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未来之城：自今年4月1日设立新区的消息公布以来，雄安一直是舆论追逐的焦点。半年多来，尽管相关的规划尚未披露，但随着各项工作的稳步推进，新区的整体轮廓正日渐清晰。

根据中央的部署，到2020年，新区对外骨干交通路网将基本建成，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框架基本形成，雏形初步显现；到2030年，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城市。

届时，雄安新区将成为一座环境优美、交通便捷、设施先进、令人向往的宜居城市。同时，通过对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新区还将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工资收入不低，居住成本不高，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

生态之城：雄安新区选址在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白洋淀。在普遍干旱缺水的华北平原，有着200多平方公里水域的白洋淀，是极其稀缺的生态资源。这片天然的大湿地被誉为华北之肾。新区囊括了白洋淀整个水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区正是因淀而生。

今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实地考察雄安新区建设规划时，专程前往白洋淀。他说：“小时候读小兵张嘎的故事，就对这里十分神往。”在考察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建设雄安新区，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对此，当天陪同习近平考察的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印象深刻。据他回忆，习近平说新区选在这里，是因为有白洋淀。新区因淀而生，绝不能因城废淀，“你们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否则我们就失败了。”当时习近平说。

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后，为了突出白洋淀的保护工作，在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之外，专门启动了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并把这一规划置于和总体规划同等重要的位置，都必须最后交中共中央、国务院审议。

据白洋淀所在的安新县县委书记杨宝昌回忆，今年4月1日前后，中央各部委先后派了11个调研组到河北调研。“其中有9个去了白洋淀，剩下两个把我叫到保定去汇报工作，了解的重点也是白洋淀。”

今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透露，雄安新区规划的总体原则是，建水城相融、蓝绿互映的生态宜居之城。他说，“白洋淀复杂的水陆情况是对新区规划的重大挑战。它既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历史上，白洋淀的水量是不断变化的，既发过洪水，也干枯过，“如何处理城与淀的格局，确实是规划中的一个难题”。

白洋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湖泊，而是一片天然湿地。这里水面与芦苇地纵横交错，到处都有水，淀中有村、淀中有堤，沟渠相通。如今淀里还有不少村庄，生活着很多村民。将来如何处理这些淀中村，也是规划中的难题。

据徐匡迪透露，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对此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认为应该都搬出来，因为村民吃喝拉撒都在这个淀里面，特别是他们现在的生计，一个是靠水产养殖，一个是搞农家乐，但里面没有污水处理设施，都排到淀里，要养水产加入饲料，水体还会富营养化，最好的方案是全部搬出来。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美丽乡村是人与自然以质朴的方式友善互动的结果，留存下来的都值得敬畏，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自然的选择。雄安新区不能再走过去把农村里的人都搬出去，在里面搞开发的老路，应该重塑中国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型城乡关系。

这些棘手的问题，最后会如何解决，还有待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与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最终方案的出台。此前有媒体报道，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的总体思路将是治污、搬迁、清淤、筑岛、补水和管理。

负责牵头编制该规划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曲久辉院士设想，建立一套立体的监测网络，通过智能化的管理平台，对白洋淀的大气、水、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监测管理。

尽管白洋淀最终的治理方案仍未公布，但相关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始。据安新县委书记杨宝昌介绍，今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保定市对白洋淀上游流域进行了集中整治，重点是对入淀河流上游河道清淤，并清理河道两侧一公里范围内的垃圾。

刘宝玲说，新区希望通过开展这项“洗脸工程”，让农村像城市一样干净。新区还关停了数千家“散乱污”企业，从源头上清除白洋淀的污染源，让生态优先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国家环保部今年7月将白洋淀与洱海、丹江口一同列入“新三湖”水污染治理，白洋淀水污染治理第一次上升到国家高度。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治理今后将获得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

