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截至日期的临近之际，英、法、德、意、俄等多个欧洲大国先后加入其中。这意味着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不仅得到了亚洲国家的广泛支持，也已经在“西方八国集团”中赢得多数。在此前后，美国的公开表态也发生了颇为耐人寻味的变化。虽然面对大势所趋，奥巴马在欧洲盟友纷纷“倒戈”后已经对亚投行表示欢迎，但综合看其表态时的相关言论，依然还是流露出了显而易见的保留和疑虑。实际上，自去年10月份首批意向国在北京签署筹建协议起，亚投行就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块“心病”。尽管美国并未公开对成立这样一个组织表示强烈反对，但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中，奥巴马政府一再试图阻止韩日和多个欧洲盟友加入该组织的行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亚投行是否真的动了美国在亚洲的“奶酪”？面对美国欲迎还拒的复杂态度，亚投行将何去何从？厘清这些问题，需要考察美国对亚洲区域合作的整体态度，也需要从历史镜鉴中寻求启示。

美国的一贯态度：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中东和东亚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三个重心，它们全都位于亚欧大陆，而后两者主要是在亚洲。在当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大背景下，亚洲更是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却在这块巨洲拥有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存在，堪称是亚洲的“域外霸权”。美国视太平洋[-0.92% 资金 研报]为自己的“内湖”，并从维护其全球领导者身份和首要地位出发，决定其对亚洲内部开展区域合作的态度。

亚投行虽然定位于“开放的多边合作框架”，但奥巴马政府仍然疑虑重重。不过，如果考察一下冷战后美国对待亚洲试图自行创建多边合作机制的基本立场，就会发现美国人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亚洲区域合作发展史上，早已有不少历史镜鉴。

在冷战终结之际，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倡议，终因美国的反对无果而终；亚洲金融[0.30%]危机发生后，对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美国也因为担心损害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迫使日本放弃了这一想法。在应对这类亚洲试图“自立门户”的区域合作设想时，当时的美国人也曾表现出类似今天在亚投行问题表态时的暧昧，但或明或暗的抵制，则始终是其基本立场。上世纪9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曾在其回忆录中坦率承认，对于亚洲人的此类想法，克林顿政府在公开场合尽量态度温和，而其实际行动则是“全力扼杀”。

2005年年底，首届东亚峰会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在吉隆坡召开。尽管亚洲人只是创建了一个局部区域的开放性会议机制，但作为“域外霸权”的美国的缺席，还是引发了广泛猜测。对此，美国人实际上也是满腹狐疑，最初持一种冷漠和抵触态度。当时正在新加坡访问的美国时任国务卿赖斯公开表示“对东亚峰会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感到忧虑”。直至五年之后，美国正式参会并成为观察员国之后，美国人才改变了对待该合作框架的消极立场。

当然，对于可能影响到美国利益的亚洲区域合作倡议，美国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立场，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应对策略又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奥巴马上台后试图消除单边主义政策给美国带来的困境，在对待存有疑虑的区域合作制度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消极抵制甚至“逆我者亡”的武断做法，转而更加强调通过“参与和塑造”的办法维护美国利益，有时甚至会直接加入其中谋求领导权，以便实现其“为我所用”。

以上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的态度对于亚洲区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成败至关重要，但美国的全力支持，并不总是某种合作制度得以创建和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究其根源，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中一类情况是，尽管美国对于亚洲内部提出的某种合作制度存有疑虑，但在完全判明其有损自身重大利益之前，没有强烈反对或强行干预，而是采取了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这就为并不被美国欢迎的某些新生制度的创设，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美国在亚洲的霸权是一种不完全霸权，而亚洲又过于广袤多样，对于亚洲多数国家共同发起的行动，美国的反对并不总是有效的。

“亚洲合作”与“亚太合作”：尽管美国的反对曾导致某些亚洲合作制度胎死腹中，但简单地说美国反对亚洲搞区域合作，显然既不符合常识也有悖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曾多次支持亚洲国家创设或参与某些新的合作制度。除了支持东盟一类的地区性组织，对于冷战终结之际成立、亚洲成员占据多数的亚太经合组织，美国也一贯积极推动。2005年，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四国共同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不但在不久之后加入其中，还积极向其他亚洲国家兜售该合作框架。目前，在亚太地区推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已经成为美国的重要对外经济战略。

