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皮斯纳（Martin Puchner）是哈佛大学戏剧、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也是该校的拜伦和安妮塔·维也纳讲座教授（Byron and Anita Wien Chair）。作为《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的主编，他一直致力于为全世界各地的学生介绍 4000 余年来的各种文学作品。2017 年，他刚刚出版了新书《文字世界：文学故事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巨大影响》（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1827 年 1 月 31 日下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那一天，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忠实秘书约翰·彼得·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正打算去检查主人的房子。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已经对这座房子进行了上百次的检查。歌德说他一直在读一本名叫《花笺记》（Chinese Courtship）的中国小说。艾克曼问：“真的吗？那这一定是本非常奇怪的书。”歌德回答说：“不，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怪异。”

艾克曼惊讶不已，他觉得这本中国小说一定格外优秀。然而他又猜错了。歌德坚定的告诉他：“真理是世界上距离我们最遥远的东西。中国人找到了成百上千的真理，而且在我们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就掌握了这些真理。”接下来，歌德说出了一个令秘书目瞪口呆的词：“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这样，“世界文学”这个理念在发生于 7000 人口偏远德国小镇魏玛（Weimar）的一场对话中正式问世。Johann Joseph Schmeller 所绘画作。画面中，歌德正在给自己的抄写员口授抄写内容。

巴黎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整个欧洲都处于巴黎文化的影响和统治之下。德国小镇魏玛自然也不例外。巴黎源源不断的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大都会文化。在其影响下，欧洲人开始阅读法国小说、背诵法国诗歌、观看法国戏剧。为了同巴黎的文化统治进行抗争，很多德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起民族主义风格的文化创新。他们收集民间故事、流行小说和其他乡下人用来消磨时光的读物，旨在保持德国文化的生命力。这些创造出来的德国文化与英国“社会”和法国“文明”截然不同。在未来，这种全新德国文化的本质成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

歌德自己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与很多德国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德国应该摆脱对法国的文化依赖，实现文化独立。但是，他并不认同民族主义者发掘复兴德国本土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做法。歌德想要构建一种新的文化，它既与法国大都会文化不同，又和德国民族主义文化有异。首先他将目光投向英国，尤其关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品。但很快他意识到使英国文化成为欧洲主流文化算不上一种进步。他需要的不仅是与众不同的文化，更是涵盖内容更广、质量更为优秀的文化。最终，歌德找到了解决之道——世界文学。

作为一个居于偏远乡村的知识分子，歌德处于法国大都会文化统治和德国本土主义者复兴民族主义浪潮的夹击之中。进退维谷的他想要找到一个解决眼前难题的途径，世界文学由此诞生。除了中国小说之外，他还阅读了由迦梨陀娑（Kalidasa）经典梵文戏剧《莎肯塔拉》（Shakuntala）；他专门学习了阿拉伯语；他也深深爱上了中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ez）的作品。

歌德周围的所有人都对他的这些兴趣爱好不屑一顾。生日那天，友人们送了歌德一条穆斯林的头巾。然而，这样的恶作剧却令歌德更加勇敢无畏。他坚持自己涉猎广泛的阅读习惯，希望其他人能够在他的带领下也对外国文学作品产生兴趣。

对歌德而言，世界文学代表了一个大胆而理想的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具有极强的多元性，任何语言和国家都占据统治地位。十九世纪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席卷全球。世界文学从文化角度反映出歌德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体现了他希望全世界早日脱离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支配的美好愿望。

歌德知道自己必须说服同时代的人一起投身到世界文学的理想之中。他也知道自己有一个强力盟友——包括文学市场在内的世界市场刚刚形成。当时出现了一个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人们可以阅读到来自遥远他乡的文学作品。这使得世界文学的理念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歌德看来，世界市场为德国赋予了独特的角色：“人们渐渐了解德国，学习德语，开始探索充满各国作品的世界市场。哪怕一个人出售和购买德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翻译的角色，向世界各地传播了德国文化。”经过翻译之后，德国作品走向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作品也涌入德国市场。文化差异使人们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充满兴趣，而德国的出版商和作家就可以借此获取丰富的利润。当然，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将异域的文学作品带到了歌德最喜欢的魏玛安娜·阿玛莉亚公爵夫人图书馆（Duchess Anna Amalia Library）。

