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3日报道 英媒称，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的节日重阳节，也称老人节。提到老人节，无疑会令人联想到养老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2日援引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统计数据称，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中国未来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国情。

据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接近5亿，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将由目前的14.8%逐年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的35%左右。中国已经迎来了“银发社会”，养老成为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养老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但问题是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步入老龄化社会，其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的特点是“未富先老”。

中国有句古话叫“养儿防老”。它也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但现在已经禁不起现代家庭结构的冲击和挑战。

即使现在有多个子女的老人家庭，出于多种原因也很难指望子女在身边扶持伺候年老体弱的父母，更何况独生子女一代人的父母养老问题。

因此，这导致现代社会人们对养老院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中国的养老院现状是，一床难求。

据中国媒体报道，政府办的公立养老院，收费比较合理，但排队时间长，少则等两三年，多则七八年。比较便宜的民办养老院每月的费用也至少要3000到4000元。

与此同时，中国缺乏合格的养老护理人员，尤其是素质较高的专业护理人员。照顾年老多病的老人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都是一项比较沉重的负担。那么，养老到底该靠谁呢？

曾经有人大代表提出主张，基础养老金应该尽快实现全国统筹，即不管是城市、农村，还是干部、农民，均享受同等的基础养老金，既体现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又便于管理。但这一想法即使能够实现，恐怕也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同时，中国的养老保险刚刚起步，即使中国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其养老保障水平还相当低。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说，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呈现碎片化、城乡差距大等特点，因此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建立起养老体系的同时，还要统一、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朝着这方面努力。

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养老在保障基本养老的前提下，需要建立起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即政府、社会、社区、企业、个人和家庭共同承担养老责任。

彭希哲说，提高退休年龄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否则任何一种经济都无法吃得消。

看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个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却成了人们未来养老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宣布放宽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讨论。但人们对其意义普遍存在误解。和错误观念恰恰相反，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国经济增长96%来源于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劳动力供给。因而，没有理由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因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停止增长而显著放缓。相反，中国将会未老先富。我将首先陈述事实说明其中的原因，然后再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意义。

只要简单粗算一下，也能看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相对较低的。但令人有点迷惑的观念一直错误地存在着，即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劳动力增长，因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因为劳动人口增长的停止而面临严峻的“人口挑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至2012年，中国15-64岁年龄段人口(国际定义的工作年龄)年均增长率为1.7%。中国同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则为10.2%——几乎是前者的6倍。因而，中国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的17%——这清楚地说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不太可能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如果查看下数据趋势，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口增长趋势没有左右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

劳动年龄人口和GDP的增长变化率，以消除短期波动的五年移动平均值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五年后，1983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8%， 2000年则降至1.6%，2012年更降至仅0.6%。由此可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呈持续下降趋势。

但中国GDP增长率却呈相反的趋势。中国1983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1%，2000年为8.6%，2012年则为9.3%。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之际，中国经济正加速增长。这说明，中国劳动力供给显然不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

更精确的计算结果同样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其GDP年均增长率的17%，那么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17%，也即不到五分之一的话，那就太过天真了。

实际上17%对那些认为“劳动力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中国经济会因人口下降而急剧放缓，中国也将会未富先老”的人来说，还是有点意外的过于保守了。但事实上，就劳动力供给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即使17%也是过于夸张了。

原因就是，实际劳动时间的增速要远慢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这是因为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教育而非工作上，假期也趋向变长，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都使得工作天数变少了。

为证明上述影响，特制作如下图表：下图所示的是中国自1990-2010 年以来的GDP增长贡献率来源之比。从最新出炉的可比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64%来自于投资，30%来自于生产率，仅6%来自于劳动力。

因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所拉动的，劳动力仅发挥了很小的作用。鉴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有限贡献率，即使整个劳动力没有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也只会放缓0.5个百分点。

但就6%来说，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被稍微夸大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两个过程：第一，因为劳动力队伍的壮大而增加的总体工作时间(劳动力数量)；第二，技能和教育的改善——高技能劳动力能创造更多价值(劳动力素质)。

中国劳动力素质年增长率为2%，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对教育和技能的投资增加，该数字还有微弱的增长空间，发达国家劳动力素质年增长率约为3%。因而，仅有4%的GDP增长来自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当然这还要考虑人口特征的影响。

简而言之，劳动力供给增长对中国GDP贡献率仅为4%——不到GDP年增长率的0.5个百分点。

诸如《金融时报》作家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 )在其文章《中国奇迹三部曲》里宣称的“中国经济奇迹完全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中国经济增长各来源贡献率中，仅4%是来自于“劳动力数量增加”，96%则是来自于其他因素。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不会带来经济问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中国面临真正的人口经济难题是，有工作的人可以攒钱，而那些非劳动年龄人口由于太小或太老，普遍是不能攒钱的。因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会降低中国家庭储蓄率。而储蓄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这将会对中国投资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不仅在中国，对于大多数经济体而言，投资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不是因为造成劳动力短缺，而是造成储蓄率下降，使经济放缓。

但幸运的是，家庭只是储蓄的三个来源之一(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政府储蓄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很少，通常也是负储蓄。但企业利润是中国储蓄的最大来源之一。如果储蓄因企业利润有所增加，那么就能弥补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导致的家庭储蓄下降。

因而，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是维持企业盈利能力，而不是劳动人口的数量。企业利润下降对中国的威胁更甚于人口因素。企业利润增加，企业储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放宽独生子女政策。

总的来说，宣称“中国因为人口因素而面临经济放缓”和“中国将未富先老”的说法纯粹是不看数据而玩弄辞藻的典型错误。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作用如此之小，因而反过来劳动力停止增长对中国经济减缓影响也很小。中国的生产率，尤其是投资，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和前景的主要因素。如果基于此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中国必定能够实现“未老先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