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福克斯（Elliott Fox）居住在伦敦，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是《关于仰光建筑的一本书》（a book on Yangon’s architecture）的作者之一。奥尔佳·史蒂菲托（Olga Stefatou）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她参与了很多极具开拓性的项目，比如《Solar Impulse: the first round the world solar flight》、《The Prism》和《Depression Era》等。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曾经播出过她拍摄的关于中国家庭暴力的视频报告。

缅甸，仰光。2007 年初，一位名叫奥尔佳·史蒂菲托（Olga Stefatou）的希腊摄影师前去缅甸乡村旅行。这是几个月之内她第二次造访缅甸。一天她来到蒲甘（Bagan），一座曾经扮演过古老帝国首都的历史古城。近些年来，蒲甘的旅游业发展势头迅猛：四处可见宣传绵延寺庙的照片；站在不同角度，时而可以看到满目狂野，时而能够尽享一眼翠绿；破碎斑驳的岩块随处可见，点缀着多变的风景；拂晓，黄昏或者这其中的某些时刻，众多历史古迹映射出阵阵佛光，展现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但那是2007年时候的光景。从那之后，前来蒲甘的游客数量少之又少。虽然这些风光的确与史蒂菲托脑海中勾画的图片一致，但这种老生常谈的景色的确不是她要寻找的东西。她告诉我说：“我根据光线的改变制定计划。”

路过一家摄影师工作室时，她感到一种莫名亲切的呼唤。于是，她不禁向内张望。（她说：“如果白天光线条件不好，我就会试着去室内看看。”）根据当地习俗，她并没有寻求工作室主人的许可。（“如果屋里的人拒绝我入内，我会试着同他们商量。”）

就这样，史蒂菲托留在了摄影工作室内。未来的六天时间里，她参与了工作室的照片拍摄工作。工作室内管事的女士对此感到非常迷惑，甚至有些心神不安。为什么史蒂菲托要留在这里？为什么她离开之后还一直回来？她是记者吗？史蒂菲托坚称自己并不是记者。

那个时候，相机在缅甸还不普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前去摄影工作室拍照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那一周，前来拍照的顾客惊讶的发现摄影棚内出现了两位摄影师：一位是自己熟悉的，还有一个就是史蒂菲托。看上去史蒂菲托有点被疏远的感觉，但她依旧拍个不停。

一位看起来痛苦不堪的女孩前来拍照。她是在男朋友的陪伴下来拍照片的。这个姑娘穿了一件颜色鲜亮的白色衬衣，会说一点英语。他们最终挑选了塑料背景幕布，想要通过宁静的木质栈桥营造传统的湖畔风光。

在拍摄过程中，这个姑娘从来没有流露出笑容。

史蒂菲托问道：“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姑娘转向她。一瞬间，房间被寂静淹没。

姑娘回答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怎么笑得出来？”

此后史蒂菲托还在缅甸很多其他城市游历。但无论走到何处，她都能看到同样的故事。

2006 年拍摄于曼德勒市：史蒂菲托表示：“无论在哪里，人们都用这种安静平和的方式向我倾诉。”她继续说道：“我不自由，也不快乐。缅甸没有民主。请帮帮我们，请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全世界。这就是缅甸人民告诉我的话。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独自一人，所以我成了当地唯一的外国人。事后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你想要把自己看到的事情讲述出来。”

“这里的人们会给你讲述他们的故事。然后，你就有了可以向世界讲述的东西。”同缅甸人民一样，很多西方人也有着相似的诉求。直到近期，人们前去缅甸都是为了一个原因——当地的故事。来这里的人们想要亲眼见证这些故事，想要向外界讲述这些故事。

缅甸这个国家遭受了太多苦难。它的历史太过凄惨，无论是全世界还是他们自己，甚至都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名字达成一致。（缅甸有两个英文名字，Myanmar和Burma。其中，Burma是英国人殖民期间对缅甸的称呼-译者注）