标杆之城：雄安未来的建设，将严格遵循目前正在编制的规划方案。在谋划设立雄安新区的数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反复强调“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再开始建设”，“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目前，整个新区的规划范围包括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其中，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整个规划体系可概括为“1+3+54”：“1”是指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简称“总规”），“3”是指起步区控制性规划（简称“控规”）、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详规”），以及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简称“白洋淀生态规划”），这4个都是综合性规划；“54”则是指22个专项规划和32个重大课题研究。

其中，“总规”“控规”和“控详规”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负责编制，“白洋淀生态规划”的编制单位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2个专项规划和32个专题研究的编制工作，则由不同的单位分别负责，比如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负责研究新区住房政策等。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四大规划在同步推进。22个专项规划和32个专题研究，则是针对“总规”的某一个部分——比如产业、轨道交通、防洪——做更详细的规划和研究。通俗地讲，就是为编制“总规”服务，提供依据和材料。

与以往城市规划不同的是，这次雄安新区的规划工作，中央高度重视。不仅4个综合性规划，要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而且中央还专门委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简称专家咨询委员会）对规划进行把关。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专家咨询委员会是中央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成立的一个咨询机构，“为此中央还专门下发了红头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专家咨询委员会由16名国内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组长是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副组长有两位，一位是中国工程院副副院长邬贺铨，另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刘秉镰介绍说，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工作，直接对中央领导负责。

之前，在雄安新区的选址过程中，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三赴雄安实地调研、多次召开论证会、经历选址全过程。此次编制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负责对规划提意见。“每次规划送来以后，我们就开会讨论，逐条地修改。”刘秉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们只做咨询，不做决策。徐匡迪主席给我们的纪律是，只帮忙，不添乱。”

专家咨询委员会在新区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把关人。前述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规划方案最后都会汇总到专家咨询委员会。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规划的编制过程堪称“千锤百炼”，先后召开多次规划编制专题会议、工作会议研究新区规划。

在安新县召开座谈会时，习近平告诫说，雄安新区必须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理念，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水准规划设计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

徐匡迪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坦言，如何在城市建设中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做到历经百年不落后，“总书记的要求对专家（咨询）委员会压力很大”。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对于一般的城市规划，雄安这种近乎在一张白纸上的规划难度更大，“因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据前述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负责人介绍，新区将来的建设会采用很多新理念、新技术以及新材料。

徐匡迪之前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一种“会呼吸的墙壁”，能自动地把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使房间内的氧气含量稳定，不用开窗子就能够调空气。据说，这种智能的建筑群，已经有了小型试验。“雄安是从头建，是不是应该早做研究？”徐匡迪说，“否则新城出来了，再改建就难了。”

雄安将来的目标之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据一位接近规划的知情人士透露，未来整个新区的碳排放将接近于零排放，能源将主要以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为主，行驶的汽车将采用新能源技术。

对于智慧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曾解释说，所谓智慧城市，包括交通、环保、海绵城市、创新城市等，其中还有一点，它肯定会是宽带城市、无线城市、互联网城市。

目前，在雄安的规划中，已经考虑中心城区的WiFi覆盖，可以做到无缝上网。此外，北京的固网宽带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100M，雄安不会低于这个目标；北京计划无线宽带现在要4G覆盖，雄安也希望4G覆盖。

邬贺铨还透露，到2020年，中国的5G要实现商用，雄安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率先使用5G的地区。因为当地集中了高端的人才，会更需要高端的网络。今年8月上旬，雄安新区已经与中国电信达成协议，后者将把雄安列为国家骨干网核心节点，并在新区提前布局5G试验网络。

5G是智能互联网的一个基础能力。比如，在5G网络下，智能手机能够连接智慧家庭、无人机、机器人(22.420, 0.00, 0.00%)或无人驾驶等。中国电子学会会员、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兼职教授项立刚表示，有了这些能力，所有的传统行业都会面临革命性的改变和提升。究竟哪个领域将率先发生改变，无法猜测，但是这种改变将是全面的、革命性的。

