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寄望于通过引入外资的方式来实现“鲶鱼效应”、引领国内券商创新的合资券商们近几年来却一直表现黯淡，增长乏力，其中更有好几家常年在业内扮演着业绩“垫底者”的角色。本月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让这个群体的生存境况再获关注。

政策“松绑”却无人问津：根据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布的联合情况说明，中方表示，将继续推进证券期货行业对外开放，并积极研究扩大新设立的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的有关政策。中方正在持续评估和完善审慎监管基础上，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包括对外国投资者的股权开放）和证券业对外开放。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监管部门就对外资参股证券公司有了股权比例和业务范围扩大方面的政策“松绑”。

作为2012年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证监会[微博]在当年10月正式公布了修改后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其主要的修改之处便是将外资在合资券商中的持股比例上限从三分之一提高到49%。另外，合资券商可申请的业务范围也将有所扩大，申请条件由持续经营5年缩短到2年。

然而自规定出台的整整两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家合资券商的外方股东选择迈出这重要的一步。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在合资券商新设和外资股东增持方面不仅没有任何进展，还面临着大多数合资券商业绩惨淡、海际大和外资股东撤资在即、财富里昂证券股权全数在售等倒退窘境。

多家合资券商的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2012年的政策“松绑”后，中方和外方的股东都随即进行了关于外方进一步增资的热烈讨论和积极论证，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结论。

“双方其实对于彼此都不太满意，虽然都有推进的意愿，但阻力重重，导致至今都没有任何举动。”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合资投行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公司管理层一般都会在年底进行收入贡献的测算，最后发觉主要收入还是靠中方的资源项目来支撑，而外方虽然在并购重组方面提供了一些项目，但成功率并不高，收入贡献并未达到对于合资的预期。而对于外方来说，对于合资券商带来的回报也并不满意，他们最心仪的国际板仍遥遥无期，A股IPO停滞一年多更让业绩入不敷出。

在这样的窘境下，由于上海证券和外资方签订的合资协议今年到期，海际大和的外资股东日本大和证券意欲撤资，目前正处于证监会审核中。获批之后，海际大和的合资身份将成过往。

另一边，作为中国入世后的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也是中国证券公司与欧洲投资银行的首例合资，财富里昂证券的100%股权正火热在售。由于外方股东里昂证券被中信证券（11.63, -0.04, -0.34%）全资收购，让这部分股权不再具有吸引力。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今年3月份的公告显示，财富里昂的两位股东，持有其2/3股权的财富证券和持有其1/3股权的中信里昂证券拟一并公开转让所有股权。虽然目前转让进展还未有进一步披露，但毫无疑问的是，财富里昂的合资券商身份也将谢幕。

深陷业务单一“围城”，业内呼吁调整合资模式。数据显示，合资券商交出的2013年业绩答卷并不尽如人意，东方花旗、海际大和、中德证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4家券商均出现不同程度亏损。即使是顺利跨过盈亏平衡线的华英证券和瑞信方正，盈利也不足千万元。

不少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中外资股东在管理文化和运营机制上的差异，会对合资投行运营带来难以回避的影响，但深陷业务单一的“围城”无疑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现有的11家合资券商中，除了早期成立的中金公司、高盛高华、瑞银证券三家拥有较为齐全的业务资格外，其余券商均只是获得中方券商股东割让的投行业务资格，以中方券商投行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存在。而这样的组织架构，也使得合资券商为避免与母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等因素，无法申请开展经纪、资管等其他创新业务。

“证券业对外开放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股权问题，而是牌照问题。”中德证券首席执行官姜培兴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合资券商集体陷入困境的关键在于合资模式要进行调整。

姜培兴称，出于审慎考虑，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一直走的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当前金融市场创新的背景下，应该允许外资投行直接在国内成立综合性的证券公司，比如中港之间签订的CEPA补充协议，其中所规定的内容就更有利于合资券商的发展。

2013年8月，香港与内地签订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第十份补充协议约定，将允许符合资格的港资金融机构在上海、广东、深圳各设立一家两地合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港资合并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

“目前国内开展投资银行的产品和服务相对传统，应允许外资券商进入其他更具有技术含量，更能够体现华尔街实力的业务，比如衍生品交易、资产管理等，这样才能有效发挥外资对中国证券业的鲶鱼效应。”一家外资投行大中华区高管人士如此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