西方人认为有必要将缅甸的故事讲述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故事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到自己。至少来说，西方人出现在缅甸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这位还很年轻的伟大作家在缅甸担任殖民地官员，并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冷酷无情且嗜酒如命的时光。那段岁月给了他灵感，使他写出了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看作是他怀念记录在缅甸生活的准自传。在小说结尾部分，文中主角——一位生活在缅甸的年轻殖民地官员——选择对着自己的脸开枪自尽。同样，缅甸的五年生活经历也给了他撰写《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的灵感。这部作品可能算是传记体散文。文中，奥威尔对着大象的面部开了一枪。大象缓慢的死亡过程暗喻了英国在缅甸殖民时代的终结。

乔治·奥威尔于 1950 年因病离世。在他去世后的数十年后，美国作家艾玛·拉金（Emma Larkin）出版了一本旅行游记，名叫《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在这本书的开篇，拉金描述了自己在一位缅甸学者家中同他讨论乔治·奥威尔的故事。这位学者年事已高（“白内障已经将他的眼睛变成了牡蛎蓝的颜色”），敏锐的大脑也在岁月的洗礼中渐渐迟钝。不过，“这位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凝视着我，用灿烂的眼神告诉我他想起了什么。他欣喜的拍了一下前额，然后说：‘你说的那个人是先知！’”

每个先知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而且越简短越精彩。而乔治·奥威尔这位“先知”背后的故事则涵盖了一切精彩元素：善良与邪恶，无情的士兵与崇尚和平的僧侣，军队将领与缅甸人称其为“那位女士”（the Lady）的女人（指昂山素季——译者注）。多年以来，身陷牢狱的昂山素季书写着缅甸追求自由的故事，而来到这里的西方人士则用自己的标准向外界传播着自己的见闻。史蒂菲托告诉我说，2007 年时，缅甸人民也请求她做同样的事情：“把我们的遭遇告诉全世界。”没错，缅甸人民需要的真的是让世界了解他们的生活。

当史蒂菲托在 2012 年重返缅甸时，她遇见了一个装有假肢的年轻男子。她问他发生了什么。男子说军队强迫他进行劳动工作，而这一现象在缅甸非常普遍。士兵经常进入村庄，然后围堵村子里的男性村民。一般来说，这些村民都要被抓去做劳力。

他们也这样对待犯人，而这名残疾男子就是这种情况。他被送上前线，与掸邦独立军（Shan State Independence Army）作战。在丛林中，他踩到一颗地雷。

残疾后的他无法再作战，因此被送回了监狱。2011 年十月，也就是史蒂菲托遇见他之前的几个月，他和其他政治犯一起被政府释放。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入狱时，男子回答说自己参加了政治运动。他是 Generation Wave 组织成员。这是一个青年运动，创建于番红花革命之后。在他家中，男子给史蒂菲托看了一个小册子。其中一些照片反映的活动就是他被捕入狱的原因。而这也让他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

史蒂菲托一眼就认出照片中的那条街。男子说，2008 年时他在仰光一条街的墙上泼上了红油漆，借此纪念 1988 年民众运动 20 周年。而这些油漆就是史蒂菲托照片上那些红色痕迹。

史蒂菲托说：“我深感震惊。这次对话是我在缅甸度过的最美好的几个时刻之一。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做的事情竟然有意想不到的意义和价值。”2015 年 11 月，缅甸举行大选。在那期间，我遇到了史蒂菲托。那次大选中，昂山素季和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大获全胜，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

史蒂菲托反思说：“缅甸的转变是周详计划结果。这不是偶然事件。人们付出了一点自由作为代价，但是人权和实质上的自由并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她上一次去缅甸看到了真正的改变。“缅甸人用另一种方式看待你。那种目光已经发生变化。可能是因为缅甸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外国人也居住在那里。他们已经习惯看到外国人了。”

史蒂菲托试图寻找那个装有假肢的男子。她找到了一个旧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男子的一个亲戚。最终，史蒂菲托成功找到了要找的人。最近，她给这个男子拍了一幅照片。丁屯龄（Tin Tun Aung）今年已经 30 岁，他重返校园。（史蒂菲托说：“耽误了这么久，他终于又回去读书了。”）

