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财苏州：外界眼中的王巍总喜欢出其不意，甚至有时不可思议，这种印象大概来自于他的不断“折腾”.年纪轻轻就进入中国银行，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做到南方证券副总裁，然后“下海”,办商学院，搞行业协会，著书立说，谁也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要干什么。



直到2010年，王巍在天津建了国内第一家民间公益性质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圈内人都很惊讶，尽管他此前就有“金融浪子”之称。“你们所有的疑问和打击，都是对我的关注和认可。”王巍不以为然，第二年又在苏州开办了中国基金博物馆，媒体给他起了个新名号“金融扫盲教父”.

不过，王巍自己只是把博物馆当成好玩的事情来做。“我一直都在随波逐流，跟着社会潮流走，没有设计过人生。”但他随波逐流得很努力，9月14日，王巍的第三家博物馆--国际金融博物馆，将在北京开门迎客。

“哪里需要就开在哪”

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造访位于华尔街上美国金融博物馆的人是以往年份的几倍。当年10月，在纽约出差的王巍和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听索罗斯提到这座博物馆后，也很好奇地想去看一看。

不到一个小时的参观，让他们印象深刻：虽然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博物馆通过声光电手段和栩栩如生的画面，让他们迅速地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离开美国金融博物馆后，两人一直热议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做金融教育的新型博物馆，最后崔津渡说希望王巍能协助找到相关专家，他在天津物色场地，一起合作创建。

受人之托一诺千金，两年后，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市百年解放桥附近的原“法国俱乐部”旧址开馆，王巍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又分别在苏州、北京做了2家博物馆。

“哪里有需要，博物馆就开在哪。苏州基金产业崛起，当地政府提供了房子，我就去开了博物馆。北京号称‘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这样主题的博物馆，我就做了。”

实际上做博物馆并非如此轻描淡写。他几乎看遍了金融历史书籍，到处拜师，学习访问，前后四年相当于重新上了个大学，这个积累过程让他辛苦而快乐着。他应邀在杂志开辟金融观念史专栏，写了几十篇引起业界关注的文章，他还在长江商学院开了《金融观念史》课程。

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场地和装修资金等的支持，但同学、专家、圈内人都怀疑他能否做得到，各种打击讽刺扑面而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动力，说明他们关注我，认可了我做的事情，只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没达到他们的期望值，那我就努力把负能量转为正能量。”王巍的执着甚至让常人无法理解，一旦他确认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完成，做得好坏与否别人来评价，哪怕最后失败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过程。

在3个博物馆里，他把国外在概念、方式、技术、细节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借鉴了过来，再加入中国的东西来适应老百姓的需求，“他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做了，应该还要做得更好。”

金融博物馆开馆两年来，已经有4万多名参观者。“我们没有区别普通公众和金融专业人士，博物馆是给大众看的，普及性的。”王巍认为金融博物馆是个普及常识的教育平台，不是科研平台，也不是战略计划平台。在市场大变化中，老百姓喜欢独立地看问题，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来参观。

“要博物馆打折是耻辱”

王巍的很多朋友曾打来电话，希望到他的博物馆参观能打折免票，他很困惑，苦笑道，“如果你花几千上万元公款消费，到博物馆来却要求打折，这是一种耻辱。”

原本王巍觉得自己做的是公益性博物馆，不打算收费。但许多人到博物馆蹭空调，上厕所，聊天甚至打牌，严重影响了真正来欣赏博物馆的观众，因此在天津的金融博物馆收10元门票，苏州的基金博物馆还没有收，但北京的国际金融博物馆已经决定要收。“10元钱在餐馆可能都买不了一盘花生米，靠门票收入远远不够养活博物馆，收费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价值认可，知识应该有价值。”王巍说。

参观者发现，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门票很讲究，是中国早年发行的股票认购申请表过塑而成。别小看了它，可能过些年，这张认购证的价格远远大于门票价格。

