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各国移民集聚的地方，有一家社区杂货店(grocery store)叫做Pamela's Green Deli。女主人(经理)Pamela在这里开店近30年，店内除了卖食品及日常用品，也提供早餐(三明治)。Pamela对于来买东西的社区顾客非常熟悉，和他们好像朋友一样。她的女儿，Diana Rodriguez，6岁起就在店里帮忙干活，熟悉这里的顾客及环境。她希望自己在大学毕业后，能像她从多米尼加移民美国的爸爸妈妈那样，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社区副食店，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像Pamela's Green Deli这样社区杂货店，在西班牙语中叫Bodega。这种小店在大纽约地区就有1万家。它们通常会开在美国大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及移民聚集地区，既是当地居民市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社区服务，也是不少移民(比如多米尼加、波多黎各、中东)在美国赖以自立、存活下来的重要经济形式。但最近有一家来自硅谷的创业企业说，我们要砸掉这些杂货店的饭碗(原话也许不是这样，但意思是这个)，而且我们取的公司名字就叫Bodega!

2017年9月13日，由两位前Google员工Paul McDonald和Ashwath Rajan成立的创业企业Bodega，在加州正式投入市场试用。这是一个智能化的无人售货柜，5英尺宽，2英尺高，里面存放一些常见的非冷藏食品及日用品。购买者用专用app可以打开柜门，选取自己要买的物品，柜内的摄像头及扫描仪自动记录所取物品的价格，然后购买者预存的信用卡会被相应自动扣款。

初期，这些智能货架会摆放在公寓楼、办公大楼大堂、健身房等公共场所，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各个社区。公司已从创投行业巨头如First Round Capital、Forerunner Ventures、Homebrew那里获得了天使投资，并且拿到了来自Facebook、Google、Twitter和Dropbox一些高管的个人投资。

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创业主意，不是吗？直到这个公司在Twitter上激起了民众的反感及抱怨，Bodega一时成了热门主题标签。大多数的发言认为，这个有替代传统社区杂货店(Bodega)打算的创业想法，对依赖小杂货店生存的中下收入人群，尤其是移民，是个经济打击，而且这种所谓的新零售形态，会破坏街头小店长期形成的社区感及凝聚力——因为一旦这些机器遍布各处，买家将只会匆匆来去。长此以往，社区感将逐渐消亡。在民众的激烈反对声音中，以下这位的Twitter发言具有代表性：这不是什么智能售货盒子，而是一个分化社区的贵族盒子(gentrification box)。

在Twitter的反对声浪掀起之后，CEO McDonald赶紧出来辩解说，公司从来没有要把传统的社区杂货店取而代之的意思，但社会上的坏印象已经造成了。有人表示，会坚决扞卫传统杂货店的生存，并会和这家初创企业死磕下去(fight to the death)。

致力于打造无人售货柜的美国创业公司Bodega，在美国网民的激烈反对声中，渐渐失去了原本的好形象。创始人的回应也并没有挽回大众的心。而Bodega公司目前已经停止了接受采访。美国新零售的第一把火，就这样要歇了？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无人货架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新零售模式。领蛙、老虎快购、零食e家、小e微店、果小美、猩便利等一批新兴创业公司涌现，BAT、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也开始对这个行业虎视眈眈。这些无人货架公司所用的技术，与美国Bodega的差不多，但区别在于目标市场。它们主要用于办公室而不是社区场所。这种定位策略，并没有消灭居民社区小店的意图，所以在中国社会没有遇到大的反弹，总体反应正面。

技术革新与社会影响：同样是无人货架的新零售模式革新，技术差不多，为什么美国的Bodega公司遭到嘘声一片，而中国的却波澜不惊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加拿大社会学家Andrew Feenberg关于技术与社会的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技术的批判理论)找到思路。

提到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这些灸手可热的技术趋势，你会想到什么？是否是毫无表情、没有感觉、立场客观的的机器与算法? 其实，这只是表象。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工具(neutral object)，而是会带有自己的价值观(values)及价值偏好：因为每项技术(比如无人货架)不是来自真空，而是有其对应场景(context)，包含三个维度：who(谁开发的这项技术)，why(为什么开发这项技术)，以及how(这项技术会有何运用)。