2005 年拍摄于仰光，丁屯龄的家中。我问她是否提及那张墙上有红色油漆痕迹的照片。史蒂菲托有没有告诉他那张照片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回答称：“当然说了。不过我觉得他理解不了我的感受。”“但是于我而言，那种感觉非常强烈。”

自此，她开启了自己作为合法反对党领袖的政治生涯。更多改革接踵而至。军队主导的政权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此前受到打压和种种限制的媒体如今也可以自由开展新闻报道。那一周，《缅甸时报》（Myanmar Times）的头版标题便是“再见，不自由的新闻报道”（Goodbye to the red pen）。

随着种种限制逐渐放开，长期受到压迫的缅甸人民涌入新闻领域，想要自由表达想法。缅甸开始对外开放。不过如西方所预料的一样，缅甸也经受了一些“副作用”。部分地区对伊斯兰教充满恐惧，而从表面上这是由一些强硬的僧侣煽动导致的结果。这些僧侣的领导者名叫维拉图（Ashin Wirathu），此前是一名政治犯。他擅长利用缅甸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向新的受众传播自己的理念。2013 年七月，他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那一期《时代》杂志的标题则是：佛教恐怖主义者的面孔。

缅甸发生了多起反对伊斯兰教的致命爆炸袭。类似的恐怖活动在孟加拉国接壤的若开邦（Rakhine State）地区尤其兴盛。这一地区生活着超过五十万人民，而缅甸政府一直质疑这些人居住在那里的权利。当地居民认为自己是本地种族，属于罗亚兴人（Rohingya）。政府称缅甸不存在这个民族，因此这一地区居住的应该都是孟加拉国移民才对。

2015 年秋天，缅甸准备举行公平的大选。考虑到这个问题，昂山素季坚持拒绝发表讲话以支持穆斯林或者罗亚兴人。相反，她一直强调缅甸需要“法治”。

一瞬间，故事发生了转折。缅甸的僧侣如今变得比以前更加“黑暗”。西方各国很高兴能同缅甸的将军展开对话，而欧盟和美国相继解除了大部分针对缅甸的制裁。一位孟加拉国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昂山素季“怯弱”。这位记者补充称：“如果她因为害怕替罗亚兴人说话而影响大选，进而选择面对罗亚兴人的困境继续保持沉默，那么她就不配当权执政。因为她的沉默，更多无辜的人失去性命。因此她也配不上我们的尊敬。”

与缅甸保持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面临一种困境。他们作为中间人和故事讲述者的地位受到冲击。更大程度的自由和更丑陋的现实也使得他们传递出来的信息受到质疑。起码来说，获得缅甸签证更加容易，数字革命也迅速崛起。这使得更多缅甸人可以向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使得更多游客来到这个国家。（1989 年，前来缅甸旅游的游客数量是 2850 人。2014 年，这一数字激增到 300 万）

英国分析人士金姆·乔立夫（Kim Jolliffe）说：“很多在媒体和 NGO 工作的西方人知道自己国家政府与缅甸将军开展对话后感到非常震惊，好像觉得自己国家的领袖被欺骗了一样。但是这些人忘了，在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家还实行专制统治时，我们的政府也和他们打了多年交道。”这种背叛感出现的原因是缅甸在国际事务的地位出现变化。在这个问题上，缅甸当选官员和人权活跃分子达成了罕见的一致。

一位驻扎在缅甸的加拿大记者这样描述 2012 年之前的缅甸：“那时候，缅甸很容易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与其他人权记录凄惨难看的国家不同，缅甸经济不发达，战略意义也不大，对于西方国家而言重要性不高。（如今西方国家纷纷将目光转向沙特阿拉伯）”

有一个词能够形容缅甸发生的一切：转变。当然，这个词委婉的将发生改变的部分和未有改变的部分隐藏了起来。不过清楚的是，此前象征压抑的那些形象（在 2011 年好莱坞电影《昂山素季》里，导演对这些形象的利用达到顶点）不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僧侣照片的背后不再意味着和平与宁静。

