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财苏州：过年了，在正常薪水之外，再给员工或者下属发点儿红包和礼品，作为年终奖励，这个规矩老早就有。

比方说，在民国，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一般都能拿到年终奖。奖励的形式跟现在一样，主要是发红包。红包有大有小，要看受奖人的级别，也看发奖人的器量，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

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也就是见习期还没结束的新手，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老板只管食宿，不给工资。可是，年终奖却少不了，碰到出手大方的老板，有的学徒到年终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即使老板再小气，年终也会摆上一桌，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好饭也可以算作是年终奖。

这说的是商家。那么朝廷如何给官吏发年终奖呢？



大官：年终奖超过一年工资

朝廷不同于企业，企业怕员工跳槽，朝廷却不怕官吏辞职，毕竟饭碗不同，在朝廷上班，端的是铁饭碗，收入稳定，还有夜草可以偷吃，从古至今，挤破头往里进的人多，两袖清风拂袖而去炒领导鱿鱼的少。大概因为这个缘故，过去朝廷给官吏发年终奖，要比店铺给伙计发年终奖要及时，除非出现财政危机，否则不拖，也不压。

像东汉，一入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了，发多少，有定例：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五铢钱，下同）、牛肉200斤、大米200斛；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侍中每人发钱2万枚。

东汉后期，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角，一斛大米重16公斤，由此估算，大将军和三公每人所能领到的年终奖，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枚五铢钱，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这一回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

到了北宋，跟东汉刚好相反，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干部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宋朝一石是66公升，大概能装米50公斤，装面30公斤，两石米无非100公斤，5石面无非150公斤，再加上那5只羊，撑死了值几千块钱。而著名清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有餐补（餐钱），有饮料补贴（茶汤钱），有取暖补贴（薪炭钱），有招待补贴（公使钱），有岗位补贴（添支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在600万元以上。那点儿年终奖跟他的薪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小官：卖废品自筹年终奖

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那些低级官员和些不入流的小吏，朝廷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其年终奖还需要另外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卖废品。

秦、汉、魏晋时期，公文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等到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奖。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年终奖。

另一种办法是放高利贷。

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如唐肃宗时期和宋神宗时期），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利润相当可观。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本衙门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些钱用来吃喝玩乐，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还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酒、醋、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房地产生意，至少从晚唐就开始兴盛，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很多人从事房地产开发。那时候的房产开发还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盖好了，再对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有给下属发年终奖。但是别的文官武将可不像他这样高风亮节，他们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各衙门：肥缺穷职天差地别

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远的。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充足，年终奖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寒酸，年终奖就少。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过他那个时代的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个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红包多得收不完。而礼部主管文教，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时节用处不大，也没人理会。所以这两个机关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穷得要去当裤子。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衙门，虽然是“清水”，并不清贫。像历朝历代的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穷翰林是当定的了。好在皇帝给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为了能够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书，翰林们都尽可能集体上，小明负责提纲，小强负责初稿，小胖负责修改，小张负责润色，最后再请小李来誊写。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怎么分配呢？集中起来，一年分两回，三伏分一回，岁尾分一回。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从某种程度上说，翰林们这样分发年终奖，等于是自己哄自己高兴。

在唐朝，翰林分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级别高，有机会起草任命书，有机会拿谢礼；一种是翰林待诏（当年李白就是这个职务），级别低，起草任命书的活儿一般轮不到他们干。不过翰林待诏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多，哪天逗皇帝高兴了，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于是翰林待诏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不管是哪个翰林待诏升官了，都得向没升官的翰林待诏交钱，升的官越大，交的钱就得越多。所以没升官的翰林待诏隔三差五就能有一笔进账，他们把这些钱存进“小金库”，到了岁末，每人分一份红包，高高兴兴回家去，开开心心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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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财苏州：过年了，在正常薪水之外，再给员工或者下属发点儿红包和礼品，作为年终奖励，这个规矩老早就有。

比方说，在民国，商店的伙计、作坊的工匠、公司的职员、当铺的朝奉，一般都能拿到年终奖。奖励的形式跟现在一样，主要是发红包。红包有大有小，要看受奖人的级别，也看发奖人的器量，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

