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达沃斯会议和以往有很多不同，特别是一改2018年的乐观情绪，普遍焦虑、不安。倒也不是悲观，只是不安。一切都在变化，四处弥漫着不确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着什么，好像又不明确。

瑞士小镇达沃斯，海拔1529米，人口1.2万，坐落在瑞士东南部格里松斯地区，是阿尔卑斯山系地势最高的小镇。小镇坐落在一条长长的峡谷上，就一条主道，弯弯整整，两边是典型的各色瑞士小店铺，从巧克力到军刀，安安静静，从咖啡到餐馆，干干净净。冬天，店铺往上，则是连边的雪山，陡峭的雪峰，舒展的雪坡，白云围绕。

每年一月的最后一周，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政府高官、商界精英、科学家、艺术家、学者、社会组织负责人、传媒人士等3000多名代表齐聚雪山小镇达沃斯，就为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今年达沃斯天气出奇的好，虽然气温总在零下7-18度之间，整整一周却难得没有下雪，连阴天也没有，天天阳光灿烂。走在大街上，呼吸着1500米高地的新鲜空气，抬头看两边皑皑雪峰，低头听雪踏在脚下嘎嘎的响声，阳光当头，真是满心欢喜。

各界代表到达沃斯来，正是来把脉未来经济金融走向，达沃斯论坛的“情绪” 是世界经济金融新一年的晴雨表。论坛的350场讨论议题满满，场场人头攒动；100多场早餐、午餐和晚餐会，讨论的热情冷落了精美的菜肴；更不用说上千场双边会议和会场边的窃窃私语了。但今年会议的讨论并不轻松，经济增长放缓、中美摩擦、民粹主义盛行、政府不作为或短期行为，不确定性不断上升。和去年的乐观情绪相比，今年整体情绪不安。

今年，我聆听了王岐山副主席的主旨演讲，并参加了论坛主席施瓦布为王副主席举办的欢迎晚宴以及王副主席与国际工商界人士的圆桌讨论。作为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常务董事，我还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会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金融与货币体系”督导委员会会议、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以及关于中国金融业的分论坛、“贸易的未来”分论坛等会议。我组织和主持了国资委“中外企业之夜”、清华大学“一带一路达沃斯论坛”、“达沃斯中国之夜”等多场活动。

期间，我和论坛主席施瓦布单独共进早餐。双边会见了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纽约大学教授诺奖获得者斯宾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斯特恩、以色列创新之父瓦尔第等经济金融界人士和学者。我还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CGTN、CNBC等多家媒体的采访。

我参加达沃斯论坛20多年来，从听众开始到发表演讲，以后成为论坛董事会董事，又成为董事会的5人执行委员会成员，成为了常务董事。每次参会总会学到很多东西，也常常兴奋，总想写些什么，但20多年来，公务繁忙，每次来去匆匆，总也没时间动笔。

今年会议结束后，1月25日，周五晚上，达沃斯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把达沃斯小镇又一次埋在洁白的大雪之中。第二天晨起，看着窗外一片白雪覆盖着静谧的小镇，一夜之间， 仿佛过去一周的会议在达沃斯不曾存在，我一阵恍惚。当飞机穿破云雾爬上万米云空时，阳光从窗外辣辣地洒进机舱，一周的激辩又在脑中回荡，这次会议还真有新的感触。我拉开餐桌，打开电脑，开始写我20多年来的第一个达沃斯手札。

今年的达沃斯会议和以往有很多不同，特别是一改2018年的乐观情绪，普遍焦虑、不安。倒也不是悲观，只是不安。一切都在变化，四处弥漫着不确定性，2019年好像正孕育着什么，好像又不明确。

行前，我收到好友、桥水基金创始人和总裁瑞·达利欧的新年贺卡，打开，是他劲逸的手书：“超过所有的一切，今年我唯一的期许，是地球上的和平。愿变动的力量和你在一起” 。似乎隐喻。在达沃斯的正式活动之间，我挤时间去参加各个分论坛，聆听发言，参与讨论，会见诸多代表，感受达沃斯的“情绪/气氛”

