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核泄露事故的恐惧，人类对于和平利用核能的迷恋也许不得不暂时中断。

不久前，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首开先河，向世界宣布：由于德国政府执意取消核电，西门子公司将完全退出核能领域。

其实，一直以来，西门子因核能问题已经遭受了颇多非议。早在1997年，时任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海恩里希·冯必乐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就曾说：“核能只占西门子销售额的2%，但西门子身上90%的骂名都是核能招来的。”

尽管现任首席执行官彼得·罗旭德表示，退出核领域对于西门子来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或许，西门子在其他业务上的优势，能够得以更加强势的彰显。

在德语中，“康采恩”一词是指多种企业组成的集团，而西门子，就是欧洲最大的电气和电子康采恩。

这家于1847年由维尔纳·冯·西门子与约翰·乔治·哈尔斯克在柏林创建的公司，至今已沿袭至西门子家族的第六代。160多年的沉浮，西门子家族的传奇故事未完待续。

电气先锋

发明与创造，与西门子家族的兴衰荣辱相伴相生。西门子公司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曾服役于普鲁士军队，并在服役时期就读于炮兵工程师学校。在那里，维尔纳掌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并结识了机械师哈尔斯克。之后，两个人将许多发明变成了商品。

1847年，维尔纳发明了指针式电报机和远程电报线路通信。这项弱电工程领域的发明推进了电信时代的来临。1849年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当选为德意志继任国王。此时，西门子及时接通了法兰克福与柏林之间的线路，选举的结果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公布后，迅速传到了柏林，西门子公司一时名声大震。

但由于技术尚不成熟，加之对线路铺设工作操之过急，西门子铺设的电报网因持续的干扰问题，惹恼了客户，丧失了大量订单。

好在，聪明的维尔纳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样的风险。所以，他很早就尝试将自己的技术开发多样化。他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公司将在所有的电气领域内采取行动，但绝不会再超越这个范围。

彼时的西门子，一方面生产铁路信号和专门为英国市场设计的水表，另一方面，也生产所谓的酒精测量工具，协助俄罗斯税务部门确定酒税的高低。虽说这两者最开始的盈利不太大，但凭借此业务，公司留住了那些很难找到的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

1866年，维尔纳又研发成功了直流发电机。这项强电领域的重大发明迎来了电气时代，成为今天发电站、高速传动系统、电气化交通技术等电气设备的源头。

对维尔纳来说，“技术先锋”是西门子自我意识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西门子家族的继任者们相继被培养成为公司接班人，使得公司对技术追求的连续性得以保持。

威尔海姆·西门子是维尔纳的第二个儿子，在完成技术学业后于1879年加入公司。在执掌西门子期间，威尔海姆在制订长远策略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个多世纪之前，使用电灯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881年，爱迪生的照明系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当时用碳化的竹纤维作为灯丝的电灯造价较高，购买一盏需要6.5马克，比砌砖工两天的收入还要高。威尔海姆聘用了化学家维尔纳·博尔顿，成功研制出一种用钽做的灯丝。钽灯于1905年打入世界市场，这是第一个真正成功使用金属灯丝的白炽灯，仅在德国就生产并销售了5000万只。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这种灯的生产一直持续到一战期间，所有的灯丝都来自西门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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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元素

上世纪90年代，在这个工程师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西门子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一面：革新者只有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才会有所行动。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西门子忍受着这样的窘境：产品比对手上市晚、卖的贵。而冗杂的决策系统、繁多的业务、由于垄断滋生的惰性情绪，让西门子负重前行。

同时，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自由化浪潮的袭来，国家主导采购不复存在，西门子在许多国家的邮政和电信企业中不再具有垄断的优势，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竞争，西门子股价跌落超过一半，企业处于被分割的边缘。

1993年，彼得·冯·西门子作为最后一位西门子家族成员离开了公司领导层。这个被外界评价为“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需要新鲜元素的激活。

一坐上董事会主席的位置，海因里希·冯必乐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在企业重组、削减开支上颇费心思，但冯必乐收效甚微。他意识到，自己发起的是一场全公司范围的、促进人们改变思想和行为的运动，靠以前的管理模式是肯定不能成功的。1998年，冯必乐推出绩效考核法。业界普遍认为，这是对西门子企业文化的突破。谁完成了指标，谁的腰包就会有感觉。这位CEO推出全新的管理理念，给处于古老欧洲心脏中的西门子注入的是美国式的充满活力的绩效文化。

2005年1月，克劳斯·柯菲德接过权杖。这是西门子历史上首位教育背景是商业，而非工程的CEO。这也标志着西门子企业文化的偏移。在任两年时间，柯菲德花费了近100亿美元在医疗诊断和风力发电领域进行收购，并将表现不佳的通讯设备业务彻底分割出去手机业务卖给明基、通讯设备制造与诺基亚合并成诺基亚主导的诺基亚西门子公司，以提高公司的利润率。柯菲德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只有处于业界领先地位的企业才可能在投入巨额研发费用的同时持续保持盈利能力，而这是未来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石。”

