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与设计公司 Rebel Agency 的一次合作之后，由 Inter Ikea Group 提供资金，宜家成立了创新实验室 SPACE10 ——虽然 SPACE10 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他们并不是一个附属机构。这个实验室位于哥本哈根的一个肉类加工厂区域。成立近三年来，SPACE10 展出了不少阶段性成果，比如好奇心日报之前介绍过的肉丸和 The Growroom 。

4 月底在中国区应用商店上架的 IKEA Place 背后的开发者正是 SPACE10 。IKEA Place 是一个帮助顾客挑选家具的 AR （增强现实） app 。4 月 19 日，宜家在上海西岸艺术中心举办了第一届科技节，SPACE10 的三位核心成员也在。Kaave Pour 是实验室的创新负责人（Creative Director），此前修习设计管理，“理应接着念硕士”，但毕业后直接加入了实验室，于是“ SPACE10 成了（他的）硕士学校”。另一位成员 Simon Caspersen 是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负责媒体通讯。专业背景是传播学和人类学。第三位 Daniel Friis 是数字负责人（Digital Director ），此前修习金融和会计，组过创业公司，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参加了编程的课程项目，然后遇到了 SPACE10 。

“我们处在一个罕有的优越地位，有机会可以做出很大范围的影响，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受到巨大的责任感。” Caspersen 说。Pour 认为，SPACE10 将宜家的消费者视作他们的客户。他们需要吸收来自成熟商品市场的意见，或者是主动商品化研发成果（比如 IKEA Place），但“感受到的压力更多来自我们自己追求的目标和内部的时间表。”

最“务实”的变化来自组织方向的调整。SPACE10 有四个实验室，分别是本地食物（ Local Food ）、自然界面（ Natural Interfaces ）、共享居住（ Shared Living）、数字制造（ Digital Fabrication）。探索的方向分别是研发生产和分配健康食物的新方法；更直觉的、更自然的与技术交互的方式；解决普遍的城市居住问题的新的空间设计；数字时代的分布式制造和其他可能的建造方式。

去年好奇心日报与 SPACE10 见面时，他们的四个实验室还分别是农场（ The Farm）、你是在说人话吗（ Do you Speak Human ），可能的城市（Possible Cities ）、用空间制造（ Build with Spaces ）。在解释变化原因时，Pour 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不断适应周围发生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调整 SPACE10 做事情的方向。”

除此之外，他们明确了研发过程中几个很“宜家”的因素：可及性（accessibility）、大多数人可承担（affordability ）、持续性（sustainability）。一个例子是“当地食物”实验室在伦敦的最新项目 LOKAL 。这个项目用了水力循环供暖（或冷却）的技术（ hydronic ），在室内种植和生产食物，目标是当地生产、当地食用。省去了中间的运输、分配等流程——听起来似乎是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商品经济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不是为了持久存在而建造，而是为了进化而建造。” Friis 提起了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史——之前我们需要鼠标和键盘，后来有了智能手机的直觉式操作，如今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直接对着电子设备讲话，电脑可以理解自然语言（还在发展中），我们也在发展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的技术。这正是那个原先被称作“你说人话吗”的实验室“自然界面”所关注的领域。

基于这样的理念，SPACE10 在去年发布了一个开源框架，叫作“对话式表格”（Conversational Form ）。只是增加了几行代码，这个项目提供给软件和网页开发者一个方便的模板，使得你与网页的交互方式不止于输入文字，你能通过聊天和语音的方式表达你的意图，比如预订餐厅，不再是选择用餐时间、人数——填一个表格，而是直接进入一个对话界面，用聊天或是语音的方式告诉电脑你要做什么。虽然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可能还是直接填一个表格会更有效。

但是这个项目的部分成果后来被直接运用到了 IKEA Place 的开发上。2017 年 6 月苹果在 WWDCs 上发布了 ARKit 的 AR 框架。SPACE10 用了九周时间就完成了 IKEA Place 的开发。“多个项目之间能够相互补给（ feed up ）。” Caspersen说道。

目前为止，很难说 IKEA Place 的出现是 SPACE10 在摸清自己运作规律之后的“劳动成果”，还是“一项偶然可以用到大公司业务里的创新”。但无论如何，它给宜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把 SPACE10 和自己的生意联系起来。最早 SPACE10 尝试过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所有人在一个项目上，后来变成了不同的项目同时进行，项目可长可短。

“我们从不说 ‘这个项目结束了’。” Pour 补充道。后来他们发现，不同的项目的阶段性成果经常可以相互借鉴，进一步发展，虽然他们开启单个具体项目的本意并非如此。人类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值得关注，SPACE10 是如何落脚到这四个议题上来的？

“大家都在问变化是什么，哪些新东西会冒出。但更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是不会变的。” Pour 回应道，“当你知道什么是不会变的，哪些人类的需求一直会在，你就有一个对未来的长期预判。我们仍然要居住，仍然要社交——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Pour 提及一些数据，比如联合国的数据预测到 2050 年，全球 70% 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人越住越密集，但人似乎也越来越孤立（ isolated ）。

这解释了 SPACE10 为什么要专门有一个实验室是做“共享居住”，他们将其视为未来的另一种居住可能，以应对城市居住带来的孤独感和越来越高昂的居住成本。

他们提及城市居住的典型之一：香港。近年来，香港人普遍“越住越细（越住越小）”，实用面积不超过 215 平方尺，约 24 平方米的“纳米楼”从 2014 年的 64 个，预计 2019 年将达到 1066 个，增长近 17 倍。据香港电台“铿锵集”的一集节目《迷你生活》报道，2016 年有开发商推出了 128 尺的单位。单位内厨卫床铺一应俱全，但是都非常小。于是有几个建筑师提出可以共享一些公共空间，比如厨房、客厅，保证每人有自己的私密的卧室和卫生间，中间由一组可开合的柜子隔开，这样私人空间就会比“纳米楼”要宽敞一些。这与 SPACE10 的“共享居住”理念类似，可见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是相通的，类似的约束条件及偏好下总会产生相近的解决思路。

Pour 表示，他担心年轻一代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因为现在面临的问题，单个就足够复杂了，就不要说这些问题往往又是相互连接的。如果完全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Friis 在这个意见上叠加了自己的忧虑：“过滤器效应”（ filter effect ），即人们越来越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听自己想听的意见，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以及相反的意见失去了敏锐性，这无助于解决一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目前， SPACE10 有一个 25 人的专职团队，除此之外，有来自不同行业与专业背景的合作者（ collaborators ）和驻地成员（或居民 residents ）。

合作者通常会跟 SPACE10 一起举办展览、讲座、研讨会，或以工作坊的形式就某一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地点不限于哥本哈根的实验室。这些活动的主题种类繁多，有“重新考虑长者的需要”、“交互界面：汽车”，但主要基于 SPACE10 的四个实验室所确定的主题。

驻地成员则会待得久一些，通常为期1-6周，基本上会搬进实验室，加入团队在具体项目上的工作。SPACE10 正在积极考虑进入中国的可能性。落地可能以在中国设立实验室或者空间的方式进行，因为 SPACE10 并没有总部－分部的架构。Caspersen 说不想错过在这里获得启发的机会，届时哥本哈根模式必然不适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 ‘田野调查’（ field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