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常盘平电 — 在日本，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蝉会在地下蛰伏数年，等到夏天才破土而出。它们爬上离得最近的树枝蜕皮，羽化成虫后开始第二段短暂的生命。它们会在成虫后短短的数日内不断交配、飞行和鸣叫。直到掉落地面，身体抽动或四脚朝天。弥留之际，蝉鸣声才渐止。

伊藤千惠子（Chieko Ito）讨厌这喧嚣恼人的蝉鸣。刚刚入夏的时候它们就开始鸣叫，接下来的几周内，蝉声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响亮，住在三楼的伊藤常常不堪其扰，片刻不得安宁。这种蝉刚刚安静下来，又有一片独特的叫声响起。随着蝉越聚越多，成群的蝉尸和濒死挣扎的蝉便会如雨一般掉落在她居住的这片庞大的综合住宅楼所在之处，直到夏天结束才停止。

她叹了口气说道：“从早到晚都在叫。”伊藤千惠子 91 岁生日这天的午后，天气格外炎热，最近的连续高温令社区负责人忧心忡忡。像伊藤女士这样独居的老人多达数百人，他们住在这些白色的大楼里，这些大楼几乎一模一样，数量更是高达 171 栋。高龄志愿者常常在迷宫似的小径间穿梭，向这些独居老人分发有关中暑危害的传单。这些老人没有家人，也没有访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就窝在各自的小公寓里长达数周甚至好几个月。关上门，外界几乎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每年，公寓里都有一些老人悄无声息地死去，直到尸体腐烂发出异味才会被邻居发现。

伊藤女士家附近住了一位 69 岁的老人，死后三年才被发现。这是公寓里发生的第一起老人离世后才被发现的事故，或者说，这一事件第一次引发了全国关注。每个月，房租和水电费都会自动从老人的账户上扣除，直到 2000 年积蓄耗尽，相关部门才来到他的公寓，在靠近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老人的骸骨，腐尸早已被蛆虫和甲虫啃食一空。老人租住的公寓和他的隔壁邻居仅相隔不足一米。

迄今为止，伊藤女士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 60 年。这栋综合住宅楼是日本最大的公寓之一，它曾被认为是二战后日本婴儿潮的纪念碑，也体现了日本人对美国现代生活方式的憧憬。而现在，它又因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而再度闻名：在日本这个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人们正面临着“孤独死”。

今年夏天，据一本日本流行周刊统计，“每周有 4000 名独居老人离世”，而这也拉响了日本社会的警报。对于和伊藤女士一样租住在这栋大楼里的老人而言，这些老人的死亡代表着日本自 1960 年代起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却又令人心生恐惧。高速增长期之后，日本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痛苦的经济停滞期。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了来自高龄化趋势严重、出生率下跌的严峻的人口形势考验。日本老年人口与世隔绝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还催生出一个特殊的清扫产业：“孤独死”老人的尸体残骸被发现后，由专门的清洁人员负责打扫公寓。

今年 83 岁的中泽拓海（Takumi Nakazawa）是伊藤女士居住的这片综合住宅楼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他担任这一职务已有 32 年。他说：“我们的死亡方式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于那些孤独死去的老人而言，夏天是最危险的季节，伊藤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她知道，不管是她生日还是在平时，都没有人会给她打电话、给她写留言条或查看她的近况。伊藤女士出生在大正（Taisho）末年，从未想过自己能活到现在，而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已相继离开或逐渐老去。1960 年，伊藤女士和她的丈夫搬来了这里，无论是他们这代人还是当时的日本，都处于不断发展的年轻阶段。如今，这片表面看来几乎雷同的住宅大楼里只剩下了一些依然健在的老人，还有那些死去的灵魂。

伊藤女士说：“现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是我的，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这都没什么用了。”今年 91 岁的伊藤女士在常盘平的综合住宅楼（或称“团地”）里住了将近 60 年。它是日本最大的公寓之一。

她说，先是女儿死于癌症，紧接着三个月后，丈夫也同样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过去的 25 年里，她每天都生活在孤独之中。伊藤女士还有一个继女，但几十年来她们已经渐行渐远，彼此只会互赠新年贺卡，或在过节时偶尔问候一声。于是，伊藤女士向对面大楼的一位邻居求助。伊藤女士居住的这栋楼和邻居的那栋楼中间只隔了一个绿化带。伊藤女士请求这位女士抬头观察一下自己的窗户。

