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们对移民有何担心，“支持英国退出的工人阶级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大部分或全部收入损失都将由富人承担，特别是受到千夫所指的伦敦金融城银行家。”没有比这更大的政治地震了。英国令人震惊地投票脱离欧盟，这有可能导致英国解体、进一步分裂欧盟和动摇西方。二战以来美国和欧洲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自由国际社会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更糟糕的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正在虎视眈眈。

此外，“英国脱欧”投票可能预示着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出现更广泛的民族主义、反建制和反移民龃龉。6月24日，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推定共和党提名人唐纳德？特朗普来到英国，很快，他就非常高兴地看到英国人“找回了自己的国家。”

但回到哪里？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引用丘吉尔的话说，“政治自杀的麻烦在于你会活着后悔。”现在的问题是，英国显而易见的“作死”也拖累了欧盟、北约和全球经济。报业辛迪加的评论员们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视角下，这是英国国内对其与“欧洲”关系的狭隘争论所严重缺乏的。他们不仅考察“英国退出”的后果，也讨论英国如何走到这一步以及脱欧的决定将对欧洲和西方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英国的“留欧”阵营基于理性和经济利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彭定康指出，“全民公决将复杂性变得荒谬地简单。我们的欧盟成员地位所代表的国际合作的纠结和共同主权演变为一系列虚假的主张和承诺。”

但“英国退出投票的真正疯狂之处，”哈佛大学教授、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说，“不在于英国领导人敢于让老百姓权衡欧元成员资格的好处和由此导致的移民压力，而在于这个退出障碍低得可笑。”投票率为72%，即脱欧阵营只占选民的37.5%就取得了胜利。“这不是民主，”罗格夫说，“这是俄罗斯轮盘赌。”事实上，“大部分社会为寻求离婚的夫妻设置的障碍都要大于首相卡梅伦政府给脱离欧盟的决定所设置的障碍。”

如今，欧洲领导人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即英国退出投票，据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观点，“也许只是未来几年欧洲全民公决狂潮的序曲。”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同意说法，认为英国退出可能预示着“一场大反叛，将撼动并可能摧毁欧盟。”

伦纳德指出，“放眼欧洲，有47个反对党正在扰动政坛，”而“它们的成功”——它们已经跻身三分之一欧盟成员国的执政联盟——“驱使主流政党接受了它们的一些立场。”从波兰的劳动和正义党以及匈牙利执政党青年民主党（Fidesz），到法国的国民阵线和丹麦的人民党，民粹主义反叛“用自身的激愤本土主义对抗它们所鄙夷的精英的世界主义，以此取代传统左右之争。”

全球化是民粹主义者得势的一个关键原因。毕竟，华沙高等研究院主任斯拉沃米尔？塞拉科夫斯基（S?awomir Sierakowski）说，尽管经济已经全球化，“但政治仍然是一个国家过程。”而当如此多的人认定“民主，即人民的意愿，”被这一断层“破坏”时，“影响力便成为民粹主义者所独有，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影响变革——并且只能通过破坏。这便是民粹主义者哪怕撒谎也看似可信的原因。”

身为精英西方政客卡梅伦已经辞职，他的政治遗产因为其通过举行全民公决来安抚保守党疑欧派而永远沾上了污点。伦纳德说（也是借用丘吉尔的话），卡梅伦“有一个在他的政党和他的国家之间选择的机会，他选择了他的政党，而最后两者都失去了。”他的党派伎俩失败了，成功地“让欧盟变得不可治理。”

欧盟前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指出，这必将“削弱两党的安全、外交政策和国际立场。”比如，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担心英国退出不利于北爱尔兰和平协定。他不是唯一一个持此观点的人。英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与法国一样——重要的全球军事力量。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观察道，去掉了英国的欧盟将成为“法国-德国的禁脔，其中德国将是主导盟友，而所有较小的成员国将饱受两国排挤。”