安娜·阿玛莉亚公爵夫人图书馆的洛可可大厅。该图书馆位于德国魏玛。歌德敏锐的洞察到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此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进一步完善发展世界文学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出生于富裕实业家家庭的恩格斯曾经专门前去曼彻斯特学习先进的工业化方法。马克思也曾前往柏林，沉浸于哲学的海洋而无法自拔。这两人相识后展开紧密合作，将恩格斯对工业化过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与马尔斯的哲学理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当伦敦一个不出名的激进组织要求他们创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着名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在《共产党宣言》一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段落中，两位作者赞美了资产阶级在破除已经建立长达数个世纪封建制度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事情。令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渐渐消灭，并且每天都在不断消亡之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而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也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求，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求所代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在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于是多种民族的和各个地方的文学最终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世界文学。对很多与歌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而言，它好像煤矿、蒸汽机和铁路等领域出现的其他奇怪名词一般陌生。歌德却不觉得惊讶。虽然有一些充满贵族气息爱好，但歌德知道新的全球市场的形成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是欧洲贸易帝国和殖民主义扩展带来的产物。派驻世界各地的欧洲（主要是葡萄牙、法国和英国）殖民官员将中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进而引进回国。正因如此，歌德才能在魏玛读到那么多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那样，生活在“最遥远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官员与当地的知识精英和专家学者一同努力，翻译和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使得这些作品能够传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先进印刷机的发明，文学作品的出版印刷可以达到和曼彻斯特工厂流水线几乎一样的效率。工业革命巅峰时期的康普顿公司。该公司位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

世界市场催生了世界文学的诞生。既然欧洲殖民主义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那么世界文学不也应该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吗？这岂不是与歌德所倡导的东西截然相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比如资本家）创造了世界文学，因此世界文学自然蕴含着殖民主义的色彩。但因此全盘否定世界文学无异于不分良莠的得不偿失之举。殖民主义的确贻害无穷，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世界文学的优点和作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的文学作品，它们都不是阻拦人类进步的障碍。事物都有利有弊，关键看你如何利用。全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世界文学的发展脚步也无人可挡。问题的核心在于世界文学将以何种方式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全新的国际化基础上发展世界文学，确保它具有解放性和全球性。

为了支持世界文学的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思考一些更加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的文稿。在着名的序文中，他们宣布《共产党宣言》将“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佛兰芒语和丹麦语等多种语言出版”——最初成稿的德语版本隐藏在多种多样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之中，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让《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文学的榜样。

尽管困难重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他们用了数十年才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在此过程中，两位作者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种新的流派：自那以后，宏伟的史诗般叙事风格和《共产党宣言》中所体现出来呼吁人们立即采取行动的急切心境合二为一，为后世许多宣言的诞生树立了模范。

自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的理念以来，世界文学就一直反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社区。十九世纪下半叶，爱尔兰出生的评论家哈奇森·麦考利·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也加入了支持世界文学的行列。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发展自己的世界文学理念。在欧洲，匈牙利文学家雨果·梅尔兹（Hugó Meltzl）创办了一本他所谓致力于宣传世界文学“理想”的杂志。

印度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也是世界文学理想的拥护者。为了向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致敬，泰戈尔建议读者将文学设想成一个活着的生物体，一个没有绝对中心却相互连通的整体。经历过欧洲殖民统治的泰戈尔将世界文学看成是抵抗和谴责殖民主义的利器。他同样也利用世界文学来对抗只看重南亚文学传统而摒弃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思潮。与歌德一样，泰戈尔也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希望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的国际化世界。

泰戈尔认为世界文学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1913 年，他成为第一个不是西方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过他的成功也反映出世界文学的老对手民族主义能够轻松的与世界文学团结在一起。虽然不完全认同泰戈尔的政治理念，但印度和孟加拉国还是先后在 1950 年和 1971 年选用泰戈尔的诗歌作为国歌的歌词。

尽管听起来非常讽刺，但民族主义国家选用泰戈尔作品的行为与世界文学的核心机制有着相通之处：翻译。印度选用《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作为国歌歌词。这是一首泰戈尔的作品，最初用孟加拉语写成。后来人们将其翻译成印地语，并有意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印度语系语种都包含的名词。从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孟加拉国选用《金色的孟加拉》（Amar Sonar Bangla）的前十行诗文作为歌词。这首诗也是泰戈尔的作品，写于 1905 年，也就是孟加拉第一次独立之际。另外，斯里兰卡的国歌歌词也是受泰戈尔文学作品的启发。大约在同一时段，新建立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将歌德认定为民族诗人。显然，一场大战即将打响。虽然民族主义者能够接纳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内容，但他们的成功反而让全球世界文学的拥护者更加坚定了推动世界文学发展的信念。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在边缘民族和国家渐渐繁荣发展起来。1939 年，意第绪语（Yiddish，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出来的语言——译者注）诗人马利克·拉维奇（Melech Ravitch）宣称华沙、纽约和莫斯科正在流行一种意第绪语文学。他对这种局面称赞不已，认为它既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又是基于世界市场现状发展出来的现实。他还遗憾地表示，意第绪语文学的市场尚且不够稳定，也未得到很好的开发。直到多年之后的 1978 年，世界上才有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第绪语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世界文学理念和理想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当时欧洲的战火和法西斯主义迫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但这却意外的给世界文学发展创造了契机。两位德国学者恐怕是这种矛盾局面的最好代表：里奥·斯皮策（Leo Spitzer）和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他们二人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而不得不逃离德国，最终都在伊斯坦布尔顺利找到庇护之地。安顿下来之后，他们渐渐理清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理念的看法。虽然从小在西方文学的熏陶下长大，斯皮策还是“入乡随俗”的开始学习土耳其语。奥尔巴赫则还是坚持用德语发表文章。