史蒂菲托说：“我在寻找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在缅甸拍摄关于民俗的照片很容易。这是一个充满异国色彩的国家，拍摄那样的照片轻而易举。而我则试图避开全部类似的题材。”

2006 年拍摄于勃固。史蒂菲托翻动着自己的摄影作品，然后停在了一张照片上。照片拍摄于勃固的蛇庙（Snake Monastery），一个男子正举着一条蛇。她说：“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这是我唯一一张以僧侣为题材的作品。”不过，她并没有解释照片上混乱的场景——那个人正在亲吻蛇吗？从照片来看，背景中的年轻僧侣好像只是一个小插曲一般。

当我问她另一张照片的寓意时，她说：“首先看光线情况，再看背景，最后看前景。”她告诉我，一般情况下她解释不清为什么自己要停下来拍照。她举了一个例子。2008 年，她第三次前去缅甸。那时，仰光明显受到了番红花革命和此后余波的影响。

2008 年拍摄于仰光。史蒂菲托说：“我走在街上，穿过一条狭窄的街道，看到了一面沾染红色痕迹的墙。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在我脑海里，这是鲜血的象征。于是我拍下了照片。拍了两张之后，一只狗从眼前路过。”

她补充说：“我喜欢这条狗。它让照片看起来更棒。”她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拍摄的是一个同性恋（同性恋在缅甸是非法的），我想表现不是同性恋这件事，而是他的美以及他所苦苦追寻奋斗的东西。”

她继续说道：“简单说， 一切都和自由有关。我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我要表现的是当你住在牢笼里时自由对你的意义和价值。”2012 年拍摄于仰光。26 岁的梭莫（Soe Moe）被男友感染了 HIV。缅甸有 22 万 HIV 患者，其中一半的人得不到治疗

2006 年，史蒂菲托第一次来到缅甸。她说：“在那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国家。我很好奇，想知道居住在这样一个被严密封锁的国家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13 岁那年，史蒂菲托的父亲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探险活动。每次回家，他都会给史蒂菲托讲述遥远东方的神秘禁地的故事。史蒂菲托说，缅甸也有着同样的吸引力。不过，这个国家的与世隔绝不是因为海拔和地理位置，而是人为因素。

她说：“我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为残酷的独裁政体之一。出于某些原因，我对这个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我还在书中读到缅甸人民是如何渴望寻求改变。”

2006 年拍摄于蒲甘：从蒲甘的摄影工作室出发，史蒂菲托进一步向北，来到一个名叫八莫（Bhamo）的小镇。在那个时候，对于西方人而言，八莫已经算是“已知世界”的边缘：再往前走就是克钦邦的首府密支那（Myitkyina）。穿过克钦邦再往前走，便是军队设立的禁区。禁区内有大量绵延荒蛮的山脉，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时不时会发生交火冲突。克钦邦有大量盛产深色翡翠的采石场，海洛因交易也异常猖獗。对于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而言，翡翠和海洛因都是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之前发生的故事在克钦邦也上演了。

2007 年拍摄于仰光。史蒂菲托说：“我正在吃晚饭，一个女孩突然出现在面前。她说：‘我感到不自由。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想法。用餐愉快。’接着她转身离去，回到朋友中间。这一幕让我心中五味杂陈。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在想自己身处何方，能做何事。亲眼目睹的东西让我震撼，未能亲眼所见的东西也让我深思。”

她疑惑的表示：“当你住在牢笼中时，你要如何才能做自己？”2007 年拍摄于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图片中出现的是克钦独立军的女士兵。

史蒂菲托补充说：“通常来说，和我交流的都是女性。”这进一步加深了她对被软禁的民主领袖昂山素季的认识和钦佩。“缅甸人民渴望自由，但这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在女性这个问题上，人们尤其保守。所以一个女性都能站出来反抗军政府非常不易，而且她坚持了这么多年。众多缅甸人民都以简单而又坚定的方式支持着她…”

