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无知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日子，也是怀疑的日子…… ——狄更斯，《双城记》

最近这 20 年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社会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坏的时候。这个时代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极端世代的故事——第一个世代的特征是发展与稳定，接踵而至的第二个世代则以工业化经济体遭遇前所未见的最恶劣的银行业危机为显著特征。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10 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被世人看作智慧的年代反转成为无知的年代，同时，人们的信仰也衍生出怀疑。身处发达国家最大金融中心的大型银行纷纷出现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引发全球范围内信任体系的崩溃，进而导致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经济衰退。

这种困境是如何出现的？这是个人的失败，还是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失败？ 2007 ~ 2008 年的一系列事件给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戏剧和电影提供了无数的灵感，讨论此次危机的作品数不胜数。现行的货币和银行体系频繁引发令人忧心的危机，我试图在本书中审视并解答由这种现象引出的几个重大问题：为何会发生危机？为什么从失业和生产力流失角度判断，危机的代价如此高昂？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措施预防危机？我在本书中还分析了一些新兴的观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看上去能在市场经济中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最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坏的弱点？我想通过本书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前面的部分将解释货币和银行体系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接连遭遇危机的原因，阐述这些危机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我们如何才能终结金融炼金术。我们所持的与货币和银行相关的理念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这与我们从事政治活动以及撰写历史所处的环境是一致的。

许多关于本次危机的实录或者回忆录都早已问世。每本书的标题都不尽相同，但每本书暗示的副标题都是“我是如何拯救世界的”。我觉得有必要在进入书的主题之前说清楚，虽然我本人参与了这些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 2003 ~ 2013 年的 10 年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的身份，体验了通货膨胀慢增长的大稳健时期、银行危机全面爆发时期、随之而来的大衰退时期，以及刚刚显露迹象的恢复期，但是，我没有把本书当作危机回忆录来写，更没有刻意去讲述那些私密的对话或者幕后的激烈冲突。

本书讨论的重点是经济观念。在英国央行供职期间，我意识到，某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总会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举例来讲， 20 世纪 90 年代普遍采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和 1997 年英国央行成为独立运作的央行都是经济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佳实例。经济学家们为经济政策的制度，尤其为央行的运作带来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但是，根据我在央行期间的实际体验，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社会消费总额和生产总值波动的各种“模型”都存在先天不足，不管是口头描述还是数学公式。最大的缺陷在于这些模型都没能分析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的重要性，对报纸和电视节目大规模宣讲的金融市场的各个方面也只字未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代学术界用于思考和分析经济运转的基础框架性理论当中存在重大缺陷呢？

在本书当中，我将依次解答以下这些问题：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全球经济是如何失去平衡的；货币是如何在过去的社会中逐渐成形的，以及它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为什么说作为货币供应主要来源的银行反而造成了当今金融体系异常脆弱；为什么各国央行需要改变它们应对危机的方式；为什么政治行为与货币政策总是如影随形；为什么如果各国政府延续既往政策，全球经济就将面临又一场危机；作为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最后一章讨论的将是如何终结当今这种如同炼金术一样的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机制。

我所指的炼金术意味着民众普遍相信纸币能够随时按照本人的需求兑换成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并且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只要储户提出需求就一定能够提取。事实是，任何形态的货币，其价值取决于发行人的社会信用。民众对纸币的信任其实是建立在对政府的信任之上的，也就是说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印制纸币，同时也有能力和意愿来遏制滥发纸币的不良倾向。储户的积蓄实际上已经被银行转化成了期限很长且有一定风险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是不可能迅速变现的。多个世纪以来，炼金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货币和银行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源性推动力。我将在本书中论证，我们有能力根除这种炼金术，而且可以不损害货币和银行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带来的巨大利益。

本书当中大量使用了四个概念：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囚徒困境以及信任。以上四个概念将贯穿全书，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和银行体系的炼金术是如何起源的，也可以分析我们如何才能减少炼金术的影响，甚至彻底根除这种巫术。