我对2019达沃斯关注的世界热点议题观察如下：

1、 除了2009年，我在达沃斯20年从没见过达沃斯是如此焦虑和不安。

今年达沃斯整体“情绪/气氛”是焦虑、不安。 倒也不是悲观，但是不安。没有人预测2019年会发生危机，但也没有人认为2019年会是顺利、高增长和高回报的。

似乎在一瞬间， 所有以往的架构都变了。会议期间的分论坛讨论，早餐、咖啡、午餐、下午茶，酒会，晚餐会、会后咖啡的交流和激辩，都是关于新一年世界经济金融走向的疑惑；都是关于民粹主义蔓延的争议；都是对气候变化的恐惧；都是对技术变化引发社会和伦理问题的挑战； 都是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瘫痪的担忧；都是关于中美会否爆发更大范围争端的热议。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需要站队吗？到处是分歧。

全球经济金融走势仍然是主要关注点。全球经济增长在放缓，会演变成衰退吗？美国10年期国债和2年期国债利率差已经为零，以往这是衰退到来前期指标，这一次呢？美国股市经过20%的调整，还会下跌吗？经济放缓后美联储会从升息走向降息吗？降息对市场的冲击？

政治关注主要在美国国内政治变化。新一年美国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后和共和党之争走向？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下降，支持他的农民在2018年的收入在急剧下降，家庭债务大幅上升，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最低，还会滑落吗？国会会弹劾特朗普吗？这一切会演变成怎么样的美国对外政策“冲击”？

时间上，2月份美国政府能开门吗？3月中美能达成贸易协议吗？3月英国硬脱欧？5月意大利银行/金融风险爆发？6月份美国二季度经济增长和就业能稳住吗？10月美国债务上限再次到来，全球金融稳定命悬一线。

虽然有无数的争议，但当达沃斯的代表们离开这个雪山小镇时，在他们的心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2019年唯一确定的事是不确定性，而且不确定性在增大。

2、2019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并将在2020继续放缓。

宏观上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危机的巨大破坏，过去10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低于危机前的10年平均水平，属于中速恢复。 2018年全球经济3.7%的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高点，2019以后，美、欧、日经济周期性下滑，贸易放缓幅度大于经济放缓。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关注宏观数据，但达沃斯有众多的世界500强企业，我也经常听听他们的微观视角和对他们所在行业的判断。他们的判断经常和宏观数据不一致，但今年，他们的判断和宏观数据高度一致。美国企业家对2019年在微观上表示不乐观，尤其是制造业，汽车、化工、矿资源、建筑业、石油业、住房等行业。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财税改革影响正在衰减，特朗普宣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各行各业的监管、开放石油出口等进展缓慢。

世界各国的其他其企业家比美国企业家更悲观，他们对特朗普的政策表示担忧——担心贸易战和汇率波动，担忧传统国际秩序的变化和新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全世界的企业家都担忧特朗普贸易战会影响和改变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因此不敢做任何中期以上的投资。2018年全球FDI已经从2017年1.47万亿美元降到1.2万亿美元，下降了18%，就是明证。企业家表示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对2019年的投资更为谨慎。

全球经济下行引发与会者对金融市场的担忧和困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预计，在美国、欧洲经济继续放缓的趋势下，未来货币政策不得不放松。当前央行政策空间有限、民粹主义兴起、政治与社会冲突迭起，在此种情况下，央行将难以应对再一次的经济衰退。他关于美联储加息政策可能改变，从加息转为减息的观点，真可以说在达沃斯激起千层浪。 这样，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处于低利率、低通胀、宽流动性，金融市场将继续不断波动，全球投资者都将面临重新估值的挑战。

金融危机十年以来，全球增加了约29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债券增量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是全球金融的潜在风险。

美林证券董事总经理Karen Fang、智利财政部部长Felipe Larraín Bascu?án 认为，如果美联储不再加息，给出了调整的空间。在低利率环境下杠杆率其实不高，与债务泡沫并不一样。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忍受暂时的资产与债务错配，能够纠正错配，因而债务泡沫破裂的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性不高。IMF副总裁David A. Lipton强调必须有一个底线，关注负债企业的盈利能力、利率上升与美元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等方面，考虑怎么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财政、货币政策有多少空间去对抗衰退。我观察到，对于2019年，市场认为需要关注利率、汇率、经济增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冲击。