奥尔巴赫在自己的主要作品《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中记述了从荷马（Homer）到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多位作家的生平。这本书的序言引用了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名句：“假如有足够的空间和光阴…”（出自马维尔的着名情诗《致羞怯的情人》——译者注）。然而奥尔巴赫自己说，他最缺乏的不是空间和光阴，而是丰富的书籍。因此他将学术争辩和二手文献抛之脑后，尽一切可能寻找可供阅读的德语作品。如果能像斯皮策一样学习土耳其语，那他将会找到更多可以阅读的作品。奥尔巴赫为二战的幸存者写出了《摹仿论》，希望“将依旧热爱西方历史的人凝聚起来”。对他而言，世界文学能够将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重新拼接在一起。

二战后，包括斯皮策和奥尔巴赫等人在内的大量难民涌入美国，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沃土。与此同时，难民也给美国带来了挑战。美国的文化在二战后蓬勃发展，不断向世界各国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个趋势延续至今：如今美国出版的图书中，只有 3% 的图书是由外语翻译而来的。与十九世纪的巴黎一样，美国的文化也出现了特定类型的局限性——充满地方主义色彩的都市文化。

2008 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常务次官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抱怨说：“美国太孤立，太封闭。他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太少，也不愿意真正参与到宏大文学世界的交流对话之中。这份无知限制了美国文学的发展。”不过恩达尔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要想看清问题的全貌，他首先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寻求全新的视角。虽然外语翻译作品的数量少之又少，但美国文学市场的规模足够庞大。较为固执的大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外语翻译作品，但小出版社趁虚而入，很好的填补了市场空白。如此一来，美国市场依旧能在外语文学世界中占得一席重要地位。数十年来，《今日世界文学》杂志（World Literature Today）在促进美国外语翻译作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今，文字无国界网站（WordsWithoutBorders.com）这样的新型网络媒体也在为外语翻译作品在美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年来她在祖国意大利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美国评论家认可了她的作品之后，她在美国市场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销量，随后就成了全球知名作家。费兰特在的走红在美国市场掀起了一股较此前更为惊人的意大利文学热潮。文学翻译作品为美国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像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这样的人选择直接用英语写作；像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慕克（Orhan Pamuk）这样的人坚持用母语写作，但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名声加强宣传，提升世界作家的知名度；中国作家哈金则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们移居美国之后改用英语写作。就这样，世界文学保留了歌德提出概念时的本质特征：既是人们的追求梦想，也是基于市场发展的现实产物。

在美国，世界文学在二战后日益壮大的大学校园找到了发展良机。《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出台之后，美国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规模显着增加，世界文学也借此机会成为了一门常见的通识教育课程。随着市场的迅猛发展，世界文学选集这样的作品形式应运而生。一些歌德最喜欢的作品——比如梵文戏剧《莎肯塔拉》、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歌和中国小说——纷纷入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文学课程有了显着发展，人们用于该课程的经典文学作品范围也明显扩大。我本人担任主编的六卷《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便是一个例子。

世界文学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巨大发展，包括资料大全和阅读指南在内的多种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渐渐兴起。从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经过泰戈尔、奥尔巴赫的发展和后世的努力，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学术准则。过去三年里，由著名学者大卫·达母罗施（David Damrosch）领导的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院（World Literature Institute）有两个暑假选择在其他国家开展研究。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150 个附属机构。我的研究生也对各种世界文学课题展开研究：《当代中国作家如何在世界文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文学和艺术竞争都是奥运会的组成项目》以及《为什么阿斯彭研究所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的发展》。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研究特定作品的流动传播和读者接受程度，也对世界文学作品、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从某种流派的兴衰起伏到写作技巧的影响，再到解释文学作品的含义，这一切构成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致力于用新的量化方法在网络数据库中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这种文学领域的定量分析手段还处于发展初期，但却有着重大意义：就像一百多年前人们用量化分析手段改变了社会学研究的局面一样，量化分析手段也可能改变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我们可以将世界文学研究理解成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相比世界文学研究而言，世界历史研究是一个发展更加完善的领域。学者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曾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大量综合性的分析。

我们在商品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的海鲜三部曲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半个外壳上的历史：大牡蛎》（Big Oyster: History of the Half-Shell）以及《盐的世界史》（Salt: A World History）。世界文学领域还没有这样受欢迎的作品问世。

