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监管层组织召开的一次公募机构培训会上，监管层有关人士还对当前融资类资管业务面临的产品投诉、资金池错配等问题进行了通报，通报显示目前一部分产品纠纷也与产品违约有关。敦促证券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正在成为监管层当下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部分资管机构对融资类业务的较多参与，的确积聚了一定的风险体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日前从权威渠道获悉，截至今年上半年，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的融资类产品合计已出现延付本息超过600亿元，此外还有部分产品存在潜在推迟偿还本息风险。有分析人士对此指出，非标类资管信用风险的抬升，是当前监管层不鼓励资管业务更多涉入融资类项目的原因之一。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日前在一次公募机构培训会上，监管层有关人士还对当前融资类资管业务面临的产品投诉、资金池错配等问题进行了通报，通报显示目前一部分产品纠纷也与产品违约有关。业内人士认为，“新八条底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落地实施后，预期收益和结构化产品的受限，无疑将对未来的融资类资管业务构成掣肘。另一方面记者也获悉，监管层日前已对包括结构化类在内的非标资管产品进行了限制，这意味着监管层对于融资类业务的治理已进入动刀层面。

超600亿项目“延付”：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日前在《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培训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资管机构高度重视。“一些机构大量从事通道业务、非标融资类业务，拉长交易链条、提高融资成本，部分机构还设计了比较复杂、不透明的产品，进行监管套利、政策套利，未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主导了金融扭曲。”李超指出。

事实上，非标融资类业务的兑付风险已经在悄然积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由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主动管理的融资类资管计划的融资方合计延付本息规模已达617.92亿元。除此之外，另有规模高达234.36亿元的资管计划存在延迟偿还本息的可能性；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部分资管产品违约一方面与行业风险积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次生反应。

“从2013年开始，资管机构就较多的参与类信托（融资类）业务，实质是发行集合产品，然后给企业提供贷款，”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负责人表示，“但是2015年之后的经济开始疲软，资金链出问题的企业开始增多，一些子公司的项目出问题并不意外。”据该负责人坦言，2013年之前的信用融资市场主要由信托和银行共享，因此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所承接的项目质量难免低于前者，但产品端的收益率则较其更高。

不过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当前证券经营机构主动类产品的融资类业务违约率仍然低于银行业的整体不良率，其原因或在于，已延付本息的产品规模并未全额计入“需要承担主动管理责任的风险项目金额”。“在已确定的延付本息中需要证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承担主动管理责任的风险项目金额63.03亿元。合计违约率约1.72%，较一季度上升0.17个百分点，低于银行不良贷款率，” 一位监管层的机构业务专家在介绍融资类业务风险时透露，“截至到2016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

这意味着，资管机构的责任风险金额约占合计延期兑付金额的10.20%，分析人士认为监管层之所以按照该口径计算责任金额，其目的正是为了打破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特质。“按照具体的比例来明确资管机构的责任，这其实是打破刚性兑付的重要一步，如果还把所有延期或者违约的算作风险责任金额，那么就还是在走刚性兑付的老路。”灯卓投资业务董事姚剑锋对此认为。事实上，在日前召开的一次资管监管培训会上，监管层人士明确提出下一步将禁止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

多举措遏制野蛮扩张：值得一提的是，超过600亿元的延期兑付规模，仍然和当前主动融资类业务的总盘子扩张有直接关系。在上述监管层的内部培训会上，监管层就对当前证券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务的信用风险问题进行了提示。据记者从上述权威渠道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6月底，券商通过信托或基金子公司专户投向实体融资类业务的规模为1258亿元，相比之下基金子公司的主动类非标资管规模更多，已经达到万亿级别。

前述数据显示，基金子公司主动管理产品投向“房地产、工商企业、地方融资平台”等实体经济的规模高达15875亿元，占基金子公司专户同期总规模的14.4%。“其实非标类业务主要的问题还是基金子公司这块，因为券商资管一直没法做非标直投，只能通过专项计划或者信托来涉足实体。”前述基金子公司负责人坦言。

事实上，产品延期兑付的增多也进一步滋生了资管产品的投诉事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基金业协会共受理了18起投资者关于资管产品的投诉，其中“个别产品出现延迟兑付，投资者质疑公司在尽职调查、投后管理方面是否勤勉尽责”正是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监管层遏制融资类资管业务已体现在多条路径上。

一方面，监管层拟通过发布新规抬高净资本和风险资本占用，达到抬高资管机构从事非标业务成本的目的；另一方面则窗口限制结构化类非标资管业务的开展，防范杠杆和嵌套行为衍生的交叉性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监管层还在产品备案环节强化了审核审查，进一步强调了私募资管业务的过程监管。

“一方面是净资本监管，这块主要针对基金子公司，相当于规模控制，如果净资本不够，整体的融资类业务规模也就控制住了，”北京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基金子公司高管强调，“另一个则是限制带杠杆的融资类业务，以防风险的扩散和交叉。”