每晚休息之前，大约在傍晚 6 点钟左右，伊藤女士会把纸窗合上。次日清晨 5：40 闹钟响起，她会再次把它打开。“如果白天纸窗合着，”伊藤女士告诉她的邻居，“那就意味着我死了。”邻居答应她的这一请求后，伊藤女士心终于放了下来。为了请这位邻居偶尔朝自己公寓的那个方向瞥一眼，伊藤女士每年夏天都会给她送去一些梨作为礼物。

一旦邻居刚好注意到伊藤女士家的纸窗在白天合着，她就能及时通知政府部门。伊藤女士考虑了所有细节并一一做好了安排：在她 90 岁生日那天，伊藤女士写了一封“辞世信”，悉数安排好自己死后的一切事宜。在日本，这样的“辞世信”十分流行，人们希望可以清净、有序地离开人世。伊藤女士还把家族“佛坛”的匾额也捐了出去，它是日本人在家供奉的一种珍贵的微型墓石，对于很多日本人而言，哪怕家里着火、夺门而逃之际也不忘把它带在身边。

如今，公寓里的很多物件都会让她想起已故的亲人。几百本平装书把书架堆得满满的，她的丈夫在临死前曾叮嘱她看完后把这些书清理掉。公寓里还摆放着一只雕琢精美的抽屉柜，她的女儿结婚后曾把它带去自己的新家。女儿去世后，抽屉柜又回到了伊藤女士家里。柜子里还塞了几本伊藤女士自己撰写的书籍，其中包括描写她在这片综合住宅楼生活的一本书，共有上下两册，内容平实却详尽无遗；还有一本 224 页的自传。两本书都以一系列活动作为结尾。

诸事一丝不苟的伊藤女士甚至还留下了一笔钱，作为最终那一天到来后支付给专项清洁人员的费用。除此之外，只剩下最后一件事还没有做：把家庭合葬墓地石碑上自己名字上的红色擦去，象征她最终得以和丈夫、女儿团圆。她说：“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剩下我一人。但每次想到死亡的时候我还是会害怕。”

秋天的预兆：常盘平团地 8 月举行的盆舞大会。数十年来，常盘平团地都是在每年 8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盆舞大会。夏末的晚上已经有明显的凉意了。

伊藤女士似乎很不安，为邻居搞不清楚窗户的位置而心烦意乱。她说，这个女人明显就靠不住。过了一天之后，伊藤女士又细想了一番。这么多年来，邻居来自己位于三楼的家中探望过很多次，所以她肯定知道自己住的位置。伊藤女士说服自己，上次肯定只是酒井一时搞错罢了。

盆舞大会即将召开的几天前，伊藤女士接到饭友木下先生打来的电话。木下整天缩在公寓里度日如年，迫不及待想要参加，他打电话来是想和她确认一下具体日期。伊藤女士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参加盆舞大会了，自从孩子长大之后，她就再也没去过。在过去，团地还有很多小孩子的时候，舞会是在一个大公园里举行的。而现在，舞会的举办地已经换到一个小广场了。

伊藤女士说：“现在的舞会没什么意思。”日落后，人们逐渐聚集起来。在红白色灯笼的照耀下，人们围着广场中间的台子跳舞。

木下先生推着银椅子缓缓穿过人群，坐在榆树下的长凳上休息。他把脸扭到一侧，就像当初回避爵士歌手一样，不看在台上穿着和服跳舞的女人，而其实他心里早就渴望看到她们。当有人向新人介绍他时，木下只是说：“我这辈子唯一留下的东西就是欧洲隧道。”

天渐渐黑了。四下响起了蟋蟀的叫声，在日本这是秋天到来的预兆。而在团地的更深处，往伊藤女士公寓的那个方向，死去的 67 岁老人的房间依然封着胶带，气味还迟迟没有散去。再往里走，经过废弃的池塘和她女儿小时候常玩耍的游乐场，伊藤女士家的窗户在黑夜中模糊可见。

纸窗是拉上的，等待着她早上再把它拉开。

照看她的邻居：83 岁的酒井丰子在自己的公寓里。伊藤女士拜托她每天望一下自己的窗户，留意一下自己的情况。伊藤女士的家与邻居酒井丰子（Toyoko Sakai）的公寓，只有短短几步路的距离。83 岁的酒井住在一楼，伊藤女士拜托她每天留意一下自己的窗户。

伊藤女士在酒井家的佛龛前点了一炷香，然后双手合十。那里放着酒井已故丈夫的一张肖像。肖像两侧各放着一束花，下面是一只甜瓜和一个又大又圆的梨子。梨子是伊藤女士之前送给她的。