当然，反对世界文学的人也并不罕见。有些大学的校长对世界文学并不感冒，还试图叫停世界文学项目，转而将资源投向更容易产出成果的领域。有的学生向我抱怨说自己不喜欢阅读中国小说，因为这些作品读起来感觉很奇怪。二百多年之前，歌德的秘书艾克曼也是这么想的。还有些研究文学的学者对世界文学持反对态度。人们一直批评外国作品的翻译水平，当然这不无道理。比如歌德曾经读过的一本中文小说翻译本里就充满了翻译错误。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没翻译对。奥尔巴赫也承认自己对很多语言并不了解，遇到这样的外国作品，他担心在讲授过程中误人子弟。很多其他学者也有这样的顾虑。

世界文学研究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迅猛发展，反对者也找到了更加丰富的抵制理由。有的人从后现代理论中获得灵感，认为世界文学是尝试“宏伟叙事”的一次有害尝试。人们对翻译水平的质疑渐渐演化成对翻译作品的抵制。意大利有一句谚语：翻译者都是叛徒。有些反对者非常认同这句古话，觉得保持语言的纯洁性和文学作品的特色才是重中之重。在他们看来，如果你的母语不是某种语言，也没能达到流利的掌握这种语言的程度，那你最好还是不要阅读以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

还有的批评人士不认同世界市场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这一现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葛雅特莉·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一直批评美国，称其利用出口世界文学选集的手段来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反对者并没有像歌德和泰戈尔一样将世界文学当成治愈殖民主义的解药。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文学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这样的反对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真相和他们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国人压根就没想出口自己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除了美国之外，世界文学选集在其他国家没有形成市场，因此美国出版商根本就没有申请国外的版权保护。世界文学是一次向美国进口文学作品的尝试，想要利用世界市场改变美国读者根深蒂固阅读习惯。世界文学选集收录了很多此前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作品，试图在西方国家中实现本土主义与文化统治的平衡。

1922 年，中国的世界文学拥护者郑振铎就看出了反对世界文学者所持观点的问题所在。他说不同国家建立起各自的文学研究机构，然后自顾自的开展文学研究。这种研究体系与世界文学的追求可谓南辕北辙。大约一百年后，同样的文学研究体系再次复兴。这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学只能在各个国家文学研究机构的桎梏下缓慢前行。人们想要改变这一现状，但收效甚微。波士顿大学刚刚将其比较文学学院改名成世界语言和文学学院，算是为世界文学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时至今日，美国及其他国家仍然饱受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害。只有人们在政治领域做出迅速的改变，世界文学才能良好发展下去。世界文学代表了对国家本土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抗，寻求的是构建歌德和泰戈尔提倡的那种更加人道高尚且充满世界性的国际新秩序。世界文学支持全球化的发展，但坚决反对失去多样性的同质化现象。正如拉维奇所言，我们要赞美意第绪语作品这样小众且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文学。即便面对多方压力，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世界文学已经形成市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市场中，本土文学作品和全国性文学作品能够相互碰撞，影响着彼此的发展方向。世界文学的核心是作品的流动传播。因此将文学作品以都市或者国家为核心汇编成集的做法不可取，禁止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行为也大错特错。的确，世界文学市场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市场，不可能让各国作品享受同样的地位。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减少出版量和翻译量，也不是阻碍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推出翻译更加贴切生动的作品，将好的书籍翻译成更多语言，向更广阔的群体开展世界文学教育。

无论是新作品还是老作品，文学作品的免费传播都是对抗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好的武器。即便经过翻译，文学作品也能让我们领略不同的文化，了解他人的思想。人类创造出多种艺术和科学形式，但没有一种能像文学一样丰富我们的想象，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同情其他人。这也意味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所有人都和歌德的秘书艾克曼一样，心中充满了限制自由的传统观念。但是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之后，我们的思想便得到解放。总而言之，多尝试阅读不会错。

世界文学最初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歌德告诫固执的艾克曼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二百余年之后，歌德的教诲依旧适用。世界文学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不会自己推动自己的进步。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世界市场的反对者以及审查制度的拥护者坚决抵制文学作品的流通传播。他们不会停手。如此一来，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行动，世界文学便会被扼杀。我们不必认同市场自由和市场发展带来的每一个产物，但世界文学市场必须发展下去。为了世界文学市场的持续繁荣，每个人也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丁·皮斯纳（Martin Puchner）是哈佛大学戏剧、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也是该校的拜伦和安妮塔·维也纳讲座教授（Byron and Anita Wien Chair）。作为《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的主编，他一直致力于为全世界各地的学生介绍 4000 余年来的各种文学作品。2017 年，他刚刚出版了新书《文字世界：文学故事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巨大影响》（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1827 年 1 月 31 日下午，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那一天，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忠实秘书约翰·彼得·艾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正打算去检查主人的房子。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已经对这座房子进行了上百次的检查。歌德说他一直在读一本名叫《花笺记》（Chinese Courtship）的中国小说。艾克曼问：“真的吗？那这一定是本非常奇怪的书。”歌德回答说：“不，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怪异。”