除了宽带网络外，雄安新区的其他基础设施，也将成为中国城市未来的标杆。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电力中断，曾导致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天河一号）停机十几个小时。“雄安将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前述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负责人说，新区的电力供应将非常稳定，供电可靠率将达到6个“9”的标准，类似于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新加坡电网。

今年9月中旬，2017首届中国雄安智慧城市建设博览会在石家庄举行。展会汇集了众多国内外企业的新技术、新设计和新产品，参展商们都希望在未来雄安的建设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雄安采用的所有技术，都必须是成熟的，新区不会成为不成熟技术的试验场。而对于一些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技术，规划里也会考虑。

“比如现在讨论很热烈的无人物流传送系统，还不成熟，我们可能在规划里面，不会马上应用。但现在有了这种趋势，我们在规划地下管廊时，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把空间预留出来。”他说。在李晓江看来，雄安之所以不在一个老城区的基础上改造，而是建一个新城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我们将来的城市建设，提供一套全新的范式”。

宜居之城：未来的雄安，应该既是先进科技文化的结晶，更是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这些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认为，一个城市之所以能够发展，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规模效应，另一个是聚集效应。北京由于规模过大，导致聚集成本太高。

“雄安将来不仅要致力于城市繁荣，同时还要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要打造一个规模适度、绿色宜居的生态文明城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期待雄安能够为探索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及解决‘大城市病’，提供一个样板。”“大城市病”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市民生活和工作场所高度分离，导致通勤时间总体过长。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这些年城市发展最大的毛病，就是单一功能的发展。一说园区就全是厂房，晚上吃个宵夜的地方都没有，而回龙观、天通苑这些北京周边的大型社区，附近又几乎没有任何产业，每天大家不得不花几个小时上下班，非常不人性化。”

他说，雄安未来在空间布局上，将采用多中心的组团式发展模式，不会成为北京那样的单中心结构城市。前述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整个新区将功能定位划分为若干个组团，每个组团大约几十平方公里，组团内部又会细分为若干空间单元。

按照李晓江的设想，在每一层空间里，就业、生活、公共服务等各种功能充分混合，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尺度里满足人们工作、生活的基本需要，尽量减少人在必要的生活、工作之外的其他负担。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振强曾做过估算：按照轨道交通平均1站间距1公里需2分钟的车程计算，15分钟可行驶约7站，即7公里路程。将7×7公里作为网格，也就是49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只要面积不超过50平方公里，就可以打造15分钟人居活动圈，但前提是不堵车。

雄安新区内部的通行，未来将以公共交通为主。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8月10日在出席中国中车(9.870, 0.00, 0.00%)集团公司雄安新区办事处的揭牌仪式上表示，雄安已经放弃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出行方式。按照专家们的设想，发达的地下轨道交通，不仅可以使雄安避免出现市区车流大面积拥堵的现象，而且能够把更多的地上空间留给人和自然。

之前，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曾在一次演讲中透露，新区建设的一大亮点，是要建设21世纪的地下管廊式的基础设施。把城市交通、供水、供电、煤气、防灾系统均置于地下，包括高铁路线、车站，大部分市内交通也放到地下，把地面让与绿化、人的行走。

中石化绿源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自2009年起就开始在雄县、容城开发地热资源。公司技术总监孙彩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的地质条件非常稳定，地下空间可利用的深度达三五百米，“空间足够大，地下管廊、立体交通，都可以实现”。

今年8月2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外宣布，经过两个多月的地质勘察，已经确定雄安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条件优越，适合规模化开发。据悉，地质部门目前正在搭建“透明雄安”数字平台，为下一阶段工程规划建设和地面沉降风险防控提供决策依据。

届时，新区将会出现地上、地下两个雄安。地下是管廊式的基础设施和繁忙的轨道交通网络，地上是多组团集约紧凑的建筑群，以及穿插其中的步行道路、骑行道路、公交车道和大量的绿地。

