对PPP项目优先级失控的问题，薛涛建议各级政府对几个优先原则予以重视，一是重要性，关系基本民生、经济发展等的项目，应该优先，而非目前许多地方“成熟一个、实施一个”的做法；二是运营性，绩效考核清晰、长期运营绩效提高压力明显、适合发挥PPP优势的应优先，而非某些“政绩工程”优先；三是适当性，要考虑PPP项目是否和当地经济水平、地方财力相匹配，对规模、体量、质量要求进行合理设计，避免出现背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必要性的PPP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