伊藤女士说：“谢谢你照看我，我一定得送一些东西给你。”

酒井虽然听不清楚，但是视力很好，能径直看到伊藤女士三楼的窗户，这让她成为留意纸窗的优秀人选。

不过最近，酒井的注意力被另一座楼吸引了，她注意到那幢楼四层公寓的阳台上堆满了垃圾。

“在第四层，”她兴奋地说道，“你在这可以看见。”

伊藤女士掩饰住自己的焦虑，又将话题转到自己的公寓，想确保邻居不会过度分心，仍然留意自己位于三楼的窗户。

酒井从自家的窗户望向伊藤女士的家，说：“好，好。那里，四楼。”

伊藤女士又提醒了她一遍，温柔地纠正了邻居的错误，说道：“三楼，我住三楼。”

酒井没有听到，又说起四楼的窗户。

伊藤女士抬高声调又重复了一遍，说：“我住三楼。”

酒井女士终于听清楚了，说：“是三楼！”

伊藤女士说：“三楼，带黑纱的那个。”想到酒井一直以来可能都看错了，她们都笑了起来。

最后的准备：木下先生说：“就算他们在墓碑上刻上我的名字，也不会有人到我的坟前祭拜。”盂兰盆节过去了。和往常一样，木下先生的亲属还是没有跟他联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一本叫做《色情男女》（Men’s H. Women’s H）的枕边书——H 是日本俚语，表示性。

作为家中的长男，木下本来有义务照看家族的坟墓，不过他已经放弃了这项职责。他不打算死后葬在家族的墓地里。他说，自己的破产已经给弟弟妹妹添了太多麻烦。

他跟第一任妻子生有一个儿子，不过儿子还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木下说：“我可能太忽视他了。”他们互相寄过贺年卡。木下脸上带着笑回忆道，几年前，他的儿子曾在卡片上写道，他现在成为了父亲，并为此感到高兴。

他说：“就算他们在墓碑上刻上我的名字，也没有人到我的坟前祭拜。”

木下已经在一家医学院作了登记，死后将捐献自己的遗体，这家医学院会料理他的后事。每年秋天，它会在一家佛教寺庙举行悼念仪式，祭奠木下和其他捐赠者。医学院还会负责清理他的公寓，他的 T 恤和钥匙扣或许也会像伊藤女士的书一样被送进焚化炉烧掉。

他只是害怕自己会孤独死。毕竟，他得证明自己的器官还有点用。他说：“如果你跟他们说，这有一具腐烂的尸体，你们带走做医学研究吧。他们是不会管的。”

生命的迹象：木下先生的公寓。因为那里的独居老人非常脆弱，所以志愿者一直留意着他的动向。对团地的社区负责人来说，从木下先生等独居人士的公寓里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那种混杂着汗味、尿骚味、腐烂食物的气息和垃圾臭味的味道——正是令人感到安心的生命的气味。如果一间公寓的信箱挡板弥漫着这样的气味，那么他们就知道里面的人还活着。或许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苟活者的气味。木下先生出门的时候，身上就有这样的味道。

不过，因为木下先生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他的世界缩小到了只有公寓那么大的范围。而随着垃圾越积越多，他在公寓内的活动范围又缩小到只有床那么大的地方。盛夏的那几周，他通常只穿一件缠腰带，在床上或躺或坐，就这么打发时间。

他已经放弃了打扫卫生的想法。今年曾有一名社工来他家里拜访，走的时候带走了一台绘图机——木下先生曾用它绘制欧洲隧道的设备图纸。不过屋里又堆满了垃圾。木下感冒后，整个夏天都没有出门，地板上扔着一碗没有吃完的速食咖喱，里面都长出了蛆虫。

盛夏的蝉鸣声在木下的公寓里回响。即便这让伊藤女士很是厌烦，但很衬木下先生的心意。他觉得这让人有时间倏忽而逝的感觉。木下先生说：“它们会拼命地叫，只要还活着就会叫个不停。”

他最喜欢每年夏末才出现的那种蝉，它们发出的“tsuku-tsuku boshi”的叫声预示着季节即将交替。第一次听到窗外传来这种蝉鸣声时，他激动地睁大了眼睛。他还是个充满欲望的人。伊藤女士送来的午餐他吃得很香，他还常怀念过去的温存时刻。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

