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武士是星球大战世界中的光明武士团队，他们品德高尚、强于战斗，以从黑暗势力中拯救人类、维持正义为己任。过去两年间，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的目标就是在创业者中寻找这样的绝地武士，以其掌控的千亿美金规模愿景基金，支持这些武士们改变世界。

显然，wework公司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依曼已不再属于这个团体。

在WeWork充满波折的IPO之路上，软银集团罢黜了诺依曼的首席执行官职位，并且花费近17亿美元以求切断诺依曼与公司的大部分联系（诺依曼持有超级投票权）。在与一些投资者就WeWork事件沟通时，孙正义道歉说，他过于相信诺依曼了。

WeWork无疑令软银集团和孙正义极为难堪。成立九年时间，软银已经向WeWork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还不包括全面接管后要再投入90多亿美元，而现在WeWork的估值已经从年初的470亿美元跌至80亿美元——在投资圈，这几乎成为一个笑话。

但轻信诺依曼不足以解释软银在WeWork项目上的失败。在类似案例中，人们往往会关注傲慢自大、行为失当的企业创始人，却忽视了背后风险资本的力量，尤其是软银这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可以说，WeWork的成与败，一大半是由软银和孙正义写就的。

1. WeWork成立于2010年，其主营业务是租赁写字楼进行重新装修，再将其分开转租给其他公司或个人。在WeWork成立之初，诺依曼就坚称，将WeWork定义为地产租赁公司太过狭隘。在他看来，WeWork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体的社交网络，它的使命是改变世界。

2017年，诺依曼与正期望在风投领域大干一场的孙正义首次见面。当时软银刚刚组建了千亿规模的愿景基金，在美国市场以“闪电战术”对Uber、Slack等几十家公司投下巨额赌注。“闪电战”指不顾一切地扩张以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而不用考虑盈利问题。

孙正义同诺依曼首次见面时只拿出了12分钟参观WeWork总部。12分钟后，他要赶去机场开始下一个行程，因此邀请诺依曼与他一同乘车前往机场。在车上，孙正义开出了一张44亿美元的支票给诺依曼，并告诉他，“要将WeWork扩张至原本目标的10倍。”他认为，WeWork会达到千亿美金市值。

也正是在这次简短的会面中，孙正义说出了那句着名的话：“In a fight, being crazy is better than being smart”（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更正确。）

在野心与资本的双重推动下，WeWork开启了疯狂扩张之路。

在2017年至2018年间，WeWork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总计进入了12个新国家。从2017年开始，WeWork还相继开展了Service Store、Rise by me、WeGrow、Powered by We等8项新业务——几乎每三个月就推出一项。与此同时，员工总数也在飞速增长，2016年WeWork仅有1000名员工，但到2019年6月份，其雇员总数已经超过1万两千名。

伴随WeWork的快速膨胀，诺依曼的愿景也变得越来越宏大且缥缈。

在一次谈及公司新业务WeWork Family时，诺依曼说，“世界上有1.5亿孤儿，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一个新的家。”诺依曼还期望WeWork的规模继续扩大，大到能够解决难民危机等问题。这些愿景看起来足够震撼人心，但已经远远超过了商业的范畴。

WeWork像一只不断吞噬资金的巨兽，胃口越来越贪婪，身躯也越来越庞大、臃肿。在其IPO之前，已经从私募市场融资近160亿美元（其中100多亿美元来自软银及愿景基金），估值达到470亿美元。WeWork在2018年的年收入达到18.2亿美元，增长107%，但净亏损也达到惊人的19亿美元。

如今，要探究WeWork由盛转衰的节点，恐怕也与软银有关。去年年底，孙正义承诺在WeWork新一轮融资中再次加码160亿美元，但由于当时股票市场大跌，愿景基金的投资者，包括PIF（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对投资房地产项目犹豫不决，最终软银只能用自己的钱投资WeWork，并且金额也缩水至20亿美元。

对资金无限渴求的WeWork只得从其他渠道融资，上市则是新投资方的对赌条件。

而随着WeWork的招股书公布——其惊人的扩张和亏损、混乱的公司治理引发了二级市场投资者和媒体的普遍质疑。在WeWork拥有超级投票权的诺依曼，则被媒体曝光在飞机上吸食大麻、在公司任人唯亲，以及其个人与公司之间存在可疑的关联交易。

“在我漫长的IPO生涯中，从未见过一家规模如此之大的公司会引发如此一致的负面看法。”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莱恩·舍曼说。WeWork的估值已经被软银推高至470亿美元，在二级市场，几乎没有投资者愿意接盘这家独角兽。

最终，已经深陷WeWork的软银和孙正义只能自咽苦果。在罢黜诺依曼、撤回IPO之后，软银再次计划耗资近90亿美元全面接管WeWork。现在，WeWork正在全面缩减，不仅砍掉众多新业务线，这家公司还正在从众多海外市场（包括中国）中撤离或者收缩。

2. 与孙正义密切合作的人说，孙正义在诺依曼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一面，即充满渴望，愿意以最快的速度前进。

孙正义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贫穷地区长大，是韩裔日本人的后代。尽管少时家境贫穷，但孙正义的父亲相信自己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伟人。日本传记作家井上春夫(Atsuo Inoue)在《Aim High》一书中写道，小学时代，孙正义曾梦想成为一名教师，但他的父亲对他说，“我相信你是个天才，你只是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运。”

尽管早在1981年就创立了网络电信公司软银集团，但在世界范围内，孙正义以投资而非经营企业闻名。迄今为止，孙正义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投资是2001年对阿里巴巴的一笔2000万美元的投资，现在这笔股份的价值达到1400亿美元。

