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央行）官网28日公布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委员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里面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这意味着1998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监管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2003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又发生一个重大改革，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最终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这样人民银行的职能已转变为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此前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影响其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和职能因素已不存在，大区行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98年11月18日，第一家跨行政区划设置的分行——上海分行挂牌成立，当时实施的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监管体制是减少地方政府干预，而新形势下上海进行金融改革，跨省区分行监管反而成为改革的障碍。

【正文】 央行官网28日公布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委员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里面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这意味着1998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监管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1998年，中国金融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1998年，中国金融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为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国务院对中央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撤销省分行，建立了大区分行体制。1998年11月18日，第一家跨行政区划设置的分行——上海分行挂牌成立，一个月后，9家等跨行政区设置的分行全部挂牌成立。9个分行是：天津分行、沈阳分行、上海分行、南京分行，济南分行，武汉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西安分行。

当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央行九家分行“掌门人”全部到任，央行管理新体制基本形成。当时为什么要进行建立大区分行体制改革，这与人民银行职能过于“强大”有关。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金融体系只有人民银行一家。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以来，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巨大变化。

据周小川介绍，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央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央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

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90年代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199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建立，国家成立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2003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又发生一个重大改革，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最终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行三会”体制下，大区行失去存在意义 这样人民银行的职能已转变为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此前影响其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和职能因素已不存在，大区行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012年，当时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计承江认为，现在的央行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形势，“撤销大区分行、恢复省分行体制迫在眉睫。”计承江举例说：“比如，现有的大区分行管理2~5个省，管理地域过大，链条过长，成本较高，难以到位，管理的金融业务不得不授权省会中心支行开展。”

计承江肯定了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近年来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省会中心支行在传达、贯彻货币政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是，计承江同时指出，受制于体制等因素，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整体合力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今年2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周小川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家发现监管体制有些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或者某些问题的潜在的发展，因此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

今年3月“两会”期间，周小川也谈到监管体制改革问题，但也非常模糊。他说：现在来讲，是不是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我个人还在研究思考这个问题，还谈不上已经有很明确的理想目标，也在听取各个方面提出的意见。

新形势下恢复分省管理体制更加“有力有效” 4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专家座谈会，就即将启动的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向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副行长陈雨露指出，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的目标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主要包括8个内容，其中“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是其中之一。

在新形势下，撤销大区分行、恢复省分行体制，正是让金融监管“有力有效”的一项改革。4月28日，央行官网公布的巡视整改情况通报，里面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健全分支行工作协调委员会运行机制，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全面指导和管理。”这是央行监管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专家认为，除了发挥分省管理的更大作用外，也与区域性金融改革有关。

4月24日，陈雨露在中国金融论坛演讲中指出，改革实践的历史经验证明，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并重是我国金融改革取得实效的有效路径。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十分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践表明，这种金融改革模式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条块结合的基本历史经验，有利于处理好金融改革与其他重点领域改革的关系，有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形成制度良性演进的改革路径。比如上海、广东、福建等地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如果采取大区分行监管体制，显然不如分省管理体制灵活。

人民银行（央行）官网28日公布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委员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里面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这意味着1998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监管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2003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又发生一个重大改革，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最终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这样人民银行的职能已转变为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此前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影响其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和职能因素已不存在，大区行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1998年11月18日，第一家跨行政区划设置的分行——上海分行挂牌成立，当时实施的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监管体制是减少地方政府干预，而新形势下上海进行金融改革，跨省区分行监管反而成为改革的障碍。

【正文】 央行官网28日公布中共中国人民银行委员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里面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这意味着1998年开始实施的人民银行跨省区分行监管体制将发生重大变化。

1998年，中国金融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1998年，中国金融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为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地方政府干预，国务院对中央行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撤销省分行，建立了大区分行体制。1998年11月18日，第一家跨行政区划设置的分行——上海分行挂牌成立，一个月后，9家等跨行政区设置的分行全部挂牌成立。9个分行是：天津分行、沈阳分行、上海分行、南京分行，济南分行，武汉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西安分行。

当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央行九家分行“掌门人”全部到任，央行管理新体制基本形成。当时为什么要进行建立大区分行体制改革，这与人民银行职能过于“强大”有关。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金融体系只有人民银行一家。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以来，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巨大变化。

据周小川介绍，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央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央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

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90年代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1990年，上交所和深交所建立，国家成立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2003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又发生一个重大改革，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最终形成“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行三会”体制下，大区行失去存在意义 这样人民银行的职能已转变为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此前影响其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和职能因素已不存在，大区行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012年，当时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计承江认为，现在的央行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形势，“撤销大区分行、恢复省分行体制迫在眉睫。”计承江举例说：“比如，现有的大区分行管理2~5个省，管理地域过大，链条过长，成本较高，难以到位，管理的金融业务不得不授权省会中心支行开展。”

计承江肯定了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近年来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省会中心支行在传达、贯彻货币政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是，计承江同时指出，受制于体制等因素，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整体合力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发挥。

今年2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召开，周小川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家发现监管体制有些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或者某些问题的潜在的发展，因此大家都有愿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危机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表现，特别是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动荡也促使我们反思金融监管体制需要做出调整。目前此问题还处在研究阶段。

今年3月“两会”期间，周小川也谈到监管体制改革问题，但也非常模糊。他说：现在来讲，是不是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我个人还在研究思考这个问题，还谈不上已经有很明确的理想目标，也在听取各个方面提出的意见。

新形势下恢复分省管理体制更加“有力有效” 4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专家座谈会，就即将启动的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向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副行长陈雨露指出，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的目标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主要包括8个内容，其中“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是其中之一。

在新形势下，撤销大区分行、恢复省分行体制，正是让金融监管“有力有效”的一项改革。4月28日，央行官网公布的巡视整改情况通报，里面提到“结合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推动恢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分省管理体制。健全分支行工作协调委员会运行机制，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全面指导和管理。”这是央行监管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专家认为，除了发挥分省管理的更大作用外，也与区域性金融改革有关。

4月24日，陈雨露在中国金融论坛演讲中指出，改革实践的历史经验证明，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并重是我国金融改革取得实效的有效路径。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十分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践表明，这种金融改革模式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条块结合的基本历史经验，有利于处理好金融改革与其他重点领域改革的关系，有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形成制度良性演进的改革路径。比如上海、广东、福建等地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如果采取大区分行监管体制，显然不如分省管理体制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