一天晚上，木下坐在床边，戴上假牙，穿上出门时才穿的短裤和衬衫，准备去看一场每个月举行一次的音乐表演。这场在电脑维修店举办的音乐会是他的固定节目，是那个月他在挂历上标记的唯一事项。在店里，一名歌手正在表演流行爵士曲目。她磁性的嗓音和挑逗的话语，让木下先生不禁发出了几声赞叹的咕哝声。他跟着音乐的节奏，用手打着拍子。

表演的间歇，十来个经常来看音乐会的观众相互聊着天，一起分享摆在大桌子上的食物和酒水。木下先生坐在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地大口吃着桌上的食物，挑最好的威士忌喝。木下先生在一家电脑维修店举办的音乐活动上。主持人说道：“老爷爷，你的品味很高端呀，是吧？”他的声音很大，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有些参加活动的客人说，以前从来没见过木下先生，其实木下和他们一样也是这里的常客。这让我想起，曾有一位社区负责人跟我说起过可能会孤独死的老人的事。这位负责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很有哲学气质。他说，那些脱离人际接触的人都是“孤魂野鬼、虚无的人”，他用了日语当中的一个同音异义词，这个词同时传达了上述两个意思。

其他常客也都是老年人，或许他们确实从来没有留意过木下先生。不过有一个穿着印着“教练”（The Coach）字样的蓝色 T 恤的男子是个例外，他和木下简短交谈了几句。木下跟他说起了欧洲隧道的事，还给他看了自己的钥匙扣。不过，在展示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撒手。

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木下扭转了椅子的方向，面朝着墙坐着，沉浸在甜蜜的音乐声里。穿教练 T 恤的男子，轻轻在他的肩膀上敲了一下，说：“先生，结束了。”

怀念黄金时代：夏季是孤独死高发的季节。伊藤女士书中和回忆里的综合住宅楼，与日本各地其他年久失修的团地一样，已经成为近几年一个重要的怀旧对象。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电影、书籍和博客，剖析、赞颂团地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人们对日本战后黄金时代的怀念，当时整个日本都团结在对未来的憧憬中。不过这些影视书籍所描绘的世界和现实已经相去甚远，像常盘平这样的地方，过去与现在已经一刀两断了。

时间到了夏末，社区的负责人们都期望这个时节不要再出现孤独死的情况了。其中一位孤独死老人的亲属们过来料理后事，还聘请了专门为此类死者清理公寓的专业人士。不过几周过去了，那名 67 岁老人的房间仍然封着胶带。他死在伊藤女士所在的单元，门外的楼梯间里仍留有他的气味。

无数只蝉掉落在常盘平团地里，到处可见蝉蜕和蝉的尸体。伊藤女士在公寓外的楼梯里发现了很多只。木下先生的公寓门前也有一只。盂兰盆节快到的时候，超市里开始贩售盂兰盆节礼包，里面有薄木签、一只“小马”和一头“牛”。点燃的木签可以指引逝去的祖先骑马返回人间，三天过后，祖先又会骑着牛慢慢返回他们的世界。这是每年生者和逝去的祖先团聚的节日。

伊藤女士已经有几十年不庆祝盂兰盆节了。因为在东京的家人会烧木签，所以她就不能在自己的公寓门前再这么做了。不过和往年一样，她订的梨子已经赶在盂兰盆节送到家人手上了。她也收到了感谢电话，有一个是她到丈夫墓前祭拜时收到的。

伊藤女士在丈夫的墓前接了一个电话，她说：“你好？您哪位？是惠里子吗？”惠里子是伊藤女士的继女，她们很少联系。不过，伊藤女士会在盂兰盆节给她寄梨子。母亲节的时候，惠里子也会给伊藤女士送康乃馨。她们的通话持续了几分钟的时间。

“你要照顾好自己。你很快就到 60 岁了。没有联系……我知道，有很多人。我现在都当上曾外祖母了。大家都很忙，所以我猜这可能是没联系的原因。谢谢你送我康乃馨。好的。你照顾好自己。”

伊藤女士继续打扫墓地，拔掉野草，往墓碑上浇水。墓碑上用红字刻着她的名字，这种颜色表示生者死后会埋葬在这里。她说：“等我死了，他们只要把颜色去掉就行了。”她的骨灰会被埋在墓碑的下面。而她的所有身外之物，包括详尽编录的个人传记当然也会被一同火化。

“第二次生命”：我第一次见到伊藤女士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注意到那个下午没人给她打过电话或者上门拜访。要到了几周以后她才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仿佛她一直在等我问起——我第一次上门拜访的那天正是她的生日。