既然技术本身就不可避免带有价值取向，所以Feenberg认为，可以通过对技术的设计(改变who,why,how维度)，来传递实施技术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从而传递相应的社会影响。

例如，创业公司Bodega两位创始人McDonald和Rajan在设计他们的新型无人货架时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是为都市生活中的部分人士带来方便快捷的购物，所以它的技术实施是直接进入社区的。至于如何通过零售业态加强社区凝聚感，并不在二位(估计也不在投资人)的价值取向中。所以他们忽略这个需求也不意外，尽管这样做的社会效果是遭到了民众的反弹及抱怨。

在宏观层面，Feenberg技术批判理论的指导意义是，每个社会都有其主流价值观。技术，在设计过程中如果忽略了相关考虑，可能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相左。 这样一来，技术本身的科学价值再大，也可能受到质疑挑战，难以尽情释放效果。

技术狂潮下的社会迷思：最近两年，整个世界似乎进入了一轮新的技术高潮，各种新趋势新名词让人眼花缭乱：如不断迭代、百花齐放的智能手机，大数据存储及分析，云计算，新零售，无人售货，电动车，无人驾驶，物联网，智能家居，虚拟现实，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干细胞，基因检测，区块链……

随着新技术不断涌现，风险投资大举入局，企业对技术人才的追逐加剧，各地政府也争相建设高新科技园。这种对高科技近乎迷信的热忱，已经开始渗透进基础教育，有的幼儿园已经开设编程课程。前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Eric Cantor甚至宣称，未来掌握编程技能的重要性，将与学习语文及数学等同。

看样子，强大、无所不能的各项技术将主宰未来，成为世界的救星，or will it? 以下运用Feenberg技术批判理论出发，笔者分析4个与个体或社会息息相关的技术运用案例，重点聚焦技术的设计价值取向及其社会价值影响。

案例1 技术：网游(手游)

设计价值取向：追求玩家的投入度，满意度

社会影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网游对成年人工作的影响不容小觑。2017年7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Erik Hurst及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从2004到2015年，美国年轻男性(21-30岁)的每年平均工作小时减少了203个小时（下降了约12%）。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玩网游时间增加了45%，达每周5.2小时。Hurst的深入分析认为，功能更强大、更好玩的网络游戏，影响了美国年轻男性的工作意愿，及工作时间投入。

案例2 技术：辅助生殖技术

设计价值取向：为不育症夫妇提供辅助生殖解决方案

据中国卫计委统计，2016年中国约有4500万不孕不育症患者，而且每年以数十万的速度递增。不孕不育发生率大概在15％到20％，每八对育龄夫妻中就有一对不孕不育患者。辅助生殖技术为不育夫妇圆宝宝梦。

社会影响：目前辅助生殖技术的主要方法是体外受精的试管婴儿方法vitro fertilization (IVF)；但一个新的技术，体外配子(vitro gametogenesis,IVG)，正在从实验室到临床运用的转化过程中。

这项技术号称可以从人类的头发或皮肤细胞中，产生出精子及卵子。由于它绕过了传统IVF中需要卵子、精子捐献的限制，在理论上可以产生无限多的精子、卵子、受精卵、胚胎。如果再和基因编辑(gene editing)技术结合起来，不育夫妇还可以从产生的众多胚胎中“挑选”婴儿的性别、甚至高度、肤色等人体参数。

目前IVG还没有在人类生殖技术中实际运用，但它的发展前景已经激起了医学界及社会的关注。人们担心这项技术的运用可能会让不少国家已经严重失衡的男女新生儿比例更加倾斜；对特定基因的刻意挑选，也可能加剧世界上已经在发酵中的种族主义倾向。

案例3 技术：共享单车

设计价值取向：为城市中的短途出行需求提供便宜、便捷的交通工具。

社会影响：它被称为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四大发明之一。一年多前起步，在摩拜和ofo的引领下，很快铺满了中国各大城市。手机智能开锁，低至一元每次的价格，随停随取的便利，堪称圆满实现了这项技术的设计价值取向。今天，仅北京市就有235万辆共享单车。但出问题的也正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9月7日，北京宣布暂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

