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公投尘埃落定。但欧盟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重要的不是公投的结果，而是公投举行本身。这不是欧洲民众第一次以公投的方式对欧盟的走向表示拒斥：荷兰和法国在 2005 年举行的关于《欧盟宪法条约》的全民公投，以及 2008 年爱尔兰关于重新设计《里斯本条约》的全面公投，都遭遇了失败。

但那些公投更多展现了关于欧盟未来的分歧，没有人会预料到有这样一个脱欧公投出现，尤其出现在英国这样一个欧盟创始成员国。人们曾经以为主动或被迫退出欧盟的会是希腊这样的外围国家，因为似乎正是他们“不负责任”的坐吃山空才恶化了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第一次让人们开始正视自欧债危机以来一个一直在天边浮现的阴影：欧元区会崩盘吗，欧盟会解散吗？

一个多么脆弱的欧洲：或许当多年以后人们回想起这段历史，在惋惜欧盟初衷未竟之余，更多的是惊讶于一个脱胎于煤钢联盟的范围酷似加洛林王朝的“小欧洲”居然能走了这么远——被夸大的初心，见步行步的权宜之举，单项经济政策的跨国化来推进的一体化——以至于人们曾长期习惯于把欧盟的扩围视为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认为当欧盟能够涵纳所有欧洲国家时，一个摆脱了战乱、贫穷和歧见的新欧洲就诞生了，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何为“欧洲”，何为“欧洲国家”这些亘古永存的难题。

1951 年 12 月 28 日，巴黎，六国代表团（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德国、荷兰）签署《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会议上合影。从左至右：卢森堡外交部长约瑟夫·伯克，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范泽兰，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意大利外交部长 Alcide DE GASPERI，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荷兰外交部长 Dirk STIKKER，意大利国防部长 Randolfo PACCIARDI，意大利政府官员 ZEPPI 先生。

自罗马崩溃以后，“统一欧洲”的梦想便一再被点燃，这也是查理大帝将他的帝国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缘由，虽然在后人看来，它既不“神圣”，也没有“罗马”，也很难称之为“帝国”。然而吊诡的是，或许正是在统一欧洲或捍卫欧洲统一的梦想中，欧洲的分裂一次次被界定，遗产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以至何为欧洲至今面目仍不清晰：法兰克欧洲与拜占庭欧洲的扞格，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等教派间的纷争，各大帝国之间的征伐，无不给欧洲留下了至今能够感触到的缤纷杂陈的烙印。

时至今日欧盟面对土耳其和俄罗斯时的犹疑与戒惧，面对中东与北非时的负疚与拒斥，无不提醒着人们欧洲的光荣与梦想曾经经历过多少次的挑战与辉煌及挫败与退缩。欧洲从来就不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存在，“欧洲性”一直处于构造与解构并行的矛盾进程中。

英国回到英国，美国回到美洲，欧洲剩下一个强大的德国：接下来的问题是，没有了欧盟，北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华约解体后北约存在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个非武装化且持续扩围的欧盟，需要北约的“保驾护航”，除非欧盟建立起自己的防务同盟。而这样一个防务同盟所涉及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在当时德国刚刚统一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敏感。因此从低调的德国，到心里不踏实的法国，再到不愿意撤出欧洲的美国，当时都视北约的继续存在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当欧盟存在时，欧美彼此间利益的冲突就已经给北约的使命蒙上了阴影，但由于上述原因一般都能相忍为安。当后欧盟时代各国重新承担起各自的防务任务后，北约的存在就比较尴尬了，美国或许会与德国携手应对来自东方的威胁，也或许会与法国联手应对来自南方的威胁，但这样一种协作将更多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而无法成为支撑北约作为一个安全集体继续存在的基础。而没有了北约“束缚”的德国，将比一个脱离了欧盟的德国，更令人心生畏惧。这就像亚洲一些国家一方面憎恶日美同盟的存在，另一方面更心忧没有了日美同盟约束的日本会更加自行其是。