哈斯同意这一点：“如此实力优势从长期看绝不健康，它将助长德国的怨气，也可能让欧盟更加不愿意和无能力在世界舞台上团结行动。”德国人则看到了另一个问题。依弗研究所（Ifo Institute）主席克莱门斯？福斯特（Clemens Fuest）指出，英国退出将让德国更加难以反对保护主义。那么，英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瑞典前首相兼外交部长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提醒我们，数十年来，英国的欧盟成员地位受到两党的支持。

人们常常忘记，撒切尔夫人“签署了建立单一市场的单一欧洲法（Singe European Act），该法是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步骤之一，英国的鼓舞居功甚伟。”但这些和其他形成欧盟过程中的“显著成就”“大多是小心翼翼的秘密夹带私货，”其中有“某种怀旧情绪”入主，“一直受到愤怒的反欧——特别是反德——运动的强化，领头的是一些英国主流媒体。”

如今，疑欧派获得了胜利，英国巨大分歧看起来已不可弥合。年长者、教育程度较低者、市郊和农村英格兰和威尔士选民支持英国退出，而年轻人、教育程度较高者和城市选民支持留在欧盟。苏格兰有62%选民支持留欧，目前着眼于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五分之三选民支持留欧的伦敦多久后会寻求独立以成为全球化的城市国家？在北爱尔兰，领先的天主教政党新芬党（Sinn Fein）呼吁进行统一爱尔兰的全民公决。西班牙也在寻求直布罗陀的联合主权。

此外，英国政治方向不明。看似支持市场、支持全球化的“英国退出派”保守党在一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下赢得了全民公决。他们当然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移民控制，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脱欧的保守党和工党选民立场统一。但他们如何理顺他们对自由贸易和去监管化的支持与他们对工人阶级选民所承诺的加强保护就业和公共服务？当支持英国退出的领导人不能兑现他们的承诺时，愤怒的反建制选民难免会奋起反抗。

显然，卡梅伦的继任者需要尝试清理英国退出全民公决所造成的乱象。前伦敦市长、英国退出派领袖之一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是最热门的人选，但未必能得到这个职位。许多支持留欧阵营的人认为他是个叛徒，而许多脱欧派认为他是个不诚实的机会主义者。不管谁继任卡梅伦，推出的过程都“将主导英国的下一个十年，兴许更长”（彭定康语）。并且这一过程显然将让英国“变得更穷、在世界上不再那么重要。”许多支持英国退出的人“将发现他们远远无法获得自由，倒是失去了工作。”

对英国的经济余震确实将十分深远。英镑暴跌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英国和欧洲股市也出现崩盘。投资者争相寻找（相对）安全，这导致美国国债和德国国债收益率创下新低。央行行长纷纷承诺在必要时向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但他们无法让经济与英欧分离的真正冲击完全隔绝。

彭定康认为，未来多年将充满后果严重的贸易关系和国内监管不确定性，这显然是正确的。随着投资和就业决定的推迟或取消，经济衰退将伤及公共财政，早晚不得不采取增税和减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

“欧洲领导人急切地想打消其他成员国效仿英国的念头，可能不会向英国提供有助于减轻脱欧痛苦的条件——特别是在进入欧洲统一市场方面。欧盟贡献了英国贸易额的半壁江山，出口商受到的影响可能将是灾难性的（尽管拥有更具竞争力的汇率）。此外，未来几年金融机构也将把业务和人手调往欧元区金融枢纽，伦敦金融城（以及伦敦房地产市场）将无法避免阵痛。”

但这些风险没有在英国选民中间引起共鸣。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脱欧派选民因为“隐性阶级斗争”而大大低估了这些风险。简言之，不管他们对移民有何担心，“支持英国退出的工人阶级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大部分或全部收入损失都将由富人承担，特别是受到千夫所指的伦敦金融城银行家。”

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许多支持撤销精选的政策和监管的人，”她说。他们希望“英国人相信，不但伦敦金融城将仍然是欧洲顶级金融中心，英国也将仍然能够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即便没有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纯属幻想。”而如今，英国必须生活在它的错觉的后果之中了。