与其它机动车交通工具不同，共享单车随停随取。这本来是个优点，但正因此也成为了市容管理当局的梦魇。因为在拥挤闹市中，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屡禁不止。各地政府在清理整治共享单车的乱象中，付出了不小的行政成本。杭州市城管用于搬运、管理2.2万辆违规共享单车的花费超过22万元。而在各地不断出现的共享单车“坟场”，更是成为这个技术运用的一道尴尬风景。

究其根源，有观察家表示，目前的共享单车技术，并没有考虑到其占有公共道路资源与政府管理资源的因素，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及环境成本。

案例4 技术：Facebook(社交网络)

设计价值取向：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虚拟关系圈，通过信息的快速流动促进人们之间交流。

这个由哈佛辍学的高材生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在2004年创建的虚拟社交网络，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平台，拥有20亿用户。它的信息功能有多强大？Facebook用户每60秒钟，会发布51万条评论，30万个人帖子，上传13万6千张照片。从互联网时代连接人类的角度来看，Facebook应该说完成了其技术设计的目标。

社会影响：本来，社交网络的领军人物小扎一向是意气风发的，但最近有些焦头烂额。因为公司被指责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受到俄国利用发布了假消息，可能影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上周，Facebook向美国国会移交了受俄国影响而发布的3千条政治广告。资料显示，一个与俄国相关的机构，Internet Research Agency，通过470个假账号，发布了这些广告，共花费15万美元。这些广告的主题主要集中在美国社会争议不断的一些热点话题上，比如移民、同性恋、种族关系、穆斯林群体等。希拉里的竞选团队表示，一些在Facebook上散布的假消息——比如教皇刚刚宣布支持特朗普之类，扰乱了选民的心态，可能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无独有偶，在今年春天的法国大选中，假新闻泛滥，以致Facebook不得不关闭了3万个在法国的账号。

如果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选举结果，能够被一个社交平台的假新闻所左右，这样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大概是Facebook始料不及的吧？

技术时代，价值与社会：人类正处在一个新技术不断涌现、飞速发展的时代：从无人驾驶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无限可能激发了人们的憧憬、想象，及对技术有些天真的膜拜——认为它们将拯救人类。

Bodega，一个由两位前Google员工创立的透着魔力的无人货架零售系统，刚在加州小范围推出试点，却已经在全美掀起了不少的反对声浪。人们指责无人货架零售会摧毁街边杂货店及围绕它们的社区文化。这个社会反应，对于这两位雄心勃勃、对自己技术信心满满的创业者，应该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但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其实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切。他指出，技术过去不是、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技术的设计及运用，将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价值观的烙印；如果设计不当，技术可能会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迈向未来，人类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战略？首先，企业、创业者（以及投资人）都应该对技术的价值取向有清楚的了解，并在设计中考虑到社会影响。比如，腾讯以王者荣耀为试点，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12岁以下的游戏者每天游戏时间不超过1小时。虽然这个功能很基本，但已是迈向这个方向的一个正确举措。

其次，政府对于技术的监管，可能需要看得更远，超出技术的直接运用层面。比如，共享单车的发展，成本不仅仅在于车子及骑行，也在于公共空间资源的占有及消耗。应杭州市政府要求，共享单车企业HelloBike实施了虚拟停车点技术，就是企业与政府良好互动，试图解决技术的不良社会影响的一个例子。

最后，技术的未来在于年轻一代，而他们的成长将主要依靠学校系统。近年来技术发展的火热，也催生了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的走红，甚至有幼儿园也开设了编程课。这些举措固然对于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固然有益，但也要看到技术的功效及社会影响，还是离不开价值观的指引。正如耶鲁大学校长Peter Salovey所说的那样，今天的技术时代更离不开充满想象力和情感感染力的领导者；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但没有降低，甚至更高了。

技术时代，梦想时代，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技术才会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大的贡献！[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院长，EMBA(中文)课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