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4月1日24时，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共计有52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或者意向表态成为创始成员。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五大洲，亚投行究竟有何种吸引力，能够让原本计划3月30日召开的工作会议议题推迟，目的是留更多时间，容纳更多成员。本期专题详细解释了不同成员国的各取所需。在其背后，是亚投行的目的性较为纯粹，以发展亚洲区域基础设施为目的，尽可能少参与政治因素。

提要：“哈萨克斯坦后，下一次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预计将首先探讨各个成员国最为关注的治理模式问题。”一位参与亚投行工作会议的外交人士向本报表示。

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谈判代表来说，这本该是个紧凑的夜晚。

3月30日，约30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齐聚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参加为期两天的第三次亚投行工作会议。在原先的时间表中，所有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需要在3月中旬提交申请以便留出两周时间确认成员资格，并最终得以参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首次会议并就投票权、主席人选等问题进行讨论。

但在当晚充满哈萨克斯坦风情的晚宴厅里，丝毫看不到任何紧张的情绪。“由于新加入国家来不及参加这次会议，因而本次会议无法展开真正的讨论，创始大会将推迟举行。”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而哈萨克斯坦会议失去其本来的代表意义正标识着中国在亚投行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不管是亚投行秘书处中方人士，还是一直紧密跟踪事项的西方观察员都没有想到，刚成立时只有21个亚洲成员国的区域性银行能在短短的五个月里数量翻倍，成员遍布五大洲。

3月30日的晚宴更像是一场庆祝胜利的盛大派对。在深紫的迷幻灯光里，来自亚洲、拉美以及搭乘最后班车加入狂欢的欧洲的代表们一边对着当地名菜“五指肉”大快朵颐，一边观赏哈萨克斯坦姑娘曼妙的舞姿。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述。

这一天过后，对于亚投行秘书处和各个成员国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成功的将亚投行变成亚洲版“世界银行”之后，最重要的挑战事实上是在一系列的运作细节之中，董事与出资，如何协调各国话语权将成为最核心的问题。

一位接触亚投行创建过程的欧洲外交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表示，接下来的四月和五月，将连续进行两轮亚投行创始工作会议。

四月、五月两次工作会议的重任：在4月底的北京会议上，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进行最初的探讨，其中首先关心的是股权的分配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说，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金是1000亿美元，初始阶段的资本将达500亿美元，这其中亚洲国家的占股将达到约75%，非亚洲国家将占25%左右。

非亚洲国家占股之所以比较低，金立群解释说：“当我们邀请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主要不是希望他们多出钱，而是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能够在公司治理、技术支持等方面贡献经验和智慧，促进这个机构的发展。”

金立群表示，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这是根据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体量确定的。

根据媒体报道，韩国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声明中说，亚投行将是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韩国经济体量相称的更大作用。

上述资深外交人士表示，目前亚洲区域内的分配模式比较明确的是根据GDP水平，“更大的问题在于区域外国家，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如何分配。”

根据另一位欧洲国家外交人士表示，中方目前采取了不主导、让区域外国家自己决定的模式。“让区域外国家自己解决冲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领导层分配方案存疑：除去投票权外，治理结构中首任行长以及副行长结构以及人选是另一大重要的问题。

近期，有关亚投行的高管人选一直备受关注。由于中金公司前董事长金立群、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分别担任亚投行中方筹备组正、副组长，因此被外界认为将成为亚投行的高管。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中国人作为第一任行长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目前亚投行下一步机制还在商讨之中。

有关副行长的设置问题，有传言将从区域内和区域外国家分别固定几个席位。

有些国家的态度比较积极。比如印尼财政部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在上周称，“我们正努力争取在亚投行获得一个领导职位，因为我们很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最大客户。在决定谁将是亚投行的东道主、管理职位安排、股东和投资项目等方面，我一直对中国进行游说。”

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进来都是有要求的，至少要给一个副行长，但是副行长没那么多，这个时候就要平衡了。以前我们跟着美国走，不用操心太多，现在自己要当老大了，肯定很难，每个国家都有要求，摆平很不容易。”

分析显示，亚投行自创始至今，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疑虑。

前述资深外交人士向本报表示，期待北京的第一轮工作会议能够确定投票权的问题，第二轮会议开始对银行运作本身进行探讨。

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截至4月1日24时，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共计有52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或者意向表态成为创始成员。这些国家和地区遍布五大洲，亚投行究竟有何种吸引力，能够让原本计划3月30日召开的工作会议议题推迟，目的是留更多时间，容纳更多成员。本期专题详细解释了不同成员国的各取所需。在其背后，是亚投行的目的性较为纯粹，以发展亚洲区域基础设施为目的，尽可能少参与政治因素。

