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时内，像大多数公共事件一样，“罗一笑事件”通过一再的剧情反转，挑动并操控着着大众脆弱的神经。我想过尽可能简单不带感情地描述这件事情。但我发现，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太多的细节和谣言，已经把这事从最初的公益事件，迅速失焦，变成了一场横跨多个领域和人群的舆论烂账。

病床上的罗一笑，不知不觉地被扯进了一场巨大的舆论漩涡。经历了反转，再反转，又反转。我们希望她早日康复的同时，也希望这些大人世界里的负面与口水，能离她此后的人生之路远一些，再远一些。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成了近期的“网络公益慈善事件”的一贯走向：一个人在网络上要求捐助，幸运地成为了爆款。看上去皆大欢喜，然而没过几天，被捐助者就被发现了“黑点”。紧接着是被质疑和人肉。不到几个小时，舆论迅速反转。当初支持的人开始因为“被骗”而痛斥，接着政府和公益机构出来辟谣。最终舆论平息的时候，捐助的本意已经忘掉，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注脚。

然后，下一场捐助，下一场“揭黑”，下一次反转。周而复始，大众乐此不疲。有时候，这样的机制是有效的，比如知乎的 “ 童瑶事件 ”，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实际上意味着双输：被捐者的形象自不必说，捐助者的“善心”受到了挫伤，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这样的黑色事件出现，都在把整个社会的善心成本往上提高。慈善渐渐变得被污名化。

表面上看起来，这应该是被捐助者的品行导致的，但是细究一下，罗一笑的父亲所做的事，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也可以理解：筹钱筹的越多，罗一笑的获救希望就越大。于是他采用了寻找营销公司，发动群众的方式来筹款。结果也是对的，他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至于三套房，两辆车和“基督徒”的标签（当然，他已经做了许多解释）——从父亲的角度，他不能轻易对外主动透露 —— 这样势必会降低他的公众 “ 同情分 ” ，从而减少筹款。他必须硬挺着支持下来，一直撑到底。

在他看来，他只是玩了一套在互联网中被很多人玩的游戏规则。问题是，在慈善领域，这不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甚至成为慈善的新的黑色潜规则。我们来看看慈善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初，基本的慈善是通过官办的公益组织。例如红十字会。然而很不幸，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些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几乎成断崖式崩塌。而民间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又因为种种问题难以被正规化。于是，这种“社交媒体+众筹”的方式进行公益，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社交媒体方式进行公益，有一些好处，它看上去很透明，因为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受助者，直接跟再加上煽情的文字，比中介机构的说明无疑更能打动人，有更强的说服力，筹到更多的款。但是问题是，社交媒体缺乏公益最基本的一点：信用。

在公益领域，“ 信用 ” 的意义是：了解捐助的对象的真实状况，并可以追踪善款的走向和使用情况。在慈善组织的年代，这种信用是由组织来背书的。但是在众筹平台出现以后，“中介机构”的这一功能不复存在。剩下的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一对一”关系。

为什么被捐助者没有了“信用”？因为不像组织，需要考虑多次服务带来的长期声誉，被捐助者可能仅筹一次款，这辈子就消失不见。何况，待帮助者的数量要比公益组织要多得多得多，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是谁。于是公众决定捐谁不捐谁，就无法再核实“信用”，而选择一种看上去跟信用非常类似的东西 “ 身份 ”。

社交媒体中的 “ 身份 ” 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光包括你是谁，更重要的是，你有多少粉丝，多大传播能力，多少话语权，你能够运作多少人转发 。这种“竞技场机制”，在娱乐营销和段子手经纪领域，有它的规律和合理性，但放在慈善捐助领域就很可疑了。“身份”通常是弱者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除非天降贵人，否则在传播能力上恰恰是处于弱势的——而这种“弱势”地位，往往是激发公众同情心的理由。