对于在亚洲拥有重大利益的美国而言，地区国家通过开展多边合作实现地区的繁荣稳定符合其自身利益，但前提是这种合作必须保持对美国的开放，或者至少不能试图排斥美国的影响。通过对比不难发现，美国支持的亚洲区域合作大多是在太平洋两岸之间开展的。实际上，从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都主张亚洲合作应该在亚太合作的大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在整个亚洲范围内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强化亚太概念、弱化亚洲的地区意识，一直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待亚洲区域合作问题的基本立场。

亚洲合作与亚太合作的本质区别或核心问题是美国问题；是否把美国直接纳入区域合作进程，是亚太合作和狭义的“亚洲合作”的最大不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在整个亚太范围内进行合作，而绝不希望广袤的亚洲变成欧盟、北美之外独立的庞大区域集团。因而，支持亚太合作，而对亚洲“自起炉灶”的多边合作框架有所保留，甚至公然反对，便成为美国的惯用政策。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对亚投行疑虑重重，首先是担心这是一种有可能脱离“亚太框架”的“亚洲合作”，进而成为亚洲绕开美国开展地区合作的工具。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亚洲合作”被崛起的中国主导，可能会同时触及到美国另一根敏感神经——全球金融霸权。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自己在西方世界的金融霸权。当然，美国拥有金融霸权，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独享国际经济领导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美国垄断世界银行、欧洲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亚洲，则是美国的盟友日本垄断着亚洲开发银行。不过，美国允许盟友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的同时，对其他任何有可能影响到美国金融霸权的竞争性经济组织，都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对亚投行的主要顾虑，还在于担心它会成为自己主导的世界银行的竞争者。正因如此，当其发现难以“扼杀”该组织后，奥巴马立即提议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开展合作。

亚投行需顺势更要造势：美国的态度无疑是亚投行创建和运作中的一个阴影，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组织完全是在逆水行舟。况且，美国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事实。亚投行虽然最早由中国提议筹建，总部也设在北京，但其性质却是开放的多边合作框架。与美国始终不愿放弃其在世界银行拥有的一票否决特权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目前对在亚投行内的一票否决权上持开放态度。这充分表明，中国不可能成为也并不希望成为亚投行的垄断者；就性质而言，亚投行是一个应时而生、满足亚洲发展实际需求的务实经济组织。人们不应忘记“亚投行”的真正名称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主要作用是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募集资金而非投机盈利，它对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会带来冲击，也并不会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挑战者。

亚洲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是亚投行能够赢得广泛支持的坚实基础。据估算，今后十余年内，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而这笔巨大资金是目前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无法满足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有责任为亚洲的共同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为此，中国在APEC北京峰会期间承诺投资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用于“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仍然巨大，是靠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承载的。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契合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实际需求，是对亚洲可持续发展问题察势基础上的顺势之举。

亚投行的未来成功之路离不开中国的关键作用，同时也需要众多国家的广泛支持。亚投行的主要作用是为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稀缺的资金支持，亚洲各国尤其是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成为这个组织的受益者。不过，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却不必局限于亚洲内部，而是完全可以在全球募集资金。只有吸纳更多国家的广泛参与，才能更好地达到为亚洲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性正是维系亚投行活力的源头活水。

显然，西方大国垄断国际金融组织的局面需要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需要为之进行不懈的斗争，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三大银行”设想，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打破西方的金融霸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不能将如此重大的担子过多放到亚投行肩上，那样只会压垮这样一个新生组织。

中国作为亚投行的最早倡导者和核心大国，在贡献资金和国家才智的同时，需要顺势，更要为之造势。处于美国亚洲区域合作政策阴影下的亚投行，既需要化解来自超级大国的可能障碍，更需要通过合理的自身定位赢得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支持，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消解各种障碍的办法。几年前，来华访问的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曾公开引用过孟子的一段名言：“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山中的荆棘小道，走的人多了，就会踏成大路；被众人遗弃不用，不久就会被荒草掩埋，彻底消失。希拉里当时引用这段话是为了阐释中美关系，而今天，这段话对于亚投行的创建和今后发展而言，具有同样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