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有企业犹如一个庞大的“机器”，内部繁杂甚至琐碎的“部件”严重地制约了其运行效率和竞争力，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国政府决心剪掉这些零碎的分支。7月25日，国资委和财政部共同召开全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和物业）分离移交工作视频会议，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2018年底要基本完成中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就在一个月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这一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国资委称，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工作要在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2019年起国企不再以任何方式为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承担相关费用。

根据6月22日国资委最新发布的指导《意见》，分离移交“三供一业”的费用包括相关设施维修维护费用，基建和改造工程项目的可研费用、设计费用、旧设备设施拆除费用、施工费用、监理费等。此外，分离移交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中央企业的分离移交费用由中央财政补助50%，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及移交企业的主管企业承担比例不低于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业自身承担。

《意见》还要求，国企不得在工资福利外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进行补贴；在在人员安置方面，通知称，移交“三供一业”涉及的从业人员，原则上按照地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政策标准接收安置，按照有关政策无法接收的人员由移交企业妥善安置。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界面新闻表示，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是在中国经济下滑和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背景下的关键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国企承担了大量本不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比如厂办大集体、教育、医疗等，这让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更不利于国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他说。根据国务院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中国的国企拥有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超过8000个，需要年度费用约800亿元。

国企改革专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指出，除了每年要支出数额巨大费用来补贴这些机构外，中国所谓的国企“办社会”显然不符合现代公司的治理体系。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计划经济时期，国企基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这除了表现在生产体系上，还包括社会功能上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能从很大程度上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甚至推动了一座城市的发展。

“不过，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之前的模式就显然就不适应了，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在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公检法、义务教育的剥离。”周放生说。他将国企“办社会”比喻成是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怪胎”。实际上，中国高层一直对这些庞大国企的“衍生品”及其可能导致的问题高度关注。

李锦在采访中向界面新闻坦言，来自企业内部的压力是巨大的。“我最近接触了一些央企老总，他们大多都站在职工的角度看问题。他们认为，职工的切身利益问题没解决好，容易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央企在改革过程中应该相应调整企业福利资金的分配渠道，防止因剥离措施不当而引发社会问题。” 他表示。

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为国资改革专家都表示，国企“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始终难以推进，除了来自国企内部的强大阻力外，还有就是一直找不到一个能够“吞下”这块烫手山芋的人。据了解，四川省属国企“三供一业”改造移交费用需14亿元，黑龙江龙煤集团移交费用高达43亿元，是每年现金补贴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大部分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改革，由于属地化管理，还是依靠地方政府。从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不愿意把大笔的费用花在这里，他们甚至缺乏足够资金。”周放生说。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李锦表示，由于“三供一业”的剥离涉及到大量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必须要本着职工至上的前提稳步向前推进，这样既可以保证国企的轻装上阵，也能更好的保障职工的权益。

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周放生特别强调，并不能仅仅通过一份、两份的文件和通知就下判断改革能够取得成果。在他看来，关键是要把是否能够下决心改革引入官员的考核机制中去，之前的标准都是单一的GDP，如果把这一项指标引入，也许能够增加政府官员的勇气，让他们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他说。”毫无疑问，如果想为国企卸下这些历史包袱，需要支付非常高昂的改革成本，但拖得越久改革成本就会越高 “周放生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第一轮高潮时即已着手进行，一些企业也在试图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企“办社会”的弊病。2000年左右，中石油、中石化、东风等企业都曾利用国有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政策对企业所办的医疗机构进行改制。

在上一轮关于国企剥离学校和医院的社会职能时，武钢集团也曾采取过类似的措施。2013年2月，武钢集团引入华润医疗集团将成立55年的武钢总医院兼并重组，当年4月挂牌的华润武钢（湖北）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更名为华润武钢总医院。

当时，通过类似的办法将武钢的一些学校和医院职能逐步交给了社会。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曾评价称，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解决了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企利润的不断下滑，中国高层对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的关注度正在增加。2012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先后在黑龙江、河南、湖南、重庆、辽宁、吉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等10省（市）开展了中央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

2016年2月，国资委提出了国企“十项改革”重点任务，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试点排在第十位。国资委称，要对“三供一业”企业办教育医疗等继续动刀，为建立市场化优胜劣汰的公平机制铺路。

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坚持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央企“瘦身健体”。不过，在政府主导的“去产能”艰难推进及其可能引发的诸如人员分流压力等问题下，国企想要进一步解决剥离其社会职能的问题却显得更加艰难和棘手。

《经济观察报》曾在此前的一篇报道中援引一位企业家的话称，“剥离之前得有一个标准，哪些算需要剥离的”三供一业“，哪个区域的需要移交改造，这些问题目前在我们企业还没有达成共识，骨干人员平时都在生活区吃饭，少一顿电都不行啊，这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