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次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感谢各界对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樊纲同志对50人论坛2015年工作的贡献，以及刚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报告。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因此，这里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发言。

从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来讲，我说说自己的体会。先说一下结构性改革，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说，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一个问题。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市场环节市场会无效。

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产品价格里面，有的时候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价格高频波动的成分，然后再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是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实物供求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要素价格。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效应研究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它的外部效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样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外额外出钱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蓄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就会引起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

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因此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各种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

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从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环境的产能过剩。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连接。

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相联系。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

周小川：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次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感谢各界对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樊纲同志对50人论坛2015年工作的贡献，以及刚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报告。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因此，这里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发言。

从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来讲，我说说自己的体会。先说一下结构性改革，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说，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一个问题。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市场环节市场会无效。

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产品价格里面，有的时候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价格高频波动的成分，然后再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是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实物供求关系也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像要素价格。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过去传统的经济主要是存在外部效应，让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效应研究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它的外部效应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污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拿出来做减排的工作。这样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外额外出钱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蓄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消化价格扭曲，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和对外经济关系重大。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机制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就会引起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当前的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

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因此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各种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

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从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

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环境的产能过剩。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相互连接。

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相联系。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