艾克曼惊讶不已，他觉得这本中国小说一定格外优秀。然而他又猜错了。歌德坚定的告诉他：“真理是世界上距离我们最遥远的东西。中国人找到了成百上千的真理，而且在我们祖先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就掌握了这些真理。”接下来，歌德说出了一个令秘书目瞪口呆的词：“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这样，“世界文学”这个理念在发生于 7000 人口偏远德国小镇魏玛（Weimar）的一场对话中正式问世。Johann Joseph Schmeller 所绘画作。画面中，歌德正在给自己的抄写员口授抄写内容。

巴黎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整个欧洲都处于巴黎文化的影响和统治之下。德国小镇魏玛自然也不例外。巴黎源源不断的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大都会文化。在其影响下，欧洲人开始阅读法国小说、背诵法国诗歌、观看法国戏剧。为了同巴黎的文化统治进行抗争，很多德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发起民族主义风格的文化创新。他们收集民间故事、流行小说和其他乡下人用来消磨时光的读物，旨在保持德国文化的生命力。这些创造出来的德国文化与英国“社会”和法国“文明”截然不同。在未来，这种全新德国文化的本质成为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

歌德自己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与很多德国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德国应该摆脱对法国的文化依赖，实现文化独立。但是，他并不认同民族主义者发掘复兴德国本土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做法。歌德想要构建一种新的文化，它既与法国大都会文化不同，又和德国民族主义文化有异。首先他将目光投向英国，尤其关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品。但很快他意识到使英国文化成为欧洲主流文化算不上一种进步。他需要的不仅是与众不同的文化，更是涵盖内容更广、质量更为优秀的文化。最终，歌德找到了解决之道——世界文学。

作为一个居于偏远乡村的知识分子，歌德处于法国大都会文化统治和德国本土主义者复兴民族主义浪潮的夹击之中。进退维谷的他想要找到一个解决眼前难题的途径，世界文学由此诞生。除了中国小说之外，他还阅读了由迦梨陀娑（Kalidasa）经典梵文戏剧《莎肯塔拉》（Shakuntala）；他专门学习了阿拉伯语；他也深深爱上了中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ez）的作品。

歌德周围的所有人都对他的这些兴趣爱好不屑一顾。生日那天，友人们送了歌德一条穆斯林的头巾。然而，这样的恶作剧却令歌德更加勇敢无畏。他坚持自己涉猎广泛的阅读习惯，希望其他人能够在他的带领下也对外国文学作品产生兴趣。

对歌德而言，世界文学代表了一个大胆而理想的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具有极强的多元性，任何语言和国家都占据统治地位。十九世纪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席卷全球。世界文学从文化角度反映出歌德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体现了他希望全世界早日脱离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支配的美好愿望。

歌德知道自己必须说服同时代的人一起投身到世界文学的理想之中。他也知道自己有一个强力盟友——包括文学市场在内的世界市场刚刚形成。当时出现了一个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人们可以阅读到来自遥远他乡的文学作品。这使得世界文学的理念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在歌德看来，世界市场为德国赋予了独特的角色：“人们渐渐了解德国，学习德语，开始探索充满各国作品的世界市场。哪怕一个人出售和购买德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他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翻译的角色，向世界各地传播了德国文化。”经过翻译之后，德国作品走向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作品也涌入德国市场。文化差异使人们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充满兴趣，而德国的出版商和作家就可以借此获取丰富的利润。当然，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将异域的文学作品带到了歌德最喜欢的魏玛安娜·阿玛莉亚公爵夫人图书馆（Duchess Anna Amalia Library）。

安娜·阿玛莉亚公爵夫人图书馆的洛可可大厅。该图书馆位于德国魏玛。歌德敏锐的洞察到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此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进一步完善发展世界文学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出生于富裕实业家家庭的恩格斯曾经专门前去曼彻斯特学习先进的工业化方法。马克思也曾前往柏林，沉浸于哲学的海洋而无法自拔。这两人相识后展开紧密合作，将恩格斯对工业化过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与马尔斯的哲学理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当伦敦一个不出名的激进组织要求他们创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着名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在《共产党宣言》一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段落中，两位作者赞美了资产阶级在破除已经建立长达数个世纪封建制度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事情。令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渐渐消灭，并且每天都在不断消亡之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而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也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求，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求所代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在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于是多种民族的和各个地方的文学最终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世界文学。对很多与歌德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而言，它好像煤矿、蒸汽机和铁路等领域出现的其他奇怪名词一般陌生。歌德却不觉得惊讶。虽然有一些充满贵族气息爱好，但歌德知道新的全球市场的形成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市场是欧洲贸易帝国和殖民主义扩展带来的产物。派驻世界各地的欧洲（主要是葡萄牙、法国和英国）殖民官员将中文、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进而引进回国。正因如此，歌德才能在魏玛读到那么多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那样，生活在“最遥远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官员与当地的知识精英和专家学者一同努力，翻译和出版了大量文学作品，并使得这些作品能够传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先进印刷机的发明，文学作品的出版印刷可以达到和曼彻斯特工厂流水线几乎一样的效率。工业革命巅峰时期的康普顿公司。该公司位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