相反，她只是随意地把自己写的书递给了我：《千惠子在常盘平团地里的 53 年》（Chieko’s 53 years in Tokiwadaira danchi）。这是一本包含了日期、姓名、时间和照片，长达 394 页的百科全书。没人读过这本书，哪怕在自己眼中，她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费这么大的劲整理出速记的材料，在笔记本电脑上录入，然后再打印出来。

她说：“写作太麻烦了，所以很奇怪，但这个需要被纪录下来。”她生于一个讲故事为生的家庭里。她父母的曾祖父是一个着名的职业说书人，曾经走遍全国，讲述日本封建时代历史中的篇章。他的艺名是 Hogyusha Torin，作品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她的祖父也是一名职业说书人，伊藤女士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和他一起生活过。他会坐在她的桌前，在说书的文本上涂写，还会折叠说书时会用到的折扇。

“也许这（写书）存在于我的血液之中。”伊藤说。在她的书中，伊藤将自己在团地的生活分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从婚礼开始，直到 32 年后她丈夫和女儿去世为止。

她给人的感觉是，她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已经随着他们逝去而终结了，尤其是她的女儿的逝去。谈起后者的时候她常用现在时，有时候她会在提到自己女儿逝世的时候讲个笑话，或者流露出一丝愤怒。但大部分时候，她只是直直地望着前方。

第二部分被命名为“我的第二次生命”，关注的是朋友、旅行和团地里外发生的事。旧的友谊焕发了新生，也迎来了新的友情，但伊藤女士活得比这些友谊都要久。

时间一周周过去，无休止的蝉鸣变成了每次对话的背景。伊藤女士最后总结说，自己写作是为了打破孤独，让她不要忘记。“哪怕是不幸的事情（也不能忘记），否则所有的事就都遗失了。”她说道。

1992 年她的丈夫和女儿去世后，伊藤女士的“第二次生命”开始了。当时，常盘平团地和日本的其他团地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光彩。家庭大多选择居住在独栋房屋或者公寓楼里，老去的无子女夫妇和独身人士则滞留在常盘平团地里。

伊藤女士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成为寡妇后也搬了进来。她们在当地超市的冷冻食品区遇到了对方，两人太过高兴，甚至都没有抱怨冷冻区的温度。伊藤说：“之后我们变得形影不离，我就是这样的人。”

很多年过去了，那位女士也去世了，如同其他住在团地内外的朋友一样。她的妹妹有了痴呆症状，一个哥哥也无法出门了，甚至一个弟弟现在走路也有问题。“我已经孤独了 25 年了，都怪他们去世了。我很生气。”她说道。

在独居住户每月的午餐聚会上，胃口很小的伊藤习惯了在开吃前把一半食物送给桌友木下先生。得知他喜欢阅读后，她借给他几本书。而他也借了几本给她，还送了点巧克力。有一次，他让她去自己的住处取回一本书。“那时候我才发现他住的地方满是垃圾。”

光辉时刻：83 岁的木下在 14 年前搬进了常盘平团地。木下先生住在一层的 2DK 公寓里，这意味它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带餐厅的厨房。大量的旧衣服、盒子、书籍、报纸、空的食物包装盒以及大堆的垃圾堆满了地板，一条小径从床边通往厕所，经过了公寓里唯一一件干净的物品：一件挂在架子上的白 T 恤，外面还罩着干洗店的塑料袋。

木下今年 83 岁，他的双腿已经变得虚弱无力。他用一把“银椅子”在身前支撑自己。每周大概只离开公寓一次。伊藤女士见过他公寓的情形后，告知了社区的管理者们。团地里那些独居、因为年纪而变得虚弱的男性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她得知志愿者们已经开始关注他了。

几个月前，当人们几周都没有见过他的时候，一名志愿者去敲了敲他的门。没人应答，但她能听见电视的声音。因为担心他已经去世，志愿者联系了警察。当木下终于从沉睡中醒来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同时也松了口气，甚至还有点高兴——因为这让他知道自己身处某些人的关怀之中。

“Thanks for your kindness（谢谢你的好意）。”木下喜欢讲英文，也许是为了避免那些在日语里很难表达出来的情绪。

他在快 70 岁的时候离开了东京，14 年前搬进了这里，那时候孤独死刚刚变得常见。他搬进来的那年，常盘平团地出现了 15 例孤独死。现在，志愿者们成功把这个数字降到了每年 10 例。

