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存款流失的狂澜难以抵挡。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为75.62万亿元，较今年中报的77.13万亿元，减少了1.51万亿元，降幅达1.97%，其中，有13家银行存款减少。

受金融脱媒的冲击，存款“流失”已势不可挡，有关调整存贷比的呼声又起。业内专家认为，应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放松存贷比考核指标的严格程度，并推进修订法律的工作。

存贷比已经过时？上市银行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为75.62万亿元，较中报的77.13万亿元，减少了1.51万亿元，降幅达1.97%。其中，13家银行存款下降，其中工行存款减少3884亿元，交行存款减少2594亿元，中信银行存款减少1775亿元。

受制于流动性管理的商业银行，已经游走在监管红线边界。从五大国有银行的存贷比情况来看，截至2014年9月末，建行、中行、交行存贷比分别为72.02%、71.65%、73.92%，已逼近75%监管上限；工行、农行存贷比分别为68.1%、63.28%。

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和调整存贷比的呼声又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存款增速已明显跟不上贷款增速。存贷比考核越来越难以符合以市场化为导向配置资源的原则，逐步取消是大势所趋。”在存款偏离度考核下，银行仍难改变追逐存款的行为。在这一监管政策下，银行存款吸收难度增加，不排除阶段性存款增速进一步放缓、负债成本难以有效下降，从而限制信贷投放能力的可能性。

事实上，对商业银行实施存贷比考核已近二十年。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称《商业银行法》）将存贷比纳入商业银行考核指标，存贷比不得低于75%成为一道监管红线，针对当时银行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指标。

二十年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查阅多家上市银行财报显示，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主要表现为：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同业存款、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反售金融资产、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款项；而在负债端表现同样较为多样：吸收存款、央行借款、同业借款、拆入资金、衍生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款项。

“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存款占负债端比重越来越小，贷款占资产端比重越来越小，存贷比调整、补充、完善的时机已经到了。”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存贷比已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业真实的流动性状况。”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银行的业务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存款和贷款，资金来源和使用多元化，存贷比甚至对银行发展形成约束。

曾刚表示，存贷比是一种简单易行、低操作成本的监管办法，但并不适用于所有银行业。存贷比适用于以存贷业务为主的小银行，而综合化经营、创新业务多元化的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需要更全面的指标。为此，对中国银行业流动性管理参考了国际最新监管标准。

从监管政策看，2013年1月发布的《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在此基础上，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将强制性流动性监管指标调整为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资金比率、存贷比和流动性比率。

自今年3月1日起，《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的正式实施，规定了流动性覆盖率、存贷比、流动性比例三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提出了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框架及工具，规定了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方法、手段和程序。

杨驰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办法》执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将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而且，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内控水平较二十年前显著提高。

“商业银行希望能放宽存贷比口径，因为这一指标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也提高了经营成本，特别是受金融脱媒的冲击，商业银行负债成本进一步提升，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情况看，也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杨驰说。

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近几年，全国“两会”上关于《商业银行法》修订的提案议案纷至沓来，修法已经提上日程，调整存贷比正是其中一部分，但立法程序仍是长期过程，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市场不等人。我国银行业经营环境、业务模式、资金来源已经发生变化，部分商业银行面临资金来源稳定性下降，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加大，流动性风险隐患增加问题，对存贷比调整有着强烈诉求。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短期内，受到《商业银行法》的“约束”，完全废止存贷比指标并不现实，但是对存贷比统计口径进行调整和补充十分必要。

曾刚认为，立法和口径调整是并行的，长期来看，需推动《商业银行法》修订关于存贷比考核的要求，同时，根据市场和创新需要，监管部门对存贷比进行口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

“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总的原则在于，来源稳定的资金均可计入存贷比分母。”杨驰表示。

“降低分子，扩大分母”是曾刚给出的调整思路：存款端增加稳定性较好的金融工具款项，比如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创新类金融产品等主动负债工具，其流动性接近于存款性质，可计入分母；在贷款端比如再贷款、小企业专项债等与资金来源相匹配的贷款应从分母中扣除。

杨驰建议，从流动性管理角度看，存贷比应不做具体的数值限制，或者在未来《商业银行法》修订中保留存贷比的监管指标，但不设定具体数值要求。“在经济上行期，存贷比限制可以紧一些，在经济下行期，存贷比的数值可以放得宽一些，灵活掌握。”

曾刚发表了类似看法，认为应逐步放松该指标考核的严格程度（如调整考核期间、考核办法以及罚则）或逐渐将其改变为一个参考指标（不做强制性要求），以减少强制考核可能导致的各种扭曲。

曾刚建议，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要实行分类监管。大银行监管向新巴塞尔协议方向发展，使用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指标，小银行使用存贷比指标。