2013 年，我从英国央行卸任，此后我致力于探究指导货币和银行体系运转的理论方面和操作层面的缺陷，以及这些不足之处给整个经济运转带来的影响。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现离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越来越近。我认为当今社会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各国央行管理经济的手段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市场经济发挥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连接当下和未来，调剂人们到底要生产多少，要消费多少，这种调剂的过程不止一两天，而是会持续影响长远的未来。人类总是有天生的消费冲动，今天要花出去的钱一般都留不到明天，但是如果银行利率足够高，人们就会产生储蓄的意愿。同理，如果企业判断当前资金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益超出融资成本，那么企业一定会大力进行生产性资本投入。经济的发展需要储蓄和投资都成为必要的生产性投入的来源，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成效。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存款利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比例都应该在零以上。但如今，我们深陷低利率困境而无法自拔，低利率无法激励居民进行储蓄，而储蓄才是未来消费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低利率政策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必然拖累投资回报率，迫使资金流入无利可图的项目。低利率和低投资回报率将同时拉低未来的经济增速。我们其实已经在下行道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了。看上去我们目前正在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有效地充当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有二。其一，把已知的当下和未知的将来联系起来是一件存在先天障碍的工作。极端不确定性为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如果我们当前无法设想到未来可能出现什么形态的商品或服务，又如何可能用这些尚未出现的东西构造一个市场呢？货币政策和银行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这个挑战。其二，偶发性大规模经济失衡事件的发生与极端不确定性存在高度关联。在传统操作当中，经济学家们在给政府和央行出谋划策的时候，往往低估了极端不确定性在诱发失衡过程中的重要性。危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由人们在尝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累积形成的。以上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讨论。

我在书中阐述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会折射出我的两段人生经历。第一段经历是在学术界，最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之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后我在大西洋两岸都从事过教学工作。在学术阵线上，我亲历了宏观经济学从意识形态辩论转向数理化分析的过程——在意识辩论阶段，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都合情合理，但是从来无法令人信服；进入数理化分析阶段之后，其理论都具有高度说服力，但又从来无法完全合乎常情常理。直到 2007 ~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才在回顾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意识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我本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学习的经济金融理论，当时给我上课的是凯恩斯的几名学生，主要是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他们和当时以数学家身份加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也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各所大学都更关注经济学研究，促使经济学院遍地开花。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关于经济的所有智慧都被这位伟人发掘了，由于这种狭隘性，这个学派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经济学研究原本就以其论证的严谨而著称，数学家们正在让这个学科更严谨。但是，在大家追捧理性的人能够为经济带来有效均衡这个观念的过程中，非常规的经济学分析似乎快要被人们遗忘了，也就是说没人再把对经济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和信任的分析当作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了。我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这些课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我人生的第二段经历是在英格兰银行度过的 22 个春秋。 1991 ~ 2013 年，我一直在这家全球最老且持续运转的央行供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和行长。这段经历使我充分了解了管理货币的各种手段。我在工作过程中认识到，管理货币不能依赖于天才银行家来发挥他们魔法般的能力，而应该通过设计和打造合理的制度，由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来推动执行，我也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过这一看法。不可否认，个人能力也很重要，而且在金融危机中，个人才干或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局面。总有一些个人，不论央行银行家或者政治家，总觉得自己能够抵御市场的算计，但我认为，市场的力量，也就是成千上万全球投资者的意愿，足以匹敌任何个人的力量。正如克林顿总统的一位竞选顾问所说的那样：“我曾经以为，如果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的话，我希望做总统、教皇或者顶尖棒球手，但我现在希望能变身成债券市场，这样我可以唬住所有人。”这话是在约 20 年前说的，直到今天其内涵依然适用。

2012 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身份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这是和平年代的第一次，再往前追溯则要说到 1939 年 3 月，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在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在他讲话的几个月后“二战”全面爆发。有记录显示，诺曼离开 BBC 大楼的时候，一群“英国社会信用党”的示威者冲向了他，示威者扛着旗子和标语，当时的口号是：先把银行家征兵入伍！ 2012 年，群众的情绪同样激愤。 2007 ~ 2009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蔓延，普通群众对于危机带来的影响仍然充满了愤怒。这一场危机是多年所犯错误累积形成的，消退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保护子孙，就不能等到下一轮危机到来时才采取行动。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管理失败，导致失业率升高和生产力下降，进而无法预防危机再次产生，这种后果将是我们无法面对的。

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不仅开篇之语脍炙人口，其结尾段落同样掷地有声。当悉尼·卡顿为了挽救他人而在断头台上献身的时候，他回忆道：“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件事，比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好得多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令我们继承的货币和银行炼金术走向终结，那么至少在经济领域，可以说这一项工作比过去所有工作加起来都要更有价值。