王巍经常到民营书店买书，愿意付全款买不打折的书，以支持传统书店。同样，他鼓励大家都到博物馆来花钱，希望人们以赞助而不是打折为荣。如果10元钱门票，就能把人们拦在博物馆门外，王巍觉得那是社会的悲哀。

金融博物馆的场地曾举办过各种展览和论坛，甚至还办过两场婚礼，特别是成立了书院后，在北京、天津、苏州几个城市推动的公益读书会很受欢迎。“这些都是尝试，到现在博物馆还没有运营模式，我是随心所欲，哪个受欢迎就做，不受欢迎的就停掉。”王巍只是把博物馆当成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来做。

很多人不理解地问博物馆要怎么挣钱，“所有事情都想着挣钱是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我做博物馆时，不是商人，是当成一种休闲娱乐，花钱去获得愉悦的生活。”王巍一直在强调博物馆的公益性，不是企业。

“我当然也缺钱，否则可以做一百个博物馆。”有七八分才能，干五六分事情，这是王巍长期创业的原则，很平庸，很受用。他不超出自己的能力去做博物馆，支出控制在应付能力之内，避免出现像一些民办博物馆那种“名存实亡”的局面。

毕竟民间博物馆靠不了国家吃饭，生存成为瓶颈，大家都急于在公益和商业之间寻求出路。王巍对此却不着急，“我们现在自己有能力，赚钱不就是为了花钱吗？这就是我们花钱的过程。”他觉得中国现在一天一个变化，给他们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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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随波逐流下去”

当年王巍曾被称作“金融浪子”,在体制内外游走，如今他做博物馆也同样率性而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话锋一转：“也许过几天我又想做别的事情了。”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自己的人生，永远都在随波逐流。博物馆未来怎么做听大家的，批评得对，他就改，不对的，他就坚持自己的做法。

王巍从来不说自己办的是私人博物馆，而是民间公益博物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博物馆是要捐给社会的，”他觉得自己想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努力体贴、把握他人要求他做什么。

在金融博物馆的顾问团队中，不乏吴晓灵、夏斌、陈志武（微博）、许小年（微博）、张维迎等经济圈响当当的人物，尤其是任志强加盟担纲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让柳传志、易纲、周文重、王波明、陈东升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轮番亮相讲演交流，所以每次的读书会活动都异常火爆，不得不随机抽取报名者参与。

“博物馆最急需的是关注，整个社会对博物馆关注太少，名人会带来社会关注。”王巍并不避讳自己对博物馆“名人效应”的看重，他还想通过本报向社会广泛征集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名人代言人，希望更多的任志强能够站出来。

王巍身上有着很浓的时代情结，觉得他们那代人很幸运，在最好的年华赶上改革开放。他下过乡，上过大学，留过洋，又在国企平台做事，经历了商场的奋斗与辉煌后，想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传递给下一代人，于是就办了商学院、杂志、博物馆。

“没有特别强的使命感，也没有太多设计，人老了就应该这样，有的人退休后去跳舞、钓鱼，我们搞读书会、博物馆，生活方式不同而已，没有高低之分。” 实际上，在外人眼中他的退休生活并不清闲，依然飞来飞去，经常出差，三分之一时间用在博物馆上，三分之一用于创办的两个协会，另外的时间运作企业，这是他退休后的工作时间表。

不过，王巍自己觉得第二次创业比第一次创业轻松多了，过去在体制下，他希望自己的想法释放出去，而且要赚钱养家糊口，求得思想自由和财务自由。现在衣食无忧了，想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很从容。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就什么也没有了，而第二次创业没有失败，即便博物馆哪天关了，他也享受了过程。

就这样在随波逐流中也能做成很多事情，王巍认为这是因为整个中国发展得好，他一直都是跟随社会潮流，做该干能干的事情。“我是做并购的，现在我没有能力去收购石油、钢铁，也没有机会影响央行做什么事，只能随波逐流，做点别人不做的事情，比如金融博物馆。”

在随波逐流的那一代人中，王巍是非常努力的一个，在谷底，他拼命挣扎不放弃，在波峰，他仍全力前进不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