日前在监管层组织召开的一次公募机构培训会上，监管层有关人士还对当前融资类资管业务面临的产品投诉、资金池错配等问题进行了通报，通报显示目前一部分产品纠纷也与产品违约有关。敦促证券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回归本源”，正在成为监管层当下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部分资管机构对融资类业务的较多参与，的确积聚了一定的风险体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日前从权威渠道获悉，截至今年上半年，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的融资类产品合计已出现延付本息超过600亿元，此外还有部分产品存在潜在推迟偿还本息风险。有分析人士对此指出，非标类资管信用风险的抬升，是当前监管层不鼓励资管业务更多涉入融资类项目的原因之一。

此外，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日前在一次公募机构培训会上，监管层有关人士还对当前融资类资管业务面临的产品投诉、资金池错配等问题进行了通报，通报显示目前一部分产品纠纷也与产品违约有关。业内人士认为，“新八条底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落地实施后，预期收益和结构化产品的受限，无疑将对未来的融资类资管业务构成掣肘。另一方面记者也获悉，监管层日前已对包括结构化类在内的非标资管产品进行了限制，这意味着监管层对于融资类业务的治理已进入动刀层面。

超600亿项目“延付”：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日前在《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培训会上的讲话引起了资管机构高度重视。“一些机构大量从事通道业务、非标融资类业务，拉长交易链条、提高融资成本，部分机构还设计了比较复杂、不透明的产品，进行监管套利、政策套利，未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主导了金融扭曲。”李超指出。

事实上，非标融资类业务的兑付风险已经在悄然积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底，由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主动管理的融资类资管计划的融资方合计延付本息规模已达617.92亿元。除此之外，另有规模高达234.36亿元的资管计划存在延迟偿还本息的可能性；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部分资管产品违约一方面与行业风险积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次生反应。

“从2013年开始，资管机构就较多的参与类信托（融资类）业务，实质是发行集合产品，然后给企业提供贷款，”北京一家基金子公司负责人表示，“但是2015年之后的经济开始疲软，资金链出问题的企业开始增多，一些子公司的项目出问题并不意外。”据该负责人坦言，2013年之前的信用融资市场主要由信托和银行共享，因此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所承接的项目质量难免低于前者，但产品端的收益率则较其更高。

不过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当前证券经营机构主动类产品的融资类业务违约率仍然低于银行业的整体不良率，其原因或在于，已延付本息的产品规模并未全额计入“需要承担主动管理责任的风险项目金额”。“在已确定的延付本息中需要证券公司及基金子公司承担主动管理责任的风险项目金额63.03亿元。合计违约率约1.72%，较一季度上升0.17个百分点，低于银行不良贷款率，” 一位监管层的机构业务专家在介绍融资类业务风险时透露，“截至到2016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

这意味着，资管机构的责任风险金额约占合计延期兑付金额的10.20%，分析人士认为监管层之所以按照该口径计算责任金额，其目的正是为了打破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特质。“按照具体的比例来明确资管机构的责任，这其实是打破刚性兑付的重要一步，如果还把所有延期或者违约的算作风险责任金额，那么就还是在走刚性兑付的老路。”灯卓投资业务董事姚剑锋对此认为。事实上，在日前召开的一次资管监管培训会上，监管层人士明确提出下一步将禁止资管产品的“刚性兑付”。

多举措遏制野蛮扩张：值得一提的是，超过600亿元的延期兑付规模，仍然和当前主动融资类业务的总盘子扩张有直接关系。在上述监管层的内部培训会上，监管层就对当前证券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务的信用风险问题进行了提示。据记者从上述权威渠道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6月底，券商通过信托或基金子公司专户投向实体融资类业务的规模为1258亿元，相比之下基金子公司的主动类非标资管规模更多，已经达到万亿级别。

前述数据显示，基金子公司主动管理产品投向“房地产、工商企业、地方融资平台”等实体经济的规模高达15875亿元，占基金子公司专户同期总规模的14.4%。“其实非标类业务主要的问题还是基金子公司这块，因为券商资管一直没法做非标直投，只能通过专项计划或者信托来涉足实体。”前述基金子公司负责人坦言。

事实上，产品延期兑付的增多也进一步滋生了资管产品的投诉事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基金业协会共受理了18起投资者关于资管产品的投诉，其中“个别产品出现延迟兑付，投资者质疑公司在尽职调查、投后管理方面是否勤勉尽责”正是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监管层遏制融资类资管业务已体现在多条路径上。

一方面，监管层拟通过发布新规抬高净资本和风险资本占用，达到抬高资管机构从事非标业务成本的目的；另一方面则窗口限制结构化类非标资管业务的开展，防范杠杆和嵌套行为衍生的交叉性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监管层还在产品备案环节强化了审核审查，进一步强调了私募资管业务的过程监管。

“一方面是净资本监管，这块主要针对基金子公司，相当于规模控制，如果净资本不够，整体的融资类业务规模也就控制住了，”北京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基金子公司高管强调，“另一个则是限制带杠杆的融资类业务，以防风险的扩散和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