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无知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日子，也是怀疑的日子…… ——狄更斯，《双城记》

最近这 20 年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社会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坏的时候。这个时代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极端世代的故事——第一个世代的特征是发展与稳定，接踵而至的第二个世代则以工业化经济体遭遇前所未见的最恶劣的银行业危机为显著特征。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10 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被世人看作智慧的年代反转成为无知的年代，同时，人们的信仰也衍生出怀疑。身处发达国家最大金融中心的大型银行纷纷出现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引发全球范围内信任体系的崩溃，进而导致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经济衰退。

这种困境是如何出现的？这是个人的失败，还是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失败？ 2007 ~ 2008 年的一系列事件给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戏剧和电影提供了无数的灵感，讨论此次危机的作品数不胜数。现行的货币和银行体系频繁引发令人忧心的危机，我试图在本书中审视并解答由这种现象引出的几个重大问题：为何会发生危机？为什么从失业和生产力流失角度判断，危机的代价如此高昂？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措施预防危机？我在本书中还分析了一些新兴的观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看上去能在市场经济中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最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坏的弱点？我想通过本书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前面的部分将解释货币和银行体系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接连遭遇危机的原因，阐述这些危机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我们如何才能终结金融炼金术。我们所持的与货币和银行相关的理念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这与我们从事政治活动以及撰写历史所处的环境是一致的。

许多关于本次危机的实录或者回忆录都早已问世。每本书的标题都不尽相同，但每本书暗示的副标题都是“我是如何拯救世界的”。我觉得有必要在进入书的主题之前说清楚，虽然我本人参与了这些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 2003 ~ 2013 年的 10 年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的身份，体验了通货膨胀慢增长的大稳健时期、银行危机全面爆发时期、随之而来的大衰退时期，以及刚刚显露迹象的恢复期，但是，我没有把本书当作危机回忆录来写，更没有刻意去讲述那些私密的对话或者幕后的激烈冲突。

本书讨论的重点是经济观念。在英国央行供职期间，我意识到，某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总会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举例来讲， 20 世纪 90 年代普遍采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和 1997 年英国央行成为独立运作的央行都是经济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佳实例。经济学家们为经济政策的制度，尤其为央行的运作带来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但是，根据我在央行期间的实际体验，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社会消费总额和生产总值波动的各种“模型”都存在先天不足，不管是口头描述还是数学公式。最大的缺陷在于这些模型都没能分析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的重要性，对报纸和电视节目大规模宣讲的金融市场的各个方面也只字未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代学术界用于思考和分析经济运转的基础框架性理论当中存在重大缺陷呢？

在本书当中，我将依次解答以下这些问题：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全球经济是如何失去平衡的；货币是如何在过去的社会中逐渐成形的，以及它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为什么说作为货币供应主要来源的银行反而造成了当今金融体系异常脆弱；为什么各国央行需要改变它们应对危机的方式；为什么政治行为与货币政策总是如影随形；为什么如果各国政府延续既往政策，全球经济就将面临又一场危机；作为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最后一章讨论的将是如何终结当今这种如同炼金术一样的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机制。

我所指的炼金术意味着民众普遍相信纸币能够随时按照本人的需求兑换成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并且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只要储户提出需求就一定能够提取。事实是，任何形态的货币，其价值取决于发行人的社会信用。民众对纸币的信任其实是建立在对政府的信任之上的，也就是说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印制纸币，同时也有能力和意愿来遏制滥发纸币的不良倾向。储户的积蓄实际上已经被银行转化成了期限很长且有一定风险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是不可能迅速变现的。多个世纪以来，炼金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货币和银行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源性推动力。我将在本书中论证，我们有能力根除这种炼金术，而且可以不损害货币和银行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带来的巨大利益。

本书当中大量使用了四个概念：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囚徒困境以及信任。以上四个概念将贯穿全书，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和银行体系的炼金术是如何起源的，也可以分析我们如何才能减少炼金术的影响，甚至彻底根除这种巫术。