提要：“哈萨克斯坦后，下一次工作会议将在北京召开，预计将首先探讨各个成员国最为关注的治理模式问题。”一位参与亚投行工作会议的外交人士向本报表示。

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谈判代表来说，这本该是个紧凑的夜晚。

3月30日，约30个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齐聚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参加为期两天的第三次亚投行工作会议。在原先的时间表中，所有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需要在3月中旬提交申请以便留出两周时间确认成员资格，并最终得以参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首次会议并就投票权、主席人选等问题进行讨论。

但在当晚充满哈萨克斯坦风情的晚宴厅里，丝毫看不到任何紧张的情绪。“由于新加入国家来不及参加这次会议，因而本次会议无法展开真正的讨论，创始大会将推迟举行。”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而哈萨克斯坦会议失去其本来的代表意义正标识着中国在亚投行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不管是亚投行秘书处中方人士，还是一直紧密跟踪事项的西方观察员都没有想到，刚成立时只有21个亚洲成员国的区域性银行能在短短的五个月里数量翻倍，成员遍布五大洲。

3月30日的晚宴更像是一场庆祝胜利的盛大派对。在深紫的迷幻灯光里，来自亚洲、拉美以及搭乘最后班车加入狂欢的欧洲的代表们一边对着当地名菜“五指肉”大快朵颐，一边观赏哈萨克斯坦姑娘曼妙的舞姿。一位接近现场的外交界资深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转述。

这一天过后，对于亚投行秘书处和各个成员国来说，工作才刚刚开始。在成功的将亚投行变成亚洲版“世界银行”之后，最重要的挑战事实上是在一系列的运作细节之中，董事与出资，如何协调各国话语权将成为最核心的问题。

一位接触亚投行创建过程的欧洲外交官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表示，接下来的四月和五月，将连续进行两轮亚投行创始工作会议。

四月、五月两次工作会议的重任：在4月底的北京会议上，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进行最初的探讨，其中首先关心的是股权的分配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说，亚投行的法定资本金是1000亿美元，初始阶段的资本将达500亿美元，这其中亚洲国家的占股将达到约75%，非亚洲国家将占25%左右。

非亚洲国家占股之所以比较低，金立群解释说：“当我们邀请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参与进来的时候，我们主要不是希望他们多出钱，而是希望欧洲国家的加入能够在公司治理、技术支持等方面贡献经验和智慧，促进这个机构的发展。”

金立群表示，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没有参与之前，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规模，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在初创阶段中国的出资额可最高达50%，这是根据亚洲地区各经济体的体量确定的。

根据媒体报道，韩国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声明中说，亚投行将是韩国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国际性金融机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韩国经济体量相称的更大作用。

上述资深外交人士表示，目前亚洲区域内的分配模式比较明确的是根据GDP水平，“更大的问题在于区域外国家，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如何分配。”

根据另一位欧洲国家外交人士表示，中方目前采取了不主导、让区域外国家自己决定的模式。“让区域外国家自己解决冲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领导层分配方案存疑：除去投票权外，治理结构中首任行长以及副行长结构以及人选是另一大重要的问题。

近期，有关亚投行的高管人选一直备受关注。由于中金公司前董事长金立群、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分别担任亚投行中方筹备组正、副组长，因此被外界认为将成为亚投行的高管。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中国人作为第一任行长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目前亚投行下一步机制还在商讨之中。

有关副行长的设置问题，有传言将从区域内和区域外国家分别固定几个席位。

有些国家的态度比较积极。比如印尼财政部长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在上周称，“我们正努力争取在亚投行获得一个领导职位，因为我们很可能成为亚投行的最大客户。在决定谁将是亚投行的东道主、管理职位安排、股东和投资项目等方面，我一直对中国进行游说。”

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进来都是有要求的，至少要给一个副行长，但是副行长没那么多，这个时候就要平衡了。以前我们跟着美国走，不用操心太多，现在自己要当老大了，肯定很难，每个国家都有要求，摆平很不容易。”

分析显示，亚投行自创始至今，通过实践国际透明化标准，消除了不少业内人士和国家的疑虑。

前述资深外交人士向本报表示，期待北京的第一轮工作会议能够确定投票权的问题，第二轮会议开始对银行运作本身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