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21日，有媒体报道称，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微博]将以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债转股的方式，注资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金额分别为32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农发行则将获财政部“返税”式注资，初步拟定的方案是以逐年返还农发行上缴的税收这一方式，为该行增加注册资金本金，注资量和国开行及进出口银行相当，约为1500亿元。

这是时隔12年之后，央行再度向银行注资。2003年底，央行向中国银行（4.78, 0.00, 0.00%）和建设银行（6.91, 0.00, 0.00%）共注资450亿美元，在剥离不良贷款之后，为国有大行上市铺平了道路。

在稳增长压力增大、一带一路需资金配合、万亿债券置换将造成金融机构资金短缺等现实问题面前，央行选择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发力（降息降准是从负债端发力），这也成为货币政策的新动向。

3月下旬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财经》记者曾向央行行长周小川提问：在债券置换将造成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的情况下，央行是否考虑对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周小川回应：这个问题比较新，还在研究。

三周之后的新政表明，央行除了选择在4月19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在负债端释放至少1.2万亿的流动性，以对冲一季度同比少增1万亿之巨的外汇占款，还启动了做大资产端以改善其他部门资产负债表这一选项。

当时，由于注资尚处研究阶段，包括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即对置换额度和“中国版QE”公开否认。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明显有别于经典经济学框架下注重负债收缩的传统，更多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封闭有毒资产，稀释债务比重。“钱荒”之后，最近15个月间，中国央行亦开始“只做不说”地在资产端出手，通过二级市场的债券质押和抵押交易，向金融机构放出再贷款，去年5月启动的PSL即是明证。

4月12日，国务院公布了对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方案，印证了刘煜辉此前的预判。以国开行为例，根据该方案，国开行将回归“开发性金融定位”、在市场机制下从事政策性业务，不再追求2008年初确立的商业化定位。这意味着国开债将拥有国家信用、风险权重为零。作为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决策层将为国开行注资，国开行的政策性地位将大大增强。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央行、财政部注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这一措施，创新性地结合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国开行进行拟财政支持，而无需大幅提高财政赤字、或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无节制地借贷；另一方面，央行可以通过对国开行定向宽松来为能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再平衡的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而不必像2009年那样大幅降准降息。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教授刘煜辉[微博]指出，央行和财政部注资三大政策性银行，与定向QE（量化宽松）无异。一个月前，他就预计，中国央行即将推出“中国版QE”。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存在类财政机构，即国开行、进出口行和农发行。它们置身于财政与金融之间，如果“中国版QE”推出，三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将成为天然的注资对象，同时，它们亦将在银行间市场扮演新的“二妈”角色。

3月底，《财经》杂志关于万亿债券如何置换一文中，关于央行注资政策性金融机构，已做出报道。刘煜辉在阐述“中国版QE”时称：相信中国财政部将在未来置换10万亿级别的高息地方债，预计置换方式最终将会是央行认购。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刘煜辉称，如果此举成为现实，意味着央行通过启动美联储式的QE（数量宽松）政策，大举注入流动性，一举降低中国债务市场的利率水平，银行体系信贷不良率大幅下降，信贷高质量扩张功能恢复，货币流通速度反弹，通缩得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