她没有把话说完，好像这个故事如果没有结局会更加振聋发聩一般。很多缅甸人民要求史蒂菲托把缅甸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对于这些勇敢而平静的恳求，她深受感动。她说：“我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再回到缅甸。”

可是当她发起项目并在之后的十年里多次回到缅甸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正义与邪恶对抗的故事已经土崩瓦解。最开始，缅甸的故事有一个非常悲惨的开局。2008 年，纳尔吉斯飓风（Cyclone Nargis）席卷缅甸。这是该国历史上最为致命的自然灾害，共计造成接近 14 万人丧生。面对全球的震惊，缅甸政府拒绝了大部分国家的援助。相反就在飓风之后几天时间里，他们开始针对新宪法进行全民公投。最终，92.8% 的选民投下了赞成票。

这部宪法规定缅甸将于 2010 年开展普选，组建属于人民的新政府。2010 年，大选如期举行。由多名前任将军和其他政界人士组成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简称 USDP）轻松获胜。不过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对大选非常抵制，因为那时昂山素季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接下来，故事变得更为复杂。大选几周之后，昂山素季获得自由，人民奔走相告。2012 年五月，她带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参加了议会补选并赢得历史性胜利。

大体来说，缅甸的故事是这样的。自 1824 年起，英国就开始对缅甸进行殖民统治。1947 年，一位传奇般的斗士带领缅甸人民进行了多次战斗，终于实现独立。那年，这位由学生转变而来的自由斗士只有 32 岁。他就是昂山（Aung San）。在缅甸政府即将正式成立之前几个月，昂山于秘书处（Secretariat，一栋奢华美丽的英式建筑，由当地产的橙黄色黏土砖块建成，能够发出阵阵光芒）会见了内阁成员。此时，一群人夺门而入。他们在昂山敌人的指使下用冲锋枪向屋内正在开会的人疯狂扫射。昂山和他的六位内阁部长均被刺杀身亡。

2008 年拍摄于仰光：那之后，年轻的缅甸联邦（Union of Burma）陷入一片混乱。从最北端与中国接壤的克钦邦（Kachin State）的条条山脉到南部安曼达海（Andaman Sea）沿线绵延的米黄色沙滩，这个国家充满了动荡。从黑白地图上看，缅甸国土面积广阔。它像楔子一样隔在中国、印度（India）、老挝（Laos）和泰国（Thailand）之间。1971年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缅甸又和孟加拉国（Bangladesh）成为了邻居。不过，无名的国境线掩盖了缅甸境内大量人口之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巨大差异。

缅甸的名字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其境内生活着的缅族（Bamar）。英国殖民者离开时，将国家的统治权移交给了缅族人。缅甸境内还生活着很多其他民族：钦族（Chin）、克钦族（Kachin）、克伦族（Karen）、克耶族（Kayah）、孟族（Mon）、若开族（Rakhine）、掸族（Shan）、佤族（Wa）和其他诸多少数民族。对于大部分少数民族而言，他们从未经历过完整或者正式的缅族政权统治。缅甸独立后，他们也无意服从缅族。

因此，内战肆虐。这之后，一位名叫奈温（Ne Win）的将军于 1962 年发动政变，推翻了前首相吴努（U Nu）的统治，建立起军事统治政府。奈温靠铁腕手段和捕风捉影治国，这与他喜欢占星术的嗜好背道而驰（日本曾经赠送给缅甸一座天象仪。据报道称，奈温利用这台设备帮助自己制定政治决策），也使得缅甸走上令人痛苦的与世隔绝之路。历史上，缅甸因为较高的人民素质而在某些领域受到世人的赞赏。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西方人已经将缅甸视作低贱的国家。在首都仰光，定期发生的抗议暴动不断冲击着社会秩序。而在首都之外的其他地区，内战依旧蹂躏着这个国家。在军队的协调下，缅甸政府与部分“少数民族军事团体”签订了停火协议。然而，战火直到今日也没有完全停息。