世界市场催生了世界文学的诞生。既然欧洲殖民主义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那么世界文学不也应该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吗？这岂不是与歌德所倡导的东西截然相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比如资本家）创造了世界文学，因此世界文学自然蕴含着殖民主义的色彩。但因此全盘否定世界文学无异于不分良莠的得不偿失之举。殖民主义的确贻害无穷，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世界文学的优点和作用。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全球范围内相互影响的文学作品，它们都不是阻拦人类进步的障碍。事物都有利有弊，关键看你如何利用。全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世界文学的发展脚步也无人可挡。问题的核心在于世界文学将以何种方式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全新的国际化基础上发展世界文学，确保它具有解放性和全球性。

为了支持世界文学的理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思考一些更加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的文稿。在着名的序文中，他们宣布《共产党宣言》将“以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佛兰芒语和丹麦语等多种语言出版”——最初成稿的德语版本隐藏在多种多样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之中，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让《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文学的榜样。

尽管困难重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他们用了数十年才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在此过程中，两位作者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一种新的流派：自那以后，宏伟的史诗般叙事风格和《共产党宣言》中所体现出来呼吁人们立即采取行动的急切心境合二为一，为后世许多宣言的诞生树立了模范。

自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世界文学的理念以来，世界文学就一直反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致力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社区。十九世纪下半叶，爱尔兰出生的评论家哈奇森·麦考利·波斯奈特（Hutcheson Macaulay Posnett）也加入了支持世界文学的行列。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发展自己的世界文学理念。在欧洲，匈牙利文学家雨果·梅尔兹（Hugó Meltzl）创办了一本他所谓致力于宣传世界文学“理想”的杂志。

印度的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也是世界文学理想的拥护者。为了向两部伟大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致敬，泰戈尔建议读者将文学设想成一个活着的生物体，一个没有绝对中心却相互连通的整体。经历过欧洲殖民统治的泰戈尔将世界文学看成是抵抗和谴责殖民主义的利器。他同样也利用世界文学来对抗只看重南亚文学传统而摒弃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思潮。与歌德一样，泰戈尔也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希望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的国际化世界。

泰戈尔认为世界文学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1913 年，他成为第一个不是西方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不过他的成功也反映出世界文学的老对手民族主义能够轻松的与世界文学团结在一起。虽然不完全认同泰戈尔的政治理念，但印度和孟加拉国还是先后在 1950 年和 1971 年选用泰戈尔的诗歌作为国歌的歌词。

尽管听起来非常讽刺，但民族主义国家选用泰戈尔作品的行为与世界文学的核心机制有着相通之处：翻译。印度选用《人民的意志》（Jana Gana Mana）作为国歌歌词。这是一首泰戈尔的作品，最初用孟加拉语写成。后来人们将其翻译成印地语，并有意在其中加入了很多印度语系语种都包含的名词。从巴基斯坦独立之后，孟加拉国选用《金色的孟加拉》（Amar Sonar Bangla）的前十行诗文作为歌词。这首诗也是泰戈尔的作品，写于 1905 年，也就是孟加拉第一次独立之际。另外，斯里兰卡的国歌歌词也是受泰戈尔文学作品的启发。大约在同一时段，新建立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将歌德认定为民族诗人。显然，一场大战即将打响。虽然民族主义者能够接纳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内容，但他们的成功反而让全球世界文学的拥护者更加坚定了推动世界文学发展的信念。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在边缘民族和国家渐渐繁荣发展起来。1939 年，意第绪语（Yiddish，中东欧犹太人及其在各国后裔说的一种从高地德语派生出来的语言——译者注）诗人马利克·拉维奇（Melech Ravitch）宣称华沙、纽约和莫斯科正在流行一种意第绪语文学。他对这种局面称赞不已，认为它既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又是基于世界市场现状发展出来的现实。他还遗憾地表示，意第绪语文学的市场尚且不够稳定，也未得到很好的开发。直到多年之后的 1978 年，世界上才有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第绪语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世界文学理念和理想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当时欧洲的战火和法西斯主义迫使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但这却意外的给世界文学发展创造了契机。两位德国学者恐怕是这种矛盾局面的最好代表：里奥·斯皮策（Leo Spitzer）和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他们二人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血统而不得不逃离德国，最终都在伊斯坦布尔顺利找到庇护之地。安顿下来之后，他们渐渐理清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理念的看法。虽然从小在西方文学的熏陶下长大，斯皮策还是“入乡随俗”的开始学习土耳其语。奥尔巴赫则还是坚持用德语发表文章。