2013 年，我从英国央行卸任，此后我致力于探究指导货币和银行体系运转的理论方面和操作层面的缺陷，以及这些不足之处给整个经济运转带来的影响。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现离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越来越近。我认为当今社会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各国央行管理经济的手段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市场经济发挥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连接当下和未来，调剂人们到底要生产多少，要消费多少，这种调剂的过程不止一两天，而是会持续影响长远的未来。人类总是有天生的消费冲动，今天要花出去的钱一般都留不到明天，但是如果银行利率足够高，人们就会产生储蓄的意愿。同理，如果企业判断当前资金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益超出融资成本，那么企业一定会大力进行生产性资本投入。经济的发展需要储蓄和投资都成为必要的生产性投入的来源，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成效。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存款利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比例都应该在零以上。但如今，我们深陷低利率困境而无法自拔，低利率无法激励居民进行储蓄，而储蓄才是未来消费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低利率政策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必然拖累投资回报率，迫使资金流入无利可图的项目。低利率和低投资回报率将同时拉低未来的经济增速。我们其实已经在下行道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了。看上去我们目前正在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有效地充当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有二。其一，把已知的当下和未知的将来联系起来是一件存在先天障碍的工作。极端不确定性为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如果我们当前无法设想到未来可能出现什么形态的商品或服务，又如何可能用这些尚未出现的东西构造一个市场呢？货币政策和银行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这个挑战。其二，偶发性大规模经济失衡事件的发生与极端不确定性存在高度关联。在传统操作当中，经济学家们在给政府和央行出谋划策的时候，往往低估了极端不确定性在诱发失衡过程中的重要性。危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由人们在尝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累积形成的。以上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讨论。

我在书中阐述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会折射出我的两段人生经历。第一段经历是在学术界，最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之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后我在大西洋两岸都从事过教学工作。在学术阵线上，我亲历了宏观经济学从意识形态辩论转向数理化分析的过程——在意识辩论阶段，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都合情合理，但是从来无法令人信服；进入数理化分析阶段之后，其理论都具有高度说服力，但又从来无法完全合乎常情常理。直到 2007 ~ 2009 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才在回顾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意识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我本人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学习的经济金融理论，当时给我上课的是凯恩斯的几名学生，主要是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他们和当时以数学家身份加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也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各所大学都更关注经济学研究，促使经济学院遍地开花。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关于经济的所有智慧都被这位伟人发掘了，由于这种狭隘性，这个学派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经济学研究原本就以其论证的严谨而著称，数学家们正在让这个学科更严谨。但是，在大家追捧理性的人能够为经济带来有效均衡这个观念的过程中，非常规的经济学分析似乎快要被人们遗忘了，也就是说没人再把对经济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和信任的分析当作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了。我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这些课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我人生的第二段经历是在英格兰银行度过的 22 个春秋。 1991 ~ 2013 年，我一直在这家全球最老且持续运转的央行供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和行长。这段经历使我充分了解了管理货币的各种手段。我在工作过程中认识到，管理货币不能依赖于天才银行家来发挥他们魔法般的能力，而应该通过设计和打造合理的制度，由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来推动执行，我也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过这一看法。不可否认，个人能力也很重要，而且在金融危机中，个人才干或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局面。总有一些个人，不论央行银行家或者政治家，总觉得自己能够抵御市场的算计，但我认为，市场的力量，也就是成千上万全球投资者的意愿，足以匹敌任何个人的力量。正如克林顿总统的一位竞选顾问所说的那样：“我曾经以为，如果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的话，我希望做总统、教皇或者顶尖棒球手，但我现在希望能变身成债券市场，这样我可以唬住所有人。”这话是在约 20 年前说的，直到今天其内涵依然适用。

2012 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身份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这是和平年代的第一次，再往前追溯则要说到 1939 年 3 月，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在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在他讲话的几个月后“二战”全面爆发。有记录显示，诺曼离开 BBC 大楼的时候，一群“英国社会信用党”的示威者冲向了他，示威者扛着旗子和标语，当时的口号是：先把银行家征兵入伍！ 2012 年，群众的情绪同样激愤。 2007 ~ 2009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蔓延，普通群众对于危机带来的影响仍然充满了愤怒。这一场危机是多年所犯错误累积形成的，消退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保护子孙，就不能等到下一轮危机到来时才采取行动。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管理失败，导致失业率升高和生产力下降，进而无法预防危机再次产生，这种后果将是我们无法面对的。

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不仅开篇之语脍炙人口，其结尾段落同样掷地有声。当悉尼·卡顿为了挽救他人而在断头台上献身的时候，他回忆道：“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件事，比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好得多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令我们继承的货币和银行炼金术走向终结，那么至少在经济领域，可以说这一项工作比过去所有工作加起来都要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