木下先生在搬来团地前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因为破产失去了自己的公司，以及他从自己兄弟姐妹那里借来的资金。后者斥责他说：“是你毁掉了木下家族。”他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以及第二任妻子。妻子告诉他：“没法和卖掉了自家房子的丈夫继续在一起。”

你很容易把木下先生看做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又一个受害者。他的公司：I Love Industry 是一家地下建筑工程的分包商，被他称为“老鼠尾巴”公司——这种公司经历了日本 1960 到 1990 年代的建筑热潮，直到公共项目的合同消失殆尽。

但他还是享受过片刻的荣光，如同伊藤女士纪录在自己书中的常盘平团地一样。在建设英伦海峡的海底隧道时，他为主要承包商之一的川崎重工业公司（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供应在多佛海峡下打隧道时使用的设备：一款软管的卷轴。

拿出自己的旧名片、供应设备的草图和自己全盛时期照片的时候，木下先生的大眼睛亮了起来。照片上是川崎重工总部的一场庆祝仪式、多佛海峡下的隧道施工现场，以及他独自游览欧洲时在巴黎的留影纪念。

还有两个护身符：一个欧洲隧道的钥匙扣——给人展示时他把它紧紧捏在手里，仿佛是害怕丢失。他还有隧道建设的纪念章，一块被塑封的石头，以及一件小心地放在干洗店塑料袋里的 T 恤。T 恤上红蓝两色的圆圈里写着欧洲隧道的字样。

木下先生的欧洲隧道钥匙扣和法国地图。在修建英伦海峡隧道的时候，他为其中一个主承包商供应设备。自从他初次踏足欧洲以后，除了几十年前从大学朋友那里学到的蹩脚英语外，他还带上了在说话中夹杂法语单词的习惯。

他说：“在巴黎的每个角落我都一直听到‘多谢女士’（Merci madame），我迫不及待想回到东京对女性这么说了。”木下拿出一张自己 20 岁时的大幅黑白照片，当时他在一家稻谷仓库里工作。浑身上下仅有的一条兜裆布衬托出他发达的肌肉和柱子一样的双腿，肩上扛着三袋大米，总重 400 磅（约 180 千克）。“When I was young（那时候我还年轻）。”他用英语说。

他出生于台湾，当时那里还是日本殖民帝国的一部分。他的家庭在二战后回到了日本西南部，当年他吃过在稻田里抓到的青蛙充饥。哪怕身处贫困的家庭、战败的祖国，年轻的木下也在日本的活力和年轻人里瞥见了光明的未来。

木下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梦想。”他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下坡路，以及日本的下坡路会这么快就来。他满怀惊奇地说，夏普一类的巨头企业如今已经被日本的前殖民地，来自台湾的公司收购了。2011 年，日本遭遇了严重地震和海啸，当时木下先生站起来，扶住一个柜子不让它倒下。之后，那双曾经撑起了米袋的双腿就几乎撑不住他颤抖的身体了。

他认识的世界缩小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去一个健康俱乐部，因为那儿的按摩浴缸对他的双腿有好处，他也喜欢有女士一起泡澡的感觉。但某天他在浴缸里晕了过去，人们联系了救护车，但他并没有坐上去，这之后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健康俱乐部。现在，每个月他只出门几次：去超市，或者每月一次的午餐聚会，和伊藤女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他和 “伊藤夫人”的友谊给了他活力——尽管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讲话。“她非常坚定，坚定到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他说道。

他为她分了一半午餐给自己、借书给自己而感动，尽管他阅读的口味更刺激。他说：“我更喜欢色情点的书。”在一次离开常盘平团地的罕见旅途中，木下先生搭乘火车去了东京。他为伊藤女士和那个来敲他门的志愿者带回了好时巧克力。后者被木下先生称为“ 十一号夫人（Madame Eleven）”。

他希望为伊藤夫人和十一号夫人复制两件自己的欧洲隧道 T 恤。在欧洲旅行时他买了几十件，但包在干洗店塑料袋里的那件是最后一件了。

“我认为他们保护了我。”伊藤女士正在等候前往家族墓园的公交。7 月 24 日是她女儿去世的月度忌日，伊藤女士一大早就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去扫墓。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她都是走同样的一条路线。在自己的同代人中显得个子高挑、手脚修长的她挺着背脊走路，保持着年轻得多的人才有的姿态。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的她沿着一条窄窄的人行道往前走，都快碰到因为早高峰而堵在路上的车辆了。

纪念亡灵的年度盂兰盆节还有几周就到了，所以伊藤女士也会顺路拜访一名当地种梨的果农，预订一些仲夏的水果寄给自己的兄弟和其他朋友，包括那个每天观察着她住处百叶窗的邻居。