9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在雄安新区调研时特别强调，要充分体现自然风貌，确保新区蓝绿空间占比70%以上。

目前，新区仍以农田为主，鲜见成片的树林，要提高森林覆盖率，对树木的需求量很大。不过，雄安不会采用现在常见的从山区移植大树的做法，而是注重自己培育。

“我们绝不用那种剪掉树冠、从别处移过来的大树，更不允许把太行山上的树挖过来栽到雄安。”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说，“这种祸害周边、损人不利己、急功近利的事，我们坚决不做！”

据悉，为了给树苗留出足够的成长时间，新区已经在着名林业学家唐守正院士的指导下，在容城建了一处175亩的造林实验区，开始了培育工作。除了便捷的交通、优美的环境之外，优质的公共服务体系也是宜居之城不可或缺的条件。

当前，北京和河北之间一个很大的差距就是，公共服务不能均等化。北京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医疗、教育条件比河北无形之中高了不少，这也是造成河北与北京、天津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落差的原因之一。

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指出，现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就是希望改变这个落差。不能只是简单地说要把河北的GDP搞上来，而河北居民的福利、待遇仍然差很多。

他说，中央赋予雄安新区作为开放发展先行区，有一些改革就可以在雄安试验。通过改革，未来雄安的教育条件、医疗条件、创业条件可能都很好，房价又比北京好，那么就能有效吸引北京人口和功能疏解转移。

从2016年6月开始，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目前，新区正在对金融、土地、财政、投资、住房、人才、户籍、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加紧研究。

9月10日，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在接受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赴新区集中采访时表示，未来新区将在房地产方面进行创新，实行租售并举的住房政策，满足各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他表示，新区将为各方面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特别是要成为年轻人创业的宝地。“初步考虑要为外来创业、就业者提供租赁住房，租赁超过十年也可以买，一定期限内不能卖。若卖，政府优先以略高于同期银行本息的价格回购。”

同时，刘宝玲还透露，雄安新区的用人制度，也将有重大创新。“新区将不拘一格选人才，公务员、高校毕业生、社会自然人、工人、农民，只要是新区需要的人才，都欢迎。一律实行聘任制。”他说，“签订聘任合同，因岗选人、依岗定薪、按劳取酬、优绩优酬，工资标准参照北京，甚至高于北京。”

在教育、医疗方面，雄安新区也正积极与北京对接。北京市已经表示，将积极推进北京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向雄安新区布局发展，提升新区公共服务水平。

8月17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亲自率代表团到雄安新区考察，与河北省签署了共同推进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北京将在新区布局“三校一医”，即北海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和宣武医院，这都是北京最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在这个对接过程中，雄安新区只需要提供土地，投资建设、后期管理等其他所有事务都由北京市负责办理。届时，新区将享有与北京这些优质资源相同的公共服务。

创新之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被认为是设立雄安新区最直接的目的。但如果只注意到这一定位，而忽视雄安同时也是创新发展示范区，就看不到新区设计初衷的根本所在。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如果仅仅是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新区完全可以选址在离北京更近的北三县或者廊坊。

“就一般的规律来说，大城市功能的疏解不宜超过60公里。雄安离北京110公里，而且是一张白纸。”他解释说，“中央之所以在这里选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将它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一环。”

2015年6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审议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对外颁布。这份规划纲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地回答了该战略要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等一系列的关键问题。

“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目前全球已经有六大世界级城市群，我们要建第七个。”刘秉镰说，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再加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考虑，中央最后才做出了设立雄安新区的决定。

雄安位于京津保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与北京、天津恰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距离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分别约105公里、105公里、155公里。“因此，通过雄安，可以有效地衔接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有助于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这一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刘秉镰说。

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前，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已陆续批复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新区。此外，还在80年代成立了5个经济特区。刘秉镰认为，这23个新区（或经济特区），最成功的是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在设立之初，也被赋予了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同样的历史高度。中央希望它也能像这两地区那样具有全国意义。