奥尔巴赫在自己的主要作品《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中记述了从荷马（Homer）到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多位作家的生平。这本书的序言引用了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名句：“假如有足够的空间和光阴…”（出自马维尔的着名情诗《致羞怯的情人》——译者注）。然而奥尔巴赫自己说，他最缺乏的不是空间和光阴，而是丰富的书籍。因此他将学术争辩和二手文献抛之脑后，尽一切可能寻找可供阅读的德语作品。如果能像斯皮策一样学习土耳其语，那他将会找到更多可以阅读的作品。奥尔巴赫为二战的幸存者写出了《摹仿论》，希望“将依旧热爱西方历史的人凝聚起来”。对他而言，世界文学能够将分崩离析的西方文明重新拼接在一起。

二战后，包括斯皮策和奥尔巴赫等人在内的大量难民涌入美国，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沃土。与此同时，难民也给美国带来了挑战。美国的文化在二战后蓬勃发展，不断向世界各国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个趋势延续至今：如今美国出版的图书中，只有 3% 的图书是由外语翻译而来的。与十九世纪的巴黎一样，美国的文化也出现了特定类型的局限性——充满地方主义色彩的都市文化。

2008 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常务次官贺拉斯·恩达尔（Horace Engdahl）抱怨说：“美国太孤立，太封闭。他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太少，也不愿意真正参与到宏大文学世界的交流对话之中。这份无知限制了美国文学的发展。”不过恩达尔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要想看清问题的全貌，他首先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寻求全新的视角。虽然外语翻译作品的数量少之又少，但美国文学市场的规模足够庞大。较为固执的大出版商不愿意出版外语翻译作品，但小出版社趁虚而入，很好的填补了市场空白。如此一来，美国市场依旧能在外语文学世界中占得一席重要地位。数十年来，《今日世界文学》杂志（World Literature Today）在促进美国外语翻译作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今，文字无国界网站（WordsWithoutBorders.com）这样的新型网络媒体也在为外语翻译作品在美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埃琳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就是很好的例子。近年来她在祖国意大利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美国评论家认可了她的作品之后，她在美国市场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销量，随后就成了全球知名作家。费兰特在的走红在美国市场掀起了一股较此前更为惊人的意大利文学热潮。文学翻译作品为美国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世界文学。像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这样的人选择直接用英语写作；像拿下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慕克（Orhan Pamuk）这样的人坚持用母语写作，但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名声加强宣传，提升世界作家的知名度；中国作家哈金则是第三种类型的代表，他们移居美国之后改用英语写作。就这样，世界文学保留了歌德提出概念时的本质特征：既是人们的追求梦想，也是基于市场发展的现实产物。

在美国，世界文学在二战后日益壮大的大学校园找到了发展良机。《退伍军人法案》（GI Bill）出台之后，美国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规模显着增加，世界文学也借此机会成为了一门常见的通识教育课程。随着市场的迅猛发展，世界文学选集这样的作品形式应运而生。一些歌德最喜欢的作品——比如梵文戏剧《莎肯塔拉》、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歌和中国小说——纷纷入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文学课程有了显着发展，人们用于该课程的经典文学作品范围也明显扩大。我本人担任主编的六卷《诺顿世界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便是一个例子。

世界文学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巨大发展，包括资料大全和阅读指南在内的多种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渐渐兴起。从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经过泰戈尔、奥尔巴赫的发展和后世的努力，人们逐渐形成了一条学术准则。过去三年里，由著名学者大卫·达母罗施（David Damrosch）领导的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研究院（World Literature Institute）有两个暑假选择在其他国家开展研究。该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150 个附属机构。我的研究生也对各种世界文学课题展开研究：《当代中国作家如何在世界文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文学和艺术竞争都是奥运会的组成项目》以及《为什么阿斯彭研究所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的发展》。世界文学领域的学者研究特定作品的流动传播和读者接受程度，也对世界文学作品、发展趋势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从某种流派的兴衰起伏到写作技巧的影响，再到解释文学作品的含义，这一切构成了世界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弗兰克·莫雷蒂（Franco Moretti）致力于用新的量化方法在网络数据库中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次。这种文学领域的定量分析手段还处于发展初期，但却有着重大意义：就像一百多年前人们用量化分析手段改变了社会学研究的局面一样，量化分析手段也可能改变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我们可以将世界文学研究理解成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相比世界文学研究而言，世界历史研究是一个发展更加完善的领域。学者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曾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大量综合性的分析。