强调 “ 身份 ” 的结果是，被捐助对象的人生，职业甚至未来的命运，将从此与这件事绑定在一起。因此，获慈善捐助者，将一直被置于大众的监视之中。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拿出来细数，任何一点小的疑问，都可能会让曾经大发善心的人们反攻倒算。问题是，这些“监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往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一种粗暴的对私权的干涉。能买得起车和房，离过婚和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人能不能接受捐助？接受捐助之后能否利用余款进行二次捐助？这些细节的追究、拷问和质疑放大，都让人精疲力竭，也无从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又是舆论场极好的火引子。

我不愿做悲观的预言，但类似的事件恐怕短期内不会停止。这种现象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链，通过量身定做，设计特定的捐助传播方案，然后抽取佣金。这个局面，看上去是一个新的网络环境下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旧套路的互联网+ ：首先，是普遍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包括良好的医疗保障，透明的舆论监督）的缺位；其次，是把这些责任通过“反规则”的方式（公众募捐和社交监督）推卸出去。最后，这种反规则的方式必然会制造出新的“慈善营销”模式，并最终走向一种司空见惯的路数，那就是“按闹分配”。

想要打破这种规则，就必须恢复信用，找一家能够信得过的，有足够专业性和公信力的机构，由它进行代理。网民和媒体对机构进行监督，而不是对个人进行直接的监视。然而放眼望去，无论是官方公益组织，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是网络公益平台，没有一家能够真正承担起这种失落的信用。更糟糕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人认真解决。这个“信用机制”的缺位，好像比单个受捐助者家里有几套房、上一次离婚的理由是什么等单纯道德和社会阶层身份等并非本质的原因，显得更不重要，这就太荒谬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或许是“下半场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机会。“信用经济”越来越重要了。联想到才过去的支付宝“芝麻信用风波”，如果真正意义上，社会信用较高（当然，不能仅仅是经济水平或消费能力较高）的人，能够获得的是更多帮助机会而不是更多女大学生福利，或许对于纠正慈善乱象会有一定帮助。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牢记，罗一笑，或者她潜在的病友，正在为所有这一切买单。

24小时内，像大多数公共事件一样，“罗一笑事件”通过一再的剧情反转，挑动并操控着着大众脆弱的神经。我想过尽可能简单不带感情地描述这件事情。但我发现，不到一天的时间，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太多的细节和谣言，已经把这事从最初的公益事件，迅速失焦，变成了一场横跨多个领域和人群的舆论烂账。

病床上的罗一笑，不知不觉地被扯进了一场巨大的舆论漩涡。经历了反转，再反转，又反转。我们希望她早日康复的同时，也希望这些大人世界里的负面与口水，能离她此后的人生之路远一些，再远一些。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成了近期的“网络公益慈善事件”的一贯走向：一个人在网络上要求捐助，幸运地成为了爆款。看上去皆大欢喜，然而没过几天，被捐助者就被发现了“黑点”。紧接着是被质疑和人肉。不到几个小时，舆论迅速反转。当初支持的人开始因为“被骗”而痛斥，接着政府和公益机构出来辟谣。最终舆论平息的时候，捐助的本意已经忘掉，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注脚。

然后，下一场捐助，下一场“揭黑”，下一次反转。周而复始，大众乐此不疲。有时候，这样的机制是有效的，比如知乎的 “ 童瑶事件 ”，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实际上意味着双输：被捐者的形象自不必说，捐助者的“善心”受到了挫伤，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这样的黑色事件出现，都在把整个社会的善心成本往上提高。慈善渐渐变得被污名化。

表面上看起来，这应该是被捐助者的品行导致的，但是细究一下，罗一笑的父亲所做的事，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也可以理解：筹钱筹的越多，罗一笑的获救希望就越大。于是他采用了寻找营销公司，发动群众的方式来筹款。结果也是对的，他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至于三套房，两辆车和“基督徒”的标签（当然，他已经做了许多解释）——从父亲的角度，他不能轻易对外主动透露 —— 这样势必会降低他的公众 “ 同情分 ” ，从而减少筹款。他必须硬挺着支持下来，一直撑到底。