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在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她成年后主要居住在英国牛津（Oxford）。1988 年昂山素季母亲临终之时，她回到缅甸看望母亲。随后，她参与到缅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之中。奈温将军指示军官“不要向天鸣枪示警”。他要求军队直接射杀民众。最终，上千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于是，民众与军政府之间的紧张敌对关系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

仰光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是一座高达 99 米的镀金佛塔。每隔五年，人们还会为这座建筑粉刷上更多金箔。根据佛教徒文献记载，大多数人认为仰光大金塔建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在这座象征着国家精神中心的佛塔脚下，昂山素季发表了演讲。成千上万缅甸人民从四面八方涌来。她在演讲开头说到：“可敬的僧侣和人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昂山素季想要唤醒民众，提醒他们一个事实。

昂山带领缅甸人民取得独立胜利，留下宝贵遗产。如今，世界上还有一个昂山的继承者。2012 年拍摄于仰光。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的支持者在禁令颁布后展示昂山素季和她父亲的照片。

因为她带来的“麻烦”，昂山素季被软禁。但是她引起的社会震荡却持续升温，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军政府的将军们感受到压力，并在 1990 年举行了选举。昂山素季所在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取得压倒性胜利。

然而，军政府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在闻名于世之后，昂山素季失去了自由。接下来的 21 年时光里，她有 15 年是被软禁在位于仰光东北部燕子湖（Inya Lake）边上的家族别墅内。这段时间里，她一边修炼冥想，一边听 BBC 的全球广播。

经历了 1988 年暴动引发的巨变之后，政府将国家的名字从充满殖民色彩的 Burma 改成了更为传统的 Myanmar。生活在国内和海外的很多缅甸人都拒绝使用新的国名。Burma 这个名字印满了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痕迹。然后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这个词却在如今成了缅甸国内沉默却坚定的争取民主运动的代名词。今天，英国仍将缅甸称为 Burma。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表示，他们会在昂山素季用 Myanmar 称呼缅甸后改变自己对缅甸的叫法。

上世纪 90 年代，缅甸开始与世隔绝。人们很难获取进入该国的签证，而缅甸政府黑名单上外国记者和活动家也猛增到 6000 人。

这份黑名单上的信息非常不完整。英国学者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Ash）说：“名单上有很多未明确指明的条目，比如‘239. 大卫’和‘859. 尼克先生’。不过我还是在名单上找到了自己。我是‘285. 蒂莫西·约翰·加顿什（Gartonish, Timothy John）’。”黑名单上名字出现的顺序也能透露出很多信息。排名第一的是 BBC 记者安德鲁·威廉·哈丁（Andrew William Harding），紧随其后的两位都是昂山素季的儿子：压力山大·阿里斯（Alexander Aris）和金姆·阿里斯（Kim Aris）。

昂山素季在 1991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以一个人权领袖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似乎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关注焦点。2002 年时，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一篇著名的国情咨文中称缅甸是“专横暴政的前哨站”。这是第一次有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缅甸描述为反对美国的“邪恶轴心势力”。

虽然在部分西方媒体的刻画中缅甸似乎和朝鲜一样与世隔绝，但世界依然目睹了发生于 2007 年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震荡——民众又一次组织了大规模运动。成千上万身着长袍的僧侣从各自的寺庙出发，最终汇集到仰光街头，带领人们展开大型抗议示威活动。放眼望去，人群仿佛一片橙色的浪潮。也正是因为这样，这场民主运动被人们称为“番红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许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丧生，但死去民众的数量比 1988 年少了很多。死难者中有一位著名的日本新闻摄影记者——长井健司（Kenji Nagai）。缅甸民主之声（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是一个“非法”媒体，他们一位英勇的记者在近距离悄悄拍下了当时发生的一切。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番红花革命为我们带来了太多震撼人心的照片。这些照片有两个特点闻名于世：身着深色长袍的僧侣与身着卡其色制服的士兵对抗；身穿短袖和人字拖的长井健司向后倒下，一位穿着人字拖的士兵着探身过去查看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