卡梅伦给继任者留下了触发脱离欧盟的第50条正式程序的决定。在理想情况下，英国和欧盟将就某种形式的准成员地位形成一致，保留尽可能多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政治不利于这一结果。英国可能越来越沙文主义，而欧盟政府有很大的激励保持强硬——既为了威慑其他成员不要效仿英国，也为了赢得经济竞争优势。事实上，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安德斯？奥斯伦德（Anders ?slund）说，“欧盟应该就英国退出做出最后通牒，制定清楚繁重的原则。”

欧洲联邦主义者梦想英国退出能形成欧盟一体化的新动力；但人们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成员国之间的紧张状况”，索罗斯提醒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不仅是因为难民问题，也是因为欧元区内部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极端对立。”德国和法国的弱势领导人面临明年的大选，两国意见相左。最新民调发现，法国人对欧盟的支持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索罗斯正确地认为，“所有这些对于严肃的欧盟改革计划来说都不是好兆头。”

正好相反：欧盟看起来孱弱、易碎、暴躁，英国退出可能导致其进一步分裂。极右翼反欧盟政党将赢得东风。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希望进行“法国退出”全民公决。荷兰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的吉尔特？怀尔德斯（Geert Wilders）希望进行“荷兰退出”投票。

除了其他国家退出的风险，还有一个威胁：欧盟可能在纸面上仍然存在，但各国日益分道扬镳。欧盟委员会在理应开放边境的申根区重新实施国境控制的问题上沦为橡皮图章就是明证。如果某民族主义政府单方面对欧盟移民进行控制，或真的对贸易进行控制，欧盟委员会将怎么做？英国的留欧阵营当然必须为常常表现无能的欧盟进行辩护，关掉一跃进入未知领域的风险——这一方法让约翰逊等英国退出支持者嘲笑他们所谓的“工程恐惧”（Project Fear）。但英国退出阵营唯一可靠的武器正是恐惧：将恐怖主义和移民与欧盟成员资格捆绑在一起，以此诱导选民将吊桥高高挂起。

当然，这并不是英国独有的战略：丹麦选民因为对难民和恐怖主义的恐惧而动摇，在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一个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否决了加强与欧盟进行跨境政策合作的方案。但英国退出支持者更进一步。他们宣称，脱离欧盟不会危及英国的安全，因为是北约而不是欧盟确保了英国的防务。

但波兰前副总理雅西克？罗斯托夫斯基（Jacek Rostowski）指出，安全和防务是不同的。“真正的安全包括一国预期不必求助它所属的防务联盟——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正是欧盟成员地位所提供的。”事实上，英国退出构成了对北约的直接威胁。罗斯托夫斯基指出，整个欧洲“本想民族主义”意味着给将沦为普京的克里姆林宫的“第五纵队”的力量赋权。比如，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明，如果勒庞在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她将阻挠一切形式的……对普京冒险主义的抵制，而普京的冒险主义正在威胁北约的东部前沿。”

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英国退出的地缘政治后果是巨大的。“崛起的中国、衰落但敢于冒险的俄罗斯，以及中东动荡长久化的前景，面临这样的局面，紧密的跨大西洋合作将是维持长期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他写道，“英国退出则将削弱欧洲和英国，”从而让“形成无序国际体系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

英国退出阵营反驳这些担忧，他们常常指出，在欧盟之外，英国能够建立与世界其余部分更加紧密的关系，首先是美国和其他“英语民族”。但美国不同意这一看法。罗斯托夫斯基指出，英国“对待重要如欧洲安全的美国根本利益有如儿戏”，将“破坏两国剩下的双边‘特殊关系’。”哈斯更进一步：“美国如此珍视与英国的关系的一个原因正在于英国在欧洲的角色。”