表面上看起来，俄罗斯会是最大的赢家，欧盟的解体和北约的去意阑珊似乎会令其地缘压力大大减轻。然而无论是一个再武装的德国，还是失去欧盟依托不安全骤增的东欧小国，都会成为俄罗斯的战略负资产。相对于面对一个非武装化的欧盟和一个因内部意见不一而难以协调对俄行动的北约，面对一批强弱不一行为难以预测的对手显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面对欧盟的解体，最为落寞的或许是美国。美国战略大家布热津斯基二十年前就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美国要防止欧盟真正成长为美国的对手，但更要防止欧盟的崩溃。布热津斯基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不能自拔的危险，而这可能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

兹比格涅夫·卡齐米日·布热津斯基（英语：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ński，1928 年 3 月 28 日－）生于波兰华沙，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地缘战略家、国务活动家。曾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目前美国重量级智囊之一。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对一个没有欧盟的欧洲的未来，布热津斯基是如此预测的：只要欧洲仍在进行的联合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因为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都可能使欧洲人觉得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段，这肯定会为俄罗斯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这在他看来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因为“如果欧洲现代史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不过他也承认，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素和直截了当”。

布热津斯基苦口婆心“劝告”欧洲说，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来自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起来更大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然而英国选民，以及或许还有越来越多别的国家的选民，似乎并不这么看。按照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只有控制了欧亚大陆，美国才能获得真正的战略安全。如今看来，国内的孤立主义者川普，和“悍然”脱欧的英国盟友，正在联手掀翻布热津斯基的棋盘。

没有了英国的欧盟，将会导致一个没有欧盟的欧洲：不管会引发怎样的不确定性，英国的脱欧公投至少使人们意识到，像以前那样敷衍度日冀望问题会自然而然解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随着英国的脱离，一个后欧盟的未来似乎不再是不可想象的现实。而一旦人们开始平心静气从后欧盟的角度来思考欧洲的未来，一切自以为是的历史，一切坚固无比的现实，一切光辉灿烂的未来，似乎都经不起太多的推敲。而更糟糕的是，一个没有了欧盟的欧洲，似乎只能面对一个更动荡不安的未来。

那些习惯以“光荣的孤立”来解释英国此次脱欧的历史根源的人们，忘了英国既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得益者，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英国总要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闹点独立性。此外，英国在经济转型、经济竞争力、族群和文化多元方面也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前列。

因此，此次英国民众选择脱欧，可能不只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欧盟不再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合适工具，连欧洲一体化本身也不再是一个可欲的目标。接下来，欧盟的解散和消失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吗？

长期以来，支撑民众对欧盟、欧盟扩围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热情不仅仅是一个统一、繁荣、强大欧洲的愿景，还有欧盟分裂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崩溃所象征的梦魇般的未来。英国脱欧是否表明人们一方面不再沉迷于未来虚幻的愿景，另一方面也不再畏惧一个没有欧盟的未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没有欧盟的欧洲和世界会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

来自希腊的 Idomeni 的难民试图非法越过边境：欧盟的解体意味着移民和难民问题将加剧恶化。

没有了富裕的伙伴们来支付成本，自己向更发达欧洲的劳动力输出也会受到限制，那些自顾不暇的东欧，南欧和巴尔干国家会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移民和难民严防死守，这一方面会激化这些前线国家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矛盾，加速土耳其等温和伊斯兰国家内部极端势力崛起的势头，另一方面也会加大欧洲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嫌隙，与此同时也会加剧欧洲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紧张。而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会进一步加大全球化退潮的力度，从更大范围来看，人们对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预言会更加忧心。

2012 年 7 月 8 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德法和解”50 周年纪念活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欧盟的解体意味着法德同盟成为历史。自从德国统一以来，对于法国而言，维系欧盟并推动欧盟扩容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德国留在欧盟框架内，从而避免德国的过度强大。而德国也希望通过继续扮演在欧盟中的角色减少人们的戒心。然而大象难以藏在树后跳舞，无论德国如何“低调”，一个实力不济而又装腔作势的法国早已难以胜任欧盟的领导者角色，更无法决定欧洲的未来。