那时候，绝大多数的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也就是见习期还没结束的新手，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老板只管食宿，不给工资。可是，年终奖却少不了，碰到出手大方的老板，有的学徒到年终能拿到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即使老板再小气，年终也会摆上一桌，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好饭也可以算作是年终奖。

这说的是商家。那么朝廷如何给官吏发年终奖呢？



大官：年终奖超过一年工资

朝廷不同于企业，企业怕员工跳槽，朝廷却不怕官吏辞职，毕竟饭碗不同，在朝廷上班，端的是铁饭碗，收入稳定，还有夜草可以偷吃，从古至今，挤破头往里进的人多，两袖清风拂袖而去炒领导鱿鱼的少。大概因为这个缘故，过去朝廷给官吏发年终奖，要比店铺给伙计发年终奖要及时，除非出现财政危机，否则不拖，也不压。

像东汉，一入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了，发多少，有定例：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枚（五铢钱，下同）、牛肉200斤、大米200斛；九卿每人发钱10万枚；校尉每人发钱5万枚；尚书每人发钱3万枚；侍中每人发钱2万枚。

东汉后期，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角，一斛大米重16公斤，由此估算，大将军和三公每人所能领到的年终奖，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枚五铢钱，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这一回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

到了北宋，跟东汉刚好相反，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干部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宋朝一石是66公升，大概能装米50公斤，装面30公斤，两石米无非100公斤，5石面无非150公斤，再加上那5只羊，撑死了值几千块钱。而著名清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有餐补（餐钱），有饮料补贴（茶汤钱），有取暖补贴（薪炭钱），有招待补贴（公使钱），有岗位补贴（添支钱），全部加在一起，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在600万元以上。那点儿年终奖跟他的薪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小官：卖废品自筹年终奖

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那些低级官员和些不入流的小吏，朝廷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其年终奖还需要另外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卖废品。

秦、汉、魏晋时期，公文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等到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奖。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年终奖。

另一种办法是放高利贷。

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如唐肃宗时期和宋神宗时期），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利润相当可观。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本衙门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些钱用来吃喝玩乐，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还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酒、醋、盐，在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房地产生意，至少从晚唐就开始兴盛，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很多人从事房地产开发。那时候的房产开发还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盖好了，再对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有给下属发年终奖。但是别的文官武将可不像他这样高风亮节，他们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儿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各衙门：肥缺穷职天差地别

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单位”，“创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远的。职权大的衙门，“小金库”充足，年终奖就多；没人理会的清水衙门，“小金库”寒酸，年终奖就少。南宋大诗人陆游说过他那个时代的一句顺口溜：“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吏部是管官员升迁的，户部是管工资发放的，这两个部门，一个管人事，一个管财政，都是要害机关，所以红包多得收不完。而礼部主管文教，没人理会；兵部在太平时节用处不大，也没人理会。所以这两个机关的官吏就没有多少红包，穷得要去当裤子。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衙门，虽然是“清水”，并不清贫。像历朝历代的翰林院，一没事权，二没财权，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很少到这儿来送礼，穷翰林是当定的了。好在皇帝给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譬如宋朝，朝廷册封某个大官，一般让翰林起草任命书，起草完了，皇帝会命令被册封的那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或者几百匹丝绸，或者几十匹好马，相当优厚。为了能够利益均沾，每起草一份任命书，翰林们都尽可能集体上，小明负责提纲，小强负责初稿，小胖负责修改，小张负责润色，最后再请小李来誊写。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怎么分配呢？集中起来，一年分两回，三伏分一回，岁尾分一回。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从某种程度上说，翰林们这样分发年终奖，等于是自己哄自己高兴。

在唐朝，翰林分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级别高，有机会起草任命书，有机会拿谢礼；一种是翰林待诏（当年李白就是这个职务），级别低，起草任命书的活儿一般轮不到他们干。不过翰林待诏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多，哪天逗皇帝高兴了，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于是翰林待诏们定下了一个规矩：不管是哪个翰林待诏升官了，都得向没升官的翰林待诏交钱，升的官越大，交的钱就得越多。所以没升官的翰林待诏隔三差五就能有一笔进账，他们把这些钱存进“小金库”，到了岁末，每人分一份红包，高高兴兴回家去，开开心心过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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