她一直坚持去扫墓，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季清晨依旧如此。但随着年纪增长，她做出了一些让步：先是每月两次去看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她满 85 岁之后又改成了一月一次。她会带上食物，在女儿的墓旁吃。她和女儿说话，回忆上次扫墓后发生的事儿。公墓总是很安静，除了夏天蝉鸣鼎沸之时。

“我从不告诉她任何会让她担忧的事儿，我从不告诉她自己遇到的任何问题。”伊藤女士说道。她拿起一个水桶，盛满水，再用一块白布轻轻地擦洗着女儿黑色的墓碑。墓碑几乎和她一样高，随着变老，她已经变矮了约 5 厘米。

“我够不到后面了，所以我只是擦擦前面。”她说道，笑了起来。她摆好自己买来的鲜花，其中有女儿最喜欢的百合。她总是避免买菊花——这种花在日本象征着死亡，而且她女儿也不喜欢。她点燃几支线香，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了头。

伊藤相信，和女儿和丈夫说话是自己保持健康的原因。“在这个年纪，通常你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或者就是没了牙齿。啥都没了。我认为是他们保护了我。”

死去亲人的精神是活人生命一部分——这种想法深植于带领日本人认识死亡的佛教之中，而照顾家族墓园就能保持这种联系。但在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里，这一任务的难度已经变成了日常交流时出现的主题之一。关注国民们对孤独死忧虑情绪的同一本周刊问道：“我们拿自己的坟墓怎么办？”

和她女儿坟墓并排的那些已经显出了疏于照料的迹象：野草从裂缝了长了出来，威胁着要盖住墓碑。整个墓园被疯长的植物和矮树包围，死者的名字已经被覆盖。它们和遍布日本的老去村庄一样，等到最后的居民变得过于虚弱或者去世，就会被大自然再度占领。

伊藤女士坐在丈夫的家族墓园里。她的名字已经刻进了墓碑。伊藤女士的女儿千津子 29 岁就去世了。她长期饱受病痛折磨，但当她去世的时候，伊藤女士等在火葬场外面，让丈夫单独进去。

伊藤女士说：“我无法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放到火里。”正是女儿的去世给她带来了彻底的孤独。如果女儿还活着，她就不需要请邻居关注自己窗户上的百叶窗，也不必每年夏天都给邻居送梨子了。

“如果那孩子还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她说道。在日本传统习俗里，死者通常会有佛教的法号，并镌刻在他们的墓碑上。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继续在下一个世界里生活，带着和佛祖们一样的名字。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在活着的亲人喊出自己旧名字的时候错误地回到现世里来。

但伊藤女士的女儿没有死后的法号。墓碑上刻着：“按照逝者的意愿，她已化为一朵花，长眠于此。”坐在伊藤女士的公寓里，我回忆起她提过有自家阳台风景的相册。我要求看看这些相册，她展现出自己标志性的精准记忆力，立马找出了 11 本薄薄的相册。

我之前认为阳台风景的照片和她其他的照片类似：年轻的女儿坐在充气泳池里；或者是丈夫葬礼上挂出的那张照片——那是一个罕见的雪天，他站在阳台上。

但这些相册里的照片上全是鲜花，都伊藤女士自女儿去世后种在阳台上的：孤挺花、天竺葵、康乃馨、玫瑰、喇叭花、水仙、万寿菊，应有尽有，唯独没有菊花。“我也好奇，为什么我拍了这么多照片。”她认真地说道。

他们的姓名无人知晓：这里常常可以看到救护车。酷暑开始造成人员伤亡。到盛夏的时候，公寓里已经发现了两具尸体，从外表看，两位老人都是死于早期中暑。第一例死亡事件发生在伊藤女士居住的那栋楼，楼下的女人闻到尸体腐烂的味道后才发现死去的老人。起初，她还以为是有人收到了臭鱼干（kusaya）。渐渐地，恶臭逐渐加剧，从晾衣服的阳台上传来的味道尤为严重。尽管这位离世的老人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却没有邻居知道他的名字。老人终年 67 岁。

紧接着两天后，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尸体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臭，隔壁邻居连续三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这位故去的老人年纪更大一些，也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曾经和邻居聊起过樱花盛开的美景，但依然无人知晓他的姓名。从一个小小的通风窗望进去，他的公寓里堆满了垃圾，丝光绿蝇在通风口乱飞。