事实上，欧元区的运行不畅即与法德实力对比逆转有关。人们曾希望北欧的资本和南欧的人力在一个欧元下将实现更顺畅的对接，然而囿于种种人文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南欧的人民并不愿意去北方打工，而他们理想中的北意大利和法国等地就业容量又比较有限，与此同时德国的资本更愿意前往奥地利、波兰、捷克等与德国有着地理便利和历史渊源的地区。而当欧债危机爆发时，针对是否及如何救助南欧“猪五国”，法德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龃龉。

随着法德同盟的不复存在，一个以德国为核心横跨欧洲北部强大板块的崛起将势不可当。这会否激起人们对德国旧有的历史恐惧，从而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的重组？人们会看到一个合纵连横明争暗斗的旧欧洲的复归吗？

发达欧洲与不发达欧洲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的拦腰斩断：然而，欧盟扩容不仅带来了成本增加和成本摊销，也即谁为欧盟扩容埋单的问题，令此前就存在的发达欧洲内部的矛盾更形激化，还令发达欧洲与不发达欧洲之间的不适之感更加凸显。

战前的欧洲有过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历史，然后一战后帝国的崩溃和民族自决的勃兴令同质化民族国家成为风尚，而二战期间和二战后一波又一波的族群清洗和种族仇杀，则令这一风尚成为现实。

2015 年 6 月 27 日，德国柏林，柏林墙，二战的标志，冷战的标志，德国当代历史的标志，是德国人悲欢离合故事的一个缩影。

其后果是，那些从西欧到中欧再到东欧一直延续的欧洲文明的脉络被拦腰斩断，那些世代杂居的社群被连根拔起，中欧不复存在，东欧和西欧的区隔日益明显。在经过了铁幕后的长期分离与对峙后，当两个欧洲再度拥抱在一起时，彼此间表面上的热情和内心深处的抵触所传递出的伪善格外令人触目惊心。

此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为了摆脱前苏联和前南联盟“帝国成员”身份残留，而刻意打造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本身就与欧盟的超国家性质有着本质的冲突：从战后起，在西欧对民族主义强调就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至今有八年，八年来“发达欧洲”内部共识难觅，东西欧整合乏力，新移民潮压力骤增，老移民后代离心离德，欧盟第一次真正来到了迷惘的十字路口。

以帝国，以意识形态，以资本主义来组合欧洲都宣告失败了：简·莫里斯认为欧洲人有“反复发作的统一冲动”，在欧盟之前已经发作了五次，从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大帝，到哈布斯堡王朝诸皇，到野心勃勃的小个子拿破仑，到德意志的威廉皇帝，再到臭名昭著的希特勒。

事实上，正是由于第三帝国念兹在兹的“欧洲统一”，令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概念被污名化，一如任何关于亚洲一体化的论述都要小心翼翼避免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联想。也因此，当法国对德国煤炭的渴求，荷兰对德国市场的需要，德国摆脱欧洲二等公民的热望汇集在一起让他们彼此抱团取暖时，无论是欧盟还是一个统一的大欧洲，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北约的翼护、经济一体化的红利和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勃兴，让“发达欧洲”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野心越来越膨胀，也越来越倾向于忽视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让人们心生创造欧洲新历史的豪情在于这样一种认知：人们终于超越了对武力和形形色色“异端”意识形态的迷恋，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民主才能统一欧洲。

然而正是跨国界的“资本主义”和国界内的“民主”这一对天然的矛盾组合，决定了欧元和欧盟扩张乏力。如卢森堡前首相让—克洛德·荣克所说的那样，“做生意的人寻求利益最大化，政治家寻求选票最大化。欧元使那些精明的商人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利润，但是对政治家来说，欧元会使选票最大化的目标愈加难以实现。”

让-克洛德·容克（法语：Jean-Claude Juncker，1954 年 12 月 9 日－）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曾于 1995－2013 年任卢森堡首相。图片来源：互动百科

一个成功货币的先决条件是政治联盟，可是欧元区的政治联盟却未能成为现实，而且越来越没有可能出现。在需要政治上的一体化来巩固经济一体化成就时，欧洲领导层却选择了以扩容来维系欧盟的存续，认为扩大的市场以及更大范围内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带来新的红利，必然会缓和欧盟内部的张力，从而也必然会提供推动欧盟前行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