我们在商品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的海鲜三部曲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条改变世界的鱼：鳕鱼往事》（Cod: A Biography of the Fish that Changed the World）、《半个外壳上的历史：大牡蛎》（Big Oyster: History of the Half-Shell）以及《盐的世界史》（Salt: A World History）。世界文学领域还没有这样受欢迎的作品问世。

当然，反对世界文学的人也并不罕见。有些大学的校长对世界文学并不感冒，还试图叫停世界文学项目，转而将资源投向更容易产出成果的领域。有的学生向我抱怨说自己不喜欢阅读中国小说，因为这些作品读起来感觉很奇怪。二百多年之前，歌德的秘书艾克曼也是这么想的。还有些研究文学的学者对世界文学持反对态度。人们一直批评外国作品的翻译水平，当然这不无道理。比如歌德曾经读过的一本中文小说翻译本里就充满了翻译错误。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没翻译对。奥尔巴赫也承认自己对很多语言并不了解，遇到这样的外国作品，他担心在讲授过程中误人子弟。很多其他学者也有这样的顾虑。

世界文学研究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迅猛发展，反对者也找到了更加丰富的抵制理由。有的人从后现代理论中获得灵感，认为世界文学是尝试“宏伟叙事”的一次有害尝试。人们对翻译水平的质疑渐渐演化成对翻译作品的抵制。意大利有一句谚语：翻译者都是叛徒。有些反对者非常认同这句古话，觉得保持语言的纯洁性和文学作品的特色才是重中之重。在他们看来，如果你的母语不是某种语言，也没能达到流利的掌握这种语言的程度，那你最好还是不要阅读以这种语言写成的作品。

还有的批评人士不认同世界市场让世界文学成为可能这一现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葛雅特莉·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一直批评美国，称其利用出口世界文学选集的手段来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反对者并没有像歌德和泰戈尔一样将世界文学当成治愈殖民主义的解药。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文学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这样的反对观点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真相和他们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国人压根就没想出口自己出版的世界文学选集。除了美国之外，世界文学选集在其他国家没有形成市场，因此美国出版商根本就没有申请国外的版权保护。世界文学是一次向美国进口文学作品的尝试，想要利用世界市场改变美国读者根深蒂固阅读习惯。世界文学选集收录了很多此前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作品，试图在西方国家中实现本土主义与文化统治的平衡。

1922 年，中国的世界文学拥护者郑振铎就看出了反对世界文学者所持观点的问题所在。他说不同国家建立起各自的文学研究机构，然后自顾自的开展文学研究。这种研究体系与世界文学的追求可谓南辕北辙。大约一百年后，同样的文学研究体系再次复兴。这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学只能在各个国家文学研究机构的桎梏下缓慢前行。人们想要改变这一现状，但收效甚微。波士顿大学刚刚将其比较文学学院改名成世界语言和文学学院，算是为世界文学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时至今日，美国及其他国家仍然饱受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侵害。只有人们在政治领域做出迅速的改变，世界文学才能良好发展下去。世界文学代表了对国家本土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抗，寻求的是构建歌德和泰戈尔提倡的那种更加人道高尚且充满世界性的国际新秩序。世界文学支持全球化的发展，但坚决反对失去多样性的同质化现象。正如拉维奇所言，我们要赞美意第绪语作品这样小众且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文学。即便面对多方压力，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

世界文学已经形成市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市场中，本土文学作品和全国性文学作品能够相互碰撞，影响着彼此的发展方向。世界文学的核心是作品的流动传播。因此将文学作品以都市或者国家为核心汇编成集的做法不可取，禁止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行为也大错特错。的确，世界文学市场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市场，不可能让各国作品享受同样的地位。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减少出版量和翻译量，也不是阻碍世界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推出翻译更加贴切生动的作品，将好的书籍翻译成更多语言，向更广阔的群体开展世界文学教育。

无论是新作品还是老作品，文学作品的免费传播都是对抗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最好的武器。即便经过翻译，文学作品也能让我们领略不同的文化，了解他人的思想。人类创造出多种艺术和科学形式，但没有一种能像文学一样丰富我们的想象，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同情其他人。这也意味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所有人都和歌德的秘书艾克曼一样，心中充满了限制自由的传统观念。但是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之后，我们的思想便得到解放。总而言之，多尝试阅读不会错。

世界文学最初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歌德告诫固执的艾克曼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应该为加速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二百余年之后，歌德的教诲依旧适用。世界文学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不会自己推动自己的进步。殖民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世界市场的反对者以及审查制度的拥护者坚决抵制文学作品的流通传播。他们不会停手。如此一来，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行动，世界文学便会被扼杀。我们不必认同市场自由和市场发展带来的每一个产物，但世界文学市场必须发展下去。为了世界文学市场的持续繁荣，每个人也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