银行存款流失的狂澜难以抵挡。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为75.62万亿元，较今年中报的77.13万亿元，减少了1.51万亿元，降幅达1.97%，其中，有13家银行存款减少。

受金融脱媒的冲击，存款“流失”已势不可挡，有关调整存贷比的呼声又起。业内专家认为，应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放松存贷比考核指标的严格程度，并推进修订法律的工作。

存贷比已经过时？上市银行三季报显示，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为75.62万亿元，较中报的77.13万亿元，减少了1.51万亿元，降幅达1.97%。其中，13家银行存款下降，其中工行存款减少3884亿元，交行存款减少2594亿元，中信银行存款减少1775亿元。

受制于流动性管理的商业银行，已经游走在监管红线边界。从五大国有银行的存贷比情况来看，截至2014年9月末，建行、中行、交行存贷比分别为72.02%、71.65%、73.92%，已逼近75%监管上限；工行、农行存贷比分别为68.1%、63.28%。

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和调整存贷比的呼声又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存款增速已明显跟不上贷款增速。存贷比考核越来越难以符合以市场化为导向配置资源的原则，逐步取消是大势所趋。”在存款偏离度考核下，银行仍难改变追逐存款的行为。在这一监管政策下，银行存款吸收难度增加，不排除阶段性存款增速进一步放缓、负债成本难以有效下降，从而限制信贷投放能力的可能性。

事实上，对商业银行实施存贷比考核已近二十年。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称《商业银行法》）将存贷比纳入商业银行考核指标，存贷比不得低于75%成为一道监管红线，针对当时银行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指标。

二十年间，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查阅多家上市银行财报显示，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主要表现为：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同业存款、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买入反售金融资产、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款项；而在负债端表现同样较为多样：吸收存款、央行借款、同业借款、拆入资金、衍生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款项。

“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存款占负债端比重越来越小，贷款占资产端比重越来越小，存贷比调整、补充、完善的时机已经到了。”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战略室负责人杨驰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存贷比已不能准确地反映银行业真实的流动性状况。”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银行的业务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存款和贷款，资金来源和使用多元化，存贷比甚至对银行发展形成约束。

曾刚表示，存贷比是一种简单易行、低操作成本的监管办法，但并不适用于所有银行业。存贷比适用于以存贷业务为主的小银行，而综合化经营、创新业务多元化的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需要更全面的指标。为此，对中国银行业流动性管理参考了国际最新监管标准。

从监管政策看，2013年1月发布的《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在此基础上，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将强制性流动性监管指标调整为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资金比率、存贷比和流动性比率。

自今年3月1日起，《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的正式实施，规定了流动性覆盖率、存贷比、流动性比例三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提出了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测分析框架及工具，规定了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方法、手段和程序。

杨驰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办法》执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将处于可控范围之内。而且，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内控水平较二十年前显著提高。

“商业银行希望能放宽存贷比口径，因为这一指标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能力，也提高了经营成本，特别是受金融脱媒的冲击，商业银行负债成本进一步提升，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情况看，也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杨驰说。

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近几年，全国“两会”上关于《商业银行法》修订的提案议案纷至沓来，修法已经提上日程，调整存贷比正是其中一部分，但立法程序仍是长期过程，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市场不等人。我国银行业经营环境、业务模式、资金来源已经发生变化，部分商业银行面临资金来源稳定性下降，资产流动性降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加大，流动性风险隐患增加问题，对存贷比调整有着强烈诉求。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短期内，受到《商业银行法》的“约束”，完全废止存贷比指标并不现实，但是对存贷比统计口径进行调整和补充十分必要。

曾刚认为，立法和口径调整是并行的，长期来看，需推动《商业银行法》修订关于存贷比考核的要求，同时，根据市场和创新需要，监管部门对存贷比进行口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

“调整存贷比计算口径总的原则在于，来源稳定的资金均可计入存贷比分母。”杨驰表示。

“降低分子，扩大分母”是曾刚给出的调整思路：存款端增加稳定性较好的金融工具款项，比如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创新类金融产品等主动负债工具，其流动性接近于存款性质，可计入分母；在贷款端比如再贷款、小企业专项债等与资金来源相匹配的贷款应从分母中扣除。

杨驰建议，从流动性管理角度看，存贷比应不做具体的数值限制，或者在未来《商业银行法》修订中保留存贷比的监管指标，但不设定具体数值要求。“在经济上行期，存贷比限制可以紧一些，在经济下行期，存贷比的数值可以放得宽一些，灵活掌握。”

曾刚发表了类似看法，认为应逐步放松该指标考核的严格程度（如调整考核期间、考核办法以及罚则）或逐渐将其改变为一个参考指标（不做强制性要求），以减少强制考核可能导致的各种扭曲。

曾刚建议，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要实行分类监管。大银行监管向新巴塞尔协议方向发展，使用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指标，小银行使用存贷比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