3、 达沃斯几乎一致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是2019年最主要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Aengus Collins报告，2019年风险预期问卷调查的三个特征之一，即地缘政治问题成为连续三年关注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民粹主义继续发酵，发达国家政府普遍不作为或短期行为，企业家普遍抱怨经营环境在恶化。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于税改的财政刺激作用已经接近尾声，新的政策尚不明确。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显现，2019年美国将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以及持续占GDP约3%的贸易赤字。双赤字对美元利率的影响尚待观察，但2019年10月特朗普面临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国会批准，我听到代表们都担忧这可能是今年世界的一个重大风险点。

政治上，特朗普是历届总统在该阶段民调最低的，他陷于各种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之中。特朗普和国会的矛盾正在逐渐展开和激化。民主党夺回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国会将加大对特朗普的制衡。代表们特别担忧美国国内政治恶化，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矛盾激化、对特朗普的调查深入、美国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和新税收政策。代表们也担忧美国国内政治恶化的国际影响，特朗普对朝、对墨、对伊朗、对中导条约、对WTO等政策变化无常。

特朗普的思维逻辑是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式的，他的行事风格是高调威胁、恫吓、逆反、不按常规出牌，挑战对方底线，其实内心明白，目的明确，作风迅猛。当对手以为他会胡来而准备妥协时，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挟美国的霸权，行动猛烈，故常得以奏效。“政府关门”充分显示了特朗普作风强势和“自我中心”。我的观察，这是工商界非常反感的不确定性。

4、 美中贸易摩擦占据了会议各个议题。

代表普遍希望中美能在三月达成贸易协议，但企业代表都担心中美三月初可能难以达成协议，或达成短期协议，长期仍然摩擦不断。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美国要的是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公平竞争、国企改革、调整产业政策等更为广泛的条件，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中美经贸长期摩擦，会影响今后数年的投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我第一次观察到，代表们都表示美国为了转移自己国内的政治矛盾，把世界拖入贸易争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原则也不道义。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变化，引发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讨论。欧盟贸易委员Cecilia Malmstr?m认为全球贸易体系有两个趋势，消极的一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等威胁依然存在，同时一些国家对全球贸易规则的无视；积极的一面是很多国家认为全球贸易有很多好处，很多双边的贸易协定已经达成。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Christian Sewing指出全球贸易形势最大的影响是冲击人们的信心，多边或者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对重建市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认为，停滞不前的多边体系是不可行的，多边体系必须不断改进和发展来适应不断加速改变的世界。他指出改变现状的办法不是祈祷，而是参与进来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世界仍然期盼用多边主义解决贸易争端。我参加的一场关于全球贸易的分论坛开始时，现场观众投票结果显示100%的观众认为多边主义仍然是全球贸易可行的方式；43%的观众认为全球贸易走向将是加强多边和双边合作，26%的观众认为合作将减少，21%的观众认为合作加强但只限于双边合作，其余10%观众认为合作减少，将是一个零和博弈。

5、 代表们普遍对英国脱欧表示悲观。

理性派希望英国和欧洲继续谈判，找到妥协的空间，但现实中，英国议会和欧洲议会都已经表明没有妥协的空间了。剩下只有再次政治决策，即再次公投或改组政府。对英国脱欧，过去两年里，达沃斯整体“情绪/气氛”是英国和欧洲会谈判成功协议脱欧，今年风向大变，普遍认为无论是再次公投或大选，也无论是“硬脱欧”、“软脱欧”或“不脱欧”，脱欧走到今天，英国社会已经分裂，并将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的进一步不稳定，也会引发伦敦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欧洲的动荡。英国脱欧是2019年全球又一个重要风险点和引爆点。

英国脱欧对欧盟也形成很大冲击。针对当前英国脱欧、欧洲东西鸿沟、南北分歧等问题，欧盟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定义和维护欧盟的身份认同。但显然，多元化的欧盟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在“欧洲新动能”的讨论中，荷兰首相Mark Rutte提出，让年轻人继续保持欧洲人的身份认同感，需要繁荣、共同和集体的安全感、价值。他认为保持成员国之间的公平很重要，欧洲国家要共同承担难民问题以缓解东西鸿沟，欧盟委员会要对意大利、法国的财政预算进行约束以缓解南北分歧。此外，他还提出欧洲需要建立统一的服务业与电子商务内部市场。

