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祥在进入2017年以后一直想控制公司的人员规模和业务的发展速度。金永祥是大岳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他判断中国的PPP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指的是，PPP已经进入需要进行费价制度改革的时候。

于是金永祥就有意识地控制公司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其后的变化也符合了金永祥的判断，无论是财政部的50号文还是78号文，都在不断明确这样一个信号：加强对不规范PPP的约束和管理。

7月31日，财政部召开进一步推进PPP规范发展工作座谈会，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在当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势下，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机构对PPP发展前景表示担忧，认为政府付费类PPP与政府购买服务一样，都属于被政策限制的范围；事实上，中央始终将PPP定位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改革，当前提出的一些政策要求，是对短期内一些错误认识和违规行为的修正，有利于PPP事业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金永祥告诉经济观察报，这与他年初的判断是一致的，现在做PPP的就是三方：政府方、社会资本方和金融机构方，现在政府一方最重要。金永祥判断，PPP经过三年的快速发展，市场已经开始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进入优胜劣汰的阶段。

新阶段：2016年是PPP快速发展的一年，金永祥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2016年底公司人数达到四五百人。签约合同数也是大幅增长,2013年有50来个合同(启动之前),2014年大概是101个,到2015年的时候是245个,　2016年达到400多个，2017年会再涨到600个。

但是，到了2017年，金永祥认为PPP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特别是在项目中发现，都需要做两评方案，另外好多项目签完约后并不落地，开不了工。两评方案是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评价，在评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已经离地方政府财政支出10%的上限越来越接近。财政部在2015年4月印发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指引》中明确要求，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

金永祥判断，这其中会出现部分项目操作不下去的情况，然后就是有些项目签约就没开工，大部分签完约在那放着就变成假项目，做不下去了。金永祥给出了必须进行费价改革的理由。他表示，如果不进行费价制度改革，就无法真正推动PPP沿着市场化方向真正走下去。看看现在ABS（PPP项目资产证券化）为什么做不下去？就是因为市场对项目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还是因为没有现金流。现金流从哪儿来？政府使用者付费。政府没能力付费了，做那么多项目，政府哪有那么高能力付费？让使用者付费就意味着公益项目也得收费，让过去价格不到位的逐步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盘PPP的大棋才能盘活。

金永祥认为，PPP项目一半开不了工的原因是项目完不成融资。完不成融资的原因是没有收费和价格制度改革。政府付费项目的减少，是否意味着PPP增速的下降？在财政部PPP中心的最新一期季报数据显示，在财政部PPP项目库中，政府付费和政府市场混合付费项目数8,625个、投资额11.4万亿元，分别占入库项目的63.6%和69.5%，占比稳定。

难以控制的速度：金永祥发现了PPP外部环境的变化，就琢磨要进行策略调整，他要控制公司的发展速度，把发展速度降下来。“必须要控制发展速度，但是实际上这速度很难控制。”金永祥说。

当金永祥想控制速度时，公司的规模已经接近500人，要把公司每年50%的业务增速控制住确实不易，由于PPP业务发展太快，金永祥在压人以后发现，有些项目干不过来了。金永祥发现，在那些做不过来的项目中，一些是前期做烂的项目，还有一些县市级的项目也出现了。这些新变化让金永祥更加谨慎。

金永祥告诉记者，现在80%的业务来自老的客户和客户之间的推荐。因为价格问题，金永祥认为他的公司在新的项目上，竞争力优势并不明显。

在这次PPP大潮中，涌入的不仅是项目和资本，还有大量的咨询公司，一些公司拿到PPP项目的咨询业务，靠的就是低价中标。但有些中介公司会将项目做砸，政府就要重新选择中介公司，这已经成为影响PPP项目落地的一个日渐明显的问题。“真正新增的业务，是那些以市场方式进行选择的项目。此前有一个项目，地方政府由于我们提供的报价高而选择了价格更低的咨询公司，但后来项目做得不顺利，又重新找到我们，价格当然是以市场方式来商定的。”金永祥告诉经济观察报。

10%的难题：财政部在2015年印发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其中一条规定，每一年度全部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应当不超过10%。省级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比例，并报财政部备案，同时对外公布。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认为PPP发展不规范可以归纳为“四个问题”：其中一条就是支出上限“虚化”问题。对于PPP项目支出责任不得超过预算支出10%的规定，一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把关不严、执行不力，还有些地方政府能力不匹配，对当地财力和支出责任测算不准确，导致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流于形式，失去了“安全阀”功效，很可能加剧财政中长期支出压力。

金永祥此前就判断，在PPP项目中财政支出的空间已经到了边界，大家都怀疑财政还不起钱，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引起众多关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确实承受不小的考验。

一位PPP专家对经济观察报表示，PPP项目政府支出事项会增加未来政府支出负担，过多项目可能导致财政收支矛盾加剧，从而带来债务风险的隐患。正是为了防止PPP项目政府支出事项过多而催生债务风险，财政部发文作出规定，PPP项目需要从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的支出应当严格控制在10%以内,这主要就是防止地方政府超出财政承受能力大量上马PPP项目。

在上述PPP专家看来，政府付费和使用者付费项目成本均是受益者负担，但现阶段从防控风险角度考虑以使用者付费项目优先为宜。无论是政府付费，还是使用者付费，只要是公共服务项目，其成本最终都是受益者负担，一种是通过向社会公众收税支付费用，另一种是通过向特定的受益者收费支付费用。从受益对象看，政府付费类项目公共属性更为突出，外溢性更强，更具有大众性和普惠性，是地方政府更应优先支持的领域。当然，这要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不可不顾财政承受能力。

考虑到经过三年多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PPP项目政府支出事项已普遍逼近10%红线，根据现阶段“防风险”主基调，应从严控制新上马政府付费类PPP项目。

史耀斌在7月31日的讲话中强调，要重点把握好PPP工作的“四条线”，其中一条就是要严控“红线”。要强化财政承受能力论证10%“红线”的硬性约束，统一执行口径，加强信息公开。所有项目都必须在PPP综合信息平台中，及时公开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及有关数据。未按规定公开的，要从项目库中清退。各地要建立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统计监测体系，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对接近或超出10%红线的地区，要进行风险预警。

就算有着10%上限的财政控制，但是PPP的大潮还在继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