在他看来，他只是玩了一套在互联网中被很多人玩的游戏规则。问题是，在慈善领域，这不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甚至成为慈善的新的黑色潜规则。我们来看看慈善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初，基本的慈善是通过官办的公益组织。例如红十字会。然而很不幸，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些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几乎成断崖式崩塌。而民间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又因为种种问题难以被正规化。于是，这种“社交媒体+众筹”的方式进行公益，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社交媒体方式进行公益，有一些好处，它看上去很透明，因为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受助者，直接跟再加上煽情的文字，比中介机构的说明无疑更能打动人，有更强的说服力，筹到更多的款。但是问题是，社交媒体缺乏公益最基本的一点：信用。

在公益领域，“ 信用 ” 的意义是：了解捐助的对象的真实状况，并可以追踪善款的走向和使用情况。在慈善组织的年代，这种信用是由组织来背书的。但是在众筹平台出现以后，“中介机构”的这一功能不复存在。剩下的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一对一”关系。

为什么被捐助者没有了“信用”？因为不像组织，需要考虑多次服务带来的长期声誉，被捐助者可能仅筹一次款，这辈子就消失不见。何况，待帮助者的数量要比公益组织要多得多得多，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是谁。于是公众决定捐谁不捐谁，就无法再核实“信用”，而选择一种看上去跟信用非常类似的东西 “ 身份 ”。

社交媒体中的 “ 身份 ” 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光包括你是谁，更重要的是，你有多少粉丝，多大传播能力，多少话语权，你能够运作多少人转发 。这种“竞技场机制”，在娱乐营销和段子手经纪领域，有它的规律和合理性，但放在慈善捐助领域就很可疑了。“身份”通常是弱者所不曾拥有的东西，除非天降贵人，否则在传播能力上恰恰是处于弱势的——而这种“弱势”地位，往往是激发公众同情心的理由。

强调 “ 身份 ” 的结果是，被捐助对象的人生，职业甚至未来的命运，将从此与这件事绑定在一起。因此，获慈善捐助者，将一直被置于大众的监视之中。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拿出来细数，任何一点小的疑问，都可能会让曾经大发善心的人们反攻倒算。问题是，这些“监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往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一种粗暴的对私权的干涉。能买得起车和房，离过婚和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人能不能接受捐助？接受捐助之后能否利用余款进行二次捐助？这些细节的追究、拷问和质疑放大，都让人精疲力竭，也无从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又是舆论场极好的火引子。

我不愿做悲观的预言，但类似的事件恐怕短期内不会停止。这种现象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链，通过量身定做，设计特定的捐助传播方案，然后抽取佣金。这个局面，看上去是一个新的网络环境下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旧套路的互联网+ ：首先，是普遍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包括良好的医疗保障，透明的舆论监督）的缺位；其次，是把这些责任通过“反规则”的方式（公众募捐和社交监督）推卸出去。最后，这种反规则的方式必然会制造出新的“慈善营销”模式，并最终走向一种司空见惯的路数，那就是“按闹分配”。

想要打破这种规则，就必须恢复信用，找一家能够信得过的，有足够专业性和公信力的机构，由它进行代理。网民和媒体对机构进行监督，而不是对个人进行直接的监视。然而放眼望去，无论是官方公益组织，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是网络公益平台，没有一家能够真正承担起这种失落的信用。更糟糕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人认真解决。这个“信用机制”的缺位，好像比单个受捐助者家里有几套房、上一次离婚的理由是什么等单纯道德和社会阶层身份等并非本质的原因，显得更不重要，这就太荒谬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或许是“下半场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机会。“信用经济”越来越重要了。联想到才过去的支付宝“芝麻信用风波”，如果真正意义上，社会信用较高（当然，不能仅仅是经济水平或消费能力较高）的人，能够获得的是更多帮助机会而不是更多女大学生福利，或许对于纠正慈善乱象会有一定帮助。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牢记，罗一笑，或者她潜在的病友，正在为所有这一切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