爱尔兰总理Leo Varadkar与欧盟贸易委员Cecilia Malmstr?m认为团结至关重要，复杂的全球问题需要欧洲共同处理。波兰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则提出要承认欧洲的多元化，并赋权大众。针对如何让欧盟获得内部与外部世界信任的问题，爱尔兰总理Leo Varadkar提出欧盟的政治影响要进一步扩大。波兰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认为欧盟要学会听取人民的意见，同时保持成员国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荷兰首相Mark Rutte则继续强调信守承诺与坚持规则的执行。关于如何避免类似于处理难民问题的不团结，波兰总理Mateusz Morawiecki认为税收要更加的公平，比如消除避税天堂；此外欧盟要保证成员国遵守相同的标准。桑坦德董事会执行主席Ana Botin提出要强化机构的作用，遵循实用主义，加快服务业与银行业联盟一体化、保证相似金融功能机构的税收公平。

我明显感到，英国面临脱欧之难，欧盟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欧盟的身份认定和前景有更长的路要走。

6、 全球化4.0时代，多边合作仍是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可行方式。

在“塑造全球化4.0”分论坛中，与会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如何联合世界力量来打造更包容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架构”这一问题展开。挑战仍然重重。

IMF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从贸易不平衡的角度讨论了全球化的变化特征。她强调全球化带来了众多好处，从国际贸易来看，全球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等等。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即便我们创造了最完美的系统和秩序，也将会有一部分人失败，那么国内的补充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美国微软公司CEO 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指出，当前全球化主要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和公平分配难以实现的双重挑战，如何打造全球化的下一步架构，实现公平增长的美好愿景？需要合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增长和资源创新等发展机遇，转变思想方式，以推动全球化的本土化来应对各国的实际发展需求。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亟需我们进一步重视对于数字安全、网络安全、未来工作的技能需求等未知挑战的应对。

日本城镇可持续发展公司RDND联合创始人兼通信总监Akira Sakano指出，应对“全球化4.0”带来的众多挑战例如难民安置、粮食问题、民主化和人口老龄化等，必须让全球有关各方都参与进来，将维护社会及民族凝聚力放在首位，通过协同合作达成共同目标，推动全球化进入下一个公平增长的新台阶。

标普集团总裁Douglas Peterson指出，价值链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促进科技发展，使得本土中小企业有机会加入全球贸易中，成为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每当价值链有较大的发展时，均伴随技术的快速发展（包装与运输的标准化等）。供应链的发展在未来将逐渐模块化，在3D打印、AI技术的推动下会更加全球化或者更加本土化。因此地缘经济（包括税率、政府关系等）逐渐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基础建设是提升供应链的基础，而目前基建设备落后是限制全球发展速度的原因之一。

印度SCA集团董事Bhairavi Jani认为，孵化器和加速器等机构运用资本的力量使得小型科技公司在全球的革命中有机会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价值链的发展。价值链的形式也逐渐多元化，价值端也不再固定，流动性取决于公司投入的方向，并且会不断的在国际贸易中变化转移。Jani最关注的是如何提升人们学习技能的效率，以及价值链是否可以完全信赖科技手段。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演讲指出，全球化当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十年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犹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和国际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人民对经济增长信心低迷。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组织和体系需要直面问题并加快改革速度，应对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各国不应该只局限于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应该求同存异打造共赢。在此基础上，默克尔总理进一步强调多边主义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推进全球化的合理架构需要世界各国摈弃旧的思想方式。

我对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者Michael J. Mazarr发言印象深刻。他总结了国际秩序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国际秩序和全球化的历史中总结，我们现处于一个全新的秩序中，国际秩序是否能继续发展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个全新的根本的意识形态，技术的改进或更聪明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争议不断，与会代表认为，全球化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产效率，但难以避免会有一部分人在全球化中受损，因此应建立充分的国内补充和支持政策。建议让有关各方都参与进来，通过协同合作达到共同目标。各国不应只局限于本国的利益，而应求同存异打造共赢。这一过程中多边主义不可或缺，推进全球化的合理框架需要世界各国摒弃旧的思想方式。全球化可以实现多赢，但必须不断改进和发展多边体系来适应加速变化的世界。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一个重要理念，他在欢迎致辞中指出了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不同，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现实，并会不断向前推进。如今，地球没有疆界，每个人是地球村的一份子，所有人都是互联互通的，这种联通关系还会继续增加。全球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世界经济论坛不支持没有任何限制的全球主义，全球化4.0应该更以人为本。同时，他强调全球化4.0应该更具包容性和持续性。