在柯菲德的带领下，西门子宛若新生：2006年集团运营利润比2005年提高12个百分点，达到52.56亿欧元，而2007年第一季度更是实现所有业务集团全面盈利，而且其中大部分业务部门的利润额和利润率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然而，本应大有作为的柯菲德却因“贿赂门”于2007年4月黯然下台，这一事件搅乱了西门子的雄心壮志。分析认为，柯菲德激进的美式改革得罪了包括部分董事会成员在内的保守人士，同时也突破了强大德国工人委员会的底线，这才是柯菲德意外出局的最大原因。

2007年7月，彼得·罗旭德临危受命，担任西门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上任后，罗旭德将原本的6大业务领域、15个业务集团缩减为3大核心业务领域，即能源、工业和医疗，并强调其“绿色”色彩。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让西门子再一次看到了希望。2010财年，西门子与环保相关业务组合创造了大约280亿欧元的营收，比2009年增长了21.7%。同时，该业务已经占到集团总财政收入的36%。

基于此，这家保守的德国公司，似乎开始放开了胆量，罗旭德表示，环保科技将在2014财年为公司创造超过400亿欧元的营收。

目前，西门子家族只控制公司10%的投票权，另外90%的投票权分散在60.7万的非家族股东手里。西门子的第六代传人纳塔利·冯·西门子现在就职于西门子公司，但她已经不再担当重要职务。尽管在她看来，家族企业的遗传基因仍是西门子未来发展的源泉。

在西门子用以陈列创始人功绩的公司博物馆中，从20世纪3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80年代由电气技术引发的高速电气列车、城市电气轻轨，到最新的西门子手机，都被收录其中。

如今，西门子每年拿出营业额的大约7%用于研发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值达10%，远远高于同类企业。与之相对应的是，遇到不景气的年份，竞争对手会大规模缩减研发投资，以换取强差人意的利润报表。但这种现象，从未在西门子身上发生过。

“政治”公司

也许，找到与西门子一样对技术推崇备至的企业不难。但是，世界上却很少有其他公司像西门子一样，始终走在与政治共生的道路之上。

从一开始，维尔纳和他的兄弟们就游走于德英政府、各种经济协会之间，将自己的业务网络化。利用普鲁士军队电报通信咨询人员的身份，在公司成立前，维尔纳就争取到了许多足以打响旗号的订单：铺设从柏林到法兰克福的电报机路线和莱茵兰地区的其他路线、搭建印欧之间(加尔各答-伦敦)的电报路线等。

由于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西门子在邮政、军事等垄断行业的位置牢不可破。19世纪50年代，西门子成功挤进了英国、俄罗斯市场。同时，更将触角延伸到了中国。1872年，西门子向中国提供了第一部针式电报机;1899年，西门子在北京修建了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西门子曾获益于德国的军备扩充，那么，二战德国的战败则给西门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国内工厂被俄国人拆卸殆尽、国外工厂被尽数充公、专利权被撤销、许多员工在战争中丧生、董事会成员要么选择自杀，要么被流放，同时，迫于当时纳粹党的行政命令，战争期间的西门子强制雇佣了大量的犹太人，这使得公司面临巨大的经济赔偿……德国一分为二，西门子公司也搬迁到慕尼黑，此时，西门子公司的命运风雨飘摇。

然而，奇迹再一次降临，良好的关系网再次给西门子带来了转机。1948年，维尔纳的孙子，董事会主席赫尔曼·冯·西门子在被列为战争犯拘留3年后旋即释放。许多人猜测：这缘于公司同占领国美国及其军官团中众多工业家之间的良好关系。与此同时，二战后，年轻的奥地利共和国毫不犹豫的将西门子在奥地利境内的股份收归国有，使这部分德国的财产免受盟军的占有。当1971年德国人将所有奥地利公司统一为西门子奥地利公司时，奥地利政府在其中所占股份的比例高达43%。

出狱后的赫尔曼带领西门子走入了快速恢复期。1952年，西方大国批准德国公司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资本参股时，西门子已经建好了非官方生意网，其中涉及的国家包括瑞士、奥地利、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南非、日本、巴西和阿根廷。来自德国某部的公函显示：西门子在公共事业、邮政系统招标和国有化工业中，尤受偏爱。

1990年10月，两德重新统一，西门子嗅到了大额生意的气息。此时的西门子公司，掌门人几经更迭，已迎来了外姓人。但这丝毫不影响公司一脉相承的文化。那时，市场对通信网络、交通网络和能源供给设施有急切的需求，西门子总裁卡斯克目标明确：西门子要在新联邦中占据同在老联邦中同样的地位。

为此，西门子接管了许多前东德的企业并将其现代化，解决了东部的就业问题。同时，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覆盖区域的运营和服务网络建设。种种举动为西门子在两德统一后的首年，赢得55亿德国马克的新联邦订单：包括铁路交通系统和数据技术方面的官方和私人通信网络建设。在这一年，西门子的销售额则达到了40亿德国马克。

西门子在中国的经营策略，同样是借助政府的力量。1990年，西门子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数字电话交换系统。西门子入股北京国际系统有限公司，其余股份分摊到本土公司上，其中包括北京电话局。尝到甜头的西门子，相继在中国开办了50多家合资公司，共创造了40亿欧元的销售额。

而随着与政府的频繁交往，西门子在中国获得了大批有利可图的国家订单：如三峡水利工程、上海地铁2号线和磁悬浮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