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下称“报告”），称调查显示，“中国保护主义”抬头再次成为美国在华企业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将近55%的受访企业认为，最近的执法活动针对外国公司，其中超过50%的公司表示，这类活动对其在华投资意向产生了不利影响。

就在报告发布前一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宣布对美国芯片巨头高通[微博]在华垄断行为处以60.8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并责令整改。这一罚款金额创造了我国反垄断罚款最高纪录。

据了解，2014年和2015年的报告都显示，高劳动力成本和不确定的监管环境被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视为两大主要挑战。近1/4的受访资源和工业企业表示已经或准备将业务迁出中国，17%的受访研发密集型企业也表示已经或准备将企业迁出中国。

反垄断执法针对外资？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显示，服务业（不包括信息服务）、信息／知识型服务、研发密集型企业、资源和工业四个行业分别将“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执法活动”列为抑制在华投资能力和意愿因素中的第四、三、二、三位。报告称，这是自从2010年后，“中国保护主义”再次进入影响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因素的前五位。

这不是在华外国商会第一次表达类似关切。2013年夏天，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等数家外国商业团体对中国的反垄断行动公开表示担忧。

2013年9月召开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也对反垄断调查表示了疑问。当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中，外国企业只占到10%。“这些措施绝不是针对某类企业，或者说是有选择性的。目的是要营造一个给企业松绑、宽松又可以公平竞争的环境。”

显然，外国企业对这一点仍然疑虑重重。

最近几年，发改委在反垄断调查领域频频发力，先后对液晶面板、奶粉、黄金、白酒、药品、汽车、通信、保险、水泥、软件等行业巨头发起反垄断调查。受到处罚的包括12家日企，罚款12.354亿元，三星[微博]等6家液晶面板企业罚款3.53亿元，茅台、五粮液（21.48, -0.05, -0.23%）被罚4.49亿元，洋奶粉案涉案企业被罚6.7亿元，一汽-大众因价格垄断被罚2.48亿元，等等。

针对此次高通被执法，发改委称，“高通实施了三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没有正当理由搭售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在基带芯片销售中附加不合理条件。”2月10日的通气会上，发改委如此表示，并称行政处罚决定全文将于几天后公布。

在解释调查原因时，发改委称，针对高通启动反垄断调查的起因是2009年，两家美国公司向发改委举报高通公司垄断；2014年8月，一家美国公司举报高通公司，除此之外，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也向发改委进行了举报。

与一般人想象的高通会受到打击不同，处罚消息发布后，高通美股连续上涨。“虽然高通公司认为本次处罚比较重，但在处罚决定出来后，股价不降反升。说明了我们的处罚决定是适中的，目的绝非是要把一个公司打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表示。

政策不够透明？中国美国商会和贝恩公司联合开展的《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在华美国企业收入继续增长，但已赶不上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步伐。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在华利润率与全球平均利润率相当，30%的受访者表示在华利润率低于中国之外的其他市场的利润率。这显示“近年来会员企业面临的成本和竞争压力日益加剧”。

“超过30%的企业表示2015年没有投资扩张计划，这一比例为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高数据。”不过，报告称，会员企业仍保持乐观态度，主要考虑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的上升，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和进一步的城镇化也向企业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相比于资源和工业企业，服务型企业对增长机会持更为乐观的态度。”

总体来看，超过60%的会员企业仍将中国列为全球优先投资目的地前三位或第一位，不过，仍有一些企业计划减少在华投资额。

报告称，无论在哪个行业的受访企业都认为，市场准入限制是抑制其在华投资能力和意愿的主要因素。服务业和信息/知识型服务业企业认为，本土合作者和股权占比要求是第二大抑制因素，而研发密集型行业和资源及工业企业则认为，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执法活动以及政府资金仅向本国公司开放，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该调查显示，在涉及到并购、投资审批方面，65%的受访企业认为投资审批立法程序缺乏透明度、清晰度或一致性，43%的企业认为行政审批不明确或不公平，33%的企业认为标准设定过程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外或者对外资企业予以不公平对待，31%的企业认为司法和执法程序不公平、缺乏透明度和有效追诉措施。

总体而言，1/3的受访者表示申请取得许可及政府审批难度增加，其中资源和工业企业感觉难度增加的比例最高，但是，近1/4的服务企业感觉申请取得许可和政府审批程序难度降低。

但事实上，中国方面对外资的态度一直是积极和开放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刊文称，要优化利用外资产业和区域结构，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创新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进一步简化程序，下放核准职责，并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

外迁意愿增强：2014年和2015年的报告都显示，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认为目前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仍然是高劳动力成本和不确定的监管环境。一些企业因劳动力成本高的原因已经或正计划将生产或投资撤出中国。

“15%的企业表示有这个打算。近1/4的资源和工业企业表示已经或准备将业务迁出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7%的研发密集型企业也表示已经或准备将企业迁出中国。”报告显示。

此外，难以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也让这些美国企业头疼。调查显示，不管身处哪个行业，会员企业均认为在中国吸引和留住合适人才的最大挑战是员工对待遇预期较高，其次是缺乏职业机遇和企业内职业发展前景不明。

而空气质量也再次成为美国企业招聘的障碍。报告称，53%的受访企业表示因为空气质量问题而很难招聘到高级管理人才来华工作。2013年，这个数字是34%。

目前，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中，绝大部分企业的高管本土人才占比超过了75%，其中研发密集型产业高管本土化的比例最高。信息/知识型服务业企业中只有一半企业中的大陆籍高管占中国区高管层的比例超过75%。报告称，中国区高管层本土化符合会员企业针对中国需求定制产品和服务的战略。

尽管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监管环境不确定的问题，报告称，受调查的企业仍然认为在华业务面临诸多发展机遇。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内消费不断增加、中产阶层的壮大和城镇化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发展机遇。

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对国内市场发展表示乐观。“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企业看好中国市场，但随着中国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企业仍需适应中国商业环境不断演变的挑战。”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