7、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交锋中，联合国在3年前制定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似乎被遗忘到了一边。 在达沃斯讨论中，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再次强调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文件到落实。据估测，目前每年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资金缺口大约是2.5万亿美元，如何融资？论坛与会者讨论了公共机构和私人部门如何合力达成这一目标。

卢旺达总统Paul Kagame分享了本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强调公共和私人部门共同努力、国内税收筹集、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卢旺达的增长率多年保持在7%-8%。IMF总裁Lagarde对未来发展的预测肯定了需要增加国内资源调动，以及最关键的是有效支出。同时，国内资源调动无法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数额，私人部门商业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低收入国家不是要花钱制定新的战略计划，而要采取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将其转化为行动。

ONE、RockCreek、TPG Growth三家致力于兼顾社会责任和企业利益的公司创始人和高管则表示，私营部门具有推动发展成功的巨大能力，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但很难转化成真正的投资，挑战在于找到公私合作能够真正协同发展的解决方案，以及如何衡量和找到优秀的投资。Rise Fund表示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公私合作。

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GDP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为了更好地衡量经济和社会进步，人力资本、福祉、创新等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数字经济项目主任Erik Brynjofsson指出，GDP和福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GDP可以衡量生产率等一些指标，但无法衡量一切。他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好的度量方法，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基于利益的指标，而不是生产性指标。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创始人Mariana Mazzucato则指出了巨大的GDP数字背后的危险，英国的经济增长是消费驱动的，而消费又是债务推动的，这会带来经济危机的风险。她认为GDP只计算价格，却忽略了社会价值。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也赞同GDP的测量范围需要扩大，她以近期国际贸易争端和英国脱欧为例，从政治层面指出政策不是提供短期的解决方案，仅仅关注国家经济层面是与人脱节的，人民的福祉必须成为政策的核心。

阿联酋幸福和福利国务大臣OhunyBint Khalfan Al Roumi以健康指标为例，指出医疗保健方面的数据忽略了人的体验，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对成本、收益和福利进行全面分析。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Angel Gurría指出，一方面当GDP达到某个水平，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一些人则寻求社会的进步以解决移民、贫富差距、难民等社会不平等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确实需要一套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可以通过比较找到更好的政策措施。

会议也探讨了对当下脆弱经济体存在的担忧以及分享了各国家及群体援助工作的成果。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David Miliband表示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担忧，未来几年，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增加了对脆弱国家长期投资的疑虑。其中，缺少政治体系国家的权力可能会逐渐为民族政治与宗教让步，最终会导致国际政治体系比冷战和二战时更加脆弱分裂。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Peter Maurer认为同意David观点，并分享了红十字会在支持脆弱地区发展时遇到的问题：1）原本用于长期项目的资金往往使用到短期目的中，2）人们的需求与援助能力之间差距逐渐增加，3）公众对“脆弱”的定义存在误区，往往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自我帮助只是缺乏必要的支持。未来，Peter将关注于如何更好的整合个人资源以及如何结合手段与技能提升援助效果。

伊拉克绿色建筑咨询公司创始人Basima Abdulrahman 认为，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短视，在加强人民赋权和社会平等性的基础上展开工作，在增长的同时促进公平，在社会中赋权人民给予更多机会。肯尼亚卡库玛难民营区域主席Mohammed Hassan Mohamud，Mohammed呼吁世界人民给予非洲难民更多的理解和关注，在教育以及就业等方面提供更多机会，从而实现授人以渔。

尽管面临经济、金融、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全球挑战，本届会议认为气候变化是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迫切和最为严峻的挑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与地缘政治议程负责人Aengus Collins报告了2019年风险预期问卷调查的一个特征是，风险关注点从经济问题转移到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