事实上，在投资阿里之前，软银刚刚经历过一轮大溃败。2000年，孙正义曾声称，通过100多项投资，他拥有全球互联网公司公开上市价值的7%以上。然而，网络经济泡沫很快破灭，软银的股价在一年内跌去99%，孙正义个人净资产蒸发700亿美元。而当年这笔投向阿里巴巴的资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令软银起死回生。

这种大起大落的经历或许会令一般人变得犹疑不决，畏惧保守，但孙正义的不同在于，他的梦想变得比以往更宏大。“当泡沫破裂时，我跌落谷底…（但）我的斗志再次被点燃。”近日在接受《日经商业周刊》采访时，孙正义说，“当互联网革命发生时，我未能征服。现在，我坚信一场人工智能革命正在进行，也许这次我可以征服整个领域。”

毫无疑问，孙正义是一个超级乐观主义者，倾向于看到事情的积极面。比如，即使在科技行业出现了关于AI泡沫的论调，他仍坚信人工智能会重新定义一切行业，“让交通不再有任何事故”、“人们不必再为生计工作”，并为此不断开出支票。

软银集团外部董事、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曾评价孙正义，“不顺利的事情接连不断，100次里只要1次能够顺利进行，我们俩都是那种’说不定这次能做成’的人。”

愿景基金可以说是孙正义勃勃野心的一个标志。他曾多次谈到，希望软银集团能成为持续生存300年的企业，而在瞬息万变的科技行业，难以靠单一技术和商业模式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于是，孙正义想到成立愿景基金，通过投资以“集群战略”的方式，向世界上最具颠覆性和创新力的企业出资，成为最大股东。而这些被投企业之间，可互相协作，形成协同效应。

千亿美金规模愿景基金本身对风投行业就是一种颠覆（在其出现之前的VC/PE的规模都要小得多），愿景基金的投资风格也与众不同。被孙正义看中的企业，必须市场空间足够大，足够有颠覆性。他偏好如Uber、WeWork这样能够主导行业游戏规则的平台型公司。

在打法上，孙正义喜欢快速行动，以及大规模部署。他鼓励被投企业快速扩张以占据行业和市场主导地位，而不必担心亏损。对于看中的企业，孙正义不吝惜投入重金（愿景基金最低投资金额为1亿美元），投资金额往往超出企业的预期融资额，有时甚至会威胁要投资竞争对手以逼迫企业接受其投资。

无论是已经IPO的共享出行公司Uber，还是如今负面缠身的WeWork，皆是孙正义这套投资理念下的明星公司。这两家公司也是软银投资金额最大的两家公司，合计投资已经接近200亿美元，是愿景基金总规模的20%。

3. 不过，现在就断定愿景基金失败还为时过早，毕竟愿景基金共投资了80多家企业，其中大部分将在未来几年内陆续退出。但作为目前投资额最多的两家公司——Uber上市后估值倒挂、WeWork缩水八成，这必然令投资方开始质疑孙正义的投资能力和眼光。

至少在共享办公行业，WeWork的案例说明这套打法并不奏效。正如分析师们所指出的，WeWork的模式可以轻易被模仿，因为重度依赖线下资源，总是会碰到区域性竞争对手。

在孙正义青睐的另一赛道——共享出行领域，Uber、滴滴等网约车巨头也碰到此类问题，而这些公司目前也面临着巨额亏损以及严格的监管约束。

“新模式的出现离不开生意的本质，比如WeWork某种程度上还是地产生意，虽然互联网能够更好提高衔接效率、使用效率，但是我们始终需要对生意的本质有比较强的认知。”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与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阶段相关。Facebook、Google等早期互联网公司完全依赖线上渠道建立自身的商业模式。但是当新一批互联网公司越来越靠运营线下来构筑企业的竞争壁垒时，成本并不会因规模扩大而显着减少。

“要么惊人成功，要么离奇死亡，总有一种情况会发生。”2018年4月份，经济学人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对愿景基金做出上述论断。

现实情况也呈现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性——2018年财年，软银集团的营业利润达到创纪录的2.35万亿日元（213美元），同比增长80%，其中管理愿景基金的营业利润达到了1.26万亿日元（114亿美元）——贡献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利润。

但愿景基金所贡献的利润都还只是纸面财富，这些投资需要等待被投公司上市后实现退出才算真实收益。这个神话的另一面是，软银支持的独角兽公司在上市后股价表现颇为惨淡，Uber的股价自IPO以来已经跌去30%，Slack的股价自6月份交易的第一天以来下跌了40%。

显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是如孙正义一样是超级乐观派，关注规模扩张胜于关注盈利和现金流。主导一级市场估值体系的规则在二级市场并不适用，乐观的孙正义在古板的二级市场碰了壁。有分析认为，软银的问题在于，其对初创公司的巨额投资将其估值推高至其他任何投资者都不愿意支付的水平。

除此之外，另一项值得关注的风险在于，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持续繁荣十年的资本市场或也将走向调整。

“过去十年，全球创投行业因为流动性丰富，非常粗放，现在很多水分都需要往外挤，所以包括Uber等很多公司现在都是价格倒挂的。”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对界面新闻分析称。这意味着，未来二级市场给估值会更加谨慎。

WeWork是愿景基金遭遇的第一场滑铁卢，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但乐观如孙正义，他认为现在的处境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时相比，“只是小孩子的游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毫无疑问，“野心家”孙正义对创投与科技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很多创业者、创业公司的命运都已经因为这股力量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