深圳特区的设立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初期，它通过引进海外的资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成了早期的积累；而浦东新区的建设正逢中国扩大开放的节点，它依靠深化体制改革，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它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也享受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双重红利。”刘秉镰说，“同时，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均位于沿海地区，具有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先天条件。”

“当前，全球经济还未完全走出低迷，我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下行的压力仍很大。之前依靠引进资金、技术，消耗大量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刘秉镰说，“雄安又不靠海、不沿江，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

雄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在把它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同时，也赋予了它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定位。如果说前者是出于现实的考量，那么后者则是着眼于时代的使命。

作为一个新区，雄安担负着要在内陆闯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任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说，“中国很多内陆城市和区域要想复制深圳或浦东比较困难，但与现在的雄安更相似，所以将来雄安走出来的路会具有更大的推广意义。”

对此，雄安新区也是深知责任重大。9月上旬，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对外界宣布了新区建设的三条原则，传递出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强烈信号。其中，第一条就是绝对不搞土地财政，被舆论认为打响了中国地产业巨变的“枪声”。

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通过搞土地财政、依赖房地产发展地方经济的模式，一直饱受诟病。这种做法不仅推高了房价，而且使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陈刚此番表态意味着，新区将肯定不会再走房地产主导的城市发展老路。

据悉，摆脱土地财政后，新区财政收入将主要来自税收，以及土地增值收益。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民的占地补偿，也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农民一次性补偿，另一部分是折成“股份”，农民每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红。

有分析认为，这种“农民股东”模式，使未来的土地使用权由政府和农民共有，以往的房地产开发商将变身为“房产”开发商，不再拥有土地使用权。开发商也将因此告别囤地模式，向制造业模式转变。

“地价、房价是新区这座高楼大厦的基石。”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说，“如果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新区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制度的创新，最终还需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否则雄安就无法摆脱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一个内生性的创新城市。按照中央的要求，新区将着力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增长新动能。

对于高端高新产业，目前业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之前在谈及雄安未来的产业布局时曾表示，新区应该发展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制造为核心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芯片制造业、人工智能产业，“因其发展资源环境负荷小，符合绿色生态宜居城市的定位”。

按照8月中旬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的合作协议，北京将引导以中关村(7.670, 0.00, 0.00%)科技园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要素资源，到雄安新区落地，打造一个升级版的中关村。

北京市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伯正表示，北京未来将和雄安新区在创新方面，实现错位发展和有机联动。外界分析，这意味着今后北京将更多的着眼于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而雄安则负责创新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与此同时，雄安也在积极与国内一些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进行沟通，希望它们能够在新区布局。据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透露，今年7月，专家咨询委员会专门到上海开了两天会，邀请腾讯、百度、360和阿里巴巴四家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座谈，河北省委主要负责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目的就是一个，想听一听，如果到雄安发展，他们希望新区提供哪些条件？”李晓江说。从已披露出的消息看，雄安未来可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几个领域率先发力。目前，不少城市提出发展人工智能，但形成规模的不多。中国电科、中国电子等企业已表示，要在雄安布局，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大数据是信息技术领域当前的一大热点，同时它也是构建智慧城市的重要内容，电子商务、物流、交通、金融、医疗领域都离不开大数据的应用支撑。近些年，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迅猛，尤其是偏居西南的贵州更是异军突起，成为这一行业的翘楚。

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在“空降”河北前，曾是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他在贵州任职期间，正值贵州大数据产业崛起的关键时期。舆论分析，这很可能也是中央调陈刚到雄安出任要职的考虑之一。

7月中旬，中关村部分企业家到新区实地调研。陈刚对他们表示，新区将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改革住房保障模式等措施，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分析认为，雄安虽然对标深圳和浦东，但不会是过去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复制品，它的发展将讲述一个未来新城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