尽管如此，英国退出支持者仍然意淫着英国在“盎格鲁圈”（Anglosphere，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对这一概念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简言之，这个俱乐部的潜在成员没有一家有兴趣加入。地理，而不是历史，决定了战略。英国和加拿大对于美国对垒中国毫无价值，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对垒俄罗斯毫无价值。因此，英联邦——脱胎于早就不复存在的大英帝国——只是一个清谈俱乐部，美国根本不关注。

经济关系亦然。对英贸易对澳大利亚早已不再那么重要，而美国正专注于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和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巨型地区贸易协定。因此，埃文斯正确地推论，“如果英国与欧洲渐行渐远，认为它可以通过成立自身有影响力的新国际组织来获得补偿，那么它将发现自己成为孤家寡人。”

但它本身未必孤家寡人。由于存在更多英国退出式全民公决跟进的风险，欧盟领导人认识到联盟的生存已经是个问题。法国政治策略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认为，它们“必须立刻在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上进行大规模自我评估。它们需要总结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导致失去了公民的信任，并在国家和欧盟层面制定一个计划重新赢得这一信任。”

这一计划应该包括提醒欧洲公民欧洲工程所取得的成就——从而厘清英国退出对欧洲一体化造成的威胁意味着什么。1995年瑞典加入欧盟时担任瑞典首相的比尔特在今年早些时候指出，“20世纪70和80年代，极具吸引力的一体化承诺帮助稳定了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主。”共产主义崩盘后，“加入欧盟的承诺缓解、鼓励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20世纪9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类似地，“一体化的欧洲的软实力启发了土耳其几十年的民主改革”，对近几年来的乌克兰也有类似的影响。

但欧洲领导人还必须理解，为何对于英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回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莫伊西指出，“这一评估必须在推动更大的一体化之前进行。如果欧盟惊慌失措地蹒跚前行，就将证明它缺乏对真正在发生什么的理解。”

对德国前外交部长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来说，英国退出争论反映了一个简单的现实：“英国想要一个不同于欧盟目前所代表的欧洲。它想要的是一个只有共同市场的欧洲。”但左翼疑欧派有一个不同的支持英国退出的原因。他们认为，从欧盟退出能让他们的国家摆脱欧盟的“新自由主义”约束，如限制国有所有权和补贴。希腊前财政部长、西方左翼的代表人物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对此不买账：“好社会需要通过加入通行机构以克服它们的退步作用才能赢得，”他指出，而不是通过“推动欧洲进步分子与新法西斯主义联合。”

那么，面对英国退出投票，应该做些什么？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首席经济顾问劳拉？泰森（Laura Tyson）说，英国退出“进一步加强了欧洲加码刺激和非常规措施”以刺激增长和就业的理由。增长和就业是最好的民粹主义解毒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希望英国退出“能带来对欧洲治理结构和机构安排的大反思”，这种反思也是莫伊西所支持的。但“要重塑选民的控制和责任感，”斯宾塞说，“需要激发欧洲各个角落的领导力——包括政府、企业、劳工组织和公民社会，并拿出新的诚信、包容、责任和慷慨的承诺。”

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联职主席安纳托尔？凯勒茨基（Anatole Kaletsky）表示不乐观。如果英国退出能够“在稳定和政治冷静如英国的国家”获胜，他指出，“全世界金融市场和企业对欧洲其余部分和美国的民粹主义反叛的自得都将被吓醒。”这一幕已经开始，并且，他正确地强调，“市场担忧的加深反过来将改变经济现实。”在最糟糕的情形中，“金融市场将放大经济焦虑，养成更大的反建制愤怒并助长进一步增加的政治动乱预期。”

索罗斯也认识到了同样的风险，并认为意大利特别容易遭遇“全面银行危机——这很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刚刚赢得罗马市长选举）早至明年就上台掌权。”欧盟不能如过去那样得过且过。“但我们决不能放弃，”索罗斯说，“英国退出后，所有坚信作为欧盟建立基础的价值和原则的人都必须同心协力，通过彻底的结构重组来拯救欧盟。”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将输掉的战争最需要我们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