大楼物业尝试过掩盖臭味，用胶带塞住这间公寓的前门门缝、门的摆动页甚至锁孔等每一处缝隙，结果却是徒劳无功。臭味仍然止不住地渗透出来，弥漫在走廊里、楼梯间和每一位住户的家中。

伊藤女士总是让自己保持忙碌的状态，努力不去想这件事。这座综合住宅楼在距离东京郊区一两公里开外绵延，像一个巨型的风扇向四周铺散开来，因此她会散步去很远的地方并用手机记录每日行走的里程。每天早晨，她会花上一个小时为死去的女儿和丈夫抄写佛经。此外，她还加入了一个志愿团体，维护当地几处森林的卫生情况。

每个月，她都会参加住户们组织的午餐聚会，这是一项用来防止老人太过与世隔绝、降低“孤独死”风险的活动。每次聚会，伊藤女士都会习惯性地坐在一位名叫木下良和（Yoshikazu Kinoshita）的老人对面。他的双腿总是摇摇晃晃地颤抖着，胃口却很好。这两位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藤女士总是精心规划着每天的生活，精确到每一分钟做哪些事；而木下却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会下床。别人可能以为他们只是在寒暄，但他们的谈话却是寓意深刻。

她是这么形容这些活动的：“这是我管理生活的方式。”木下良和前来参加每月一次的面向独居老人的午餐聚会。伊藤女士说话很快，喜欢用长句，语气中带着一种她们那一代人鲜有的坦率和直白。即使在她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她也从不使用隐晦的日文来逃避。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即使无法用言语表达，她也会保留长篇的文字记录，对她的真实生活予以佐证，并根据年份和主题加以分门别类。她的相册里都是和他们家一样的年轻家庭的黑白照片。那些黄色封面、伊藤女士用精美的书法亲自题名的是她撰写的书籍，其中包括一本描写她在这片综合住宅楼生活的两册书《常盘平团地》（Tokiwadaira）。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在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外围大规模建造住房，每一栋楼都可以容纳数千名上班族——他们是重振日本战后经济的支柱。这些连绵不绝的住宅楼群被称为“团地”，由此也引入了西方以生活为中心的基本家庭（nuclear family，即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编注）结构，改变了日本好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传统居住模式。这些新的公寓楼一度被认为是日本复苏的重要组成要素，入住条件极为严苛。在常盘平团地，住户的月收入必须达到月租金的 5.5 倍，以此确保入住大楼的都是日本社会最优秀的人才。

伊藤女士的丈夫伊藤英三（Eizo）曾在一家顶级广告公司工作。当时，取得入住资格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夫妇俩申请了 13 次仍未获通过，最后只得放弃。后来，一位亲戚偷偷以他们的名义提交的一份申请，申请居住的那栋楼当时仍在建设当中，位于距离东京东部一小时车程的一处农场。

就在大楼尚未破土动工、神职人员都还没来得及净化土地的时候，常盘平团地就已经引发了来自全国的关注。当时的场景可谓是日本前所未有的盛况：这里占地辽阔，公寓多达 4800 间，就连同一线路上的列车站点都设置了两个。

1960 年 12 月中旬，伊藤一家在公寓允许入住的首日便搬了进来。那是一个大晴天，一切都充满了希望，从他们三楼公寓的阳台上望出去，远方的富士山依稀可见。伊藤女士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她 4 岁的继女“开心地在公寓里跑来跑去，甚至还引起了楼下邻居的不满。”

这个新家共有 3 个小房间、一间厨房和一间卫浴。他们称之为“3K”。现代化的便捷高效令伊藤女士震惊不已，除此之外，坚固的混凝土结构看上去能够承受最严重的地震，每个房间都能照射到阳光。当她第一次看到厨房的时候，伊藤女士发现了一个让家庭主妇对团地生活充满憧憬的物件：一个锃亮的不锈钢洗碗槽，而不再是陶瓷材质的水池。

有别于老式日本房屋将厨房装在房子背面的阴暗角落里，这里的厨房位于公寓的正中央。而厨房的中央位置也代表着家庭主妇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和其他有幸居住在团地的住户一样，伊藤女士很快就开始享受到最新的家电产品——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以及一台黑白电视机——所带来的便利。

伊藤女士说：“我们把它们叫做‘三神器’。”这种叫法在当时很流行，相对于日本帝国时代的“三大神器”：剑、镜子和宝石。这种称呼重新诠释了日本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

“那时候我们很开心，”伊藤女士说。1972 年新年，伊藤女士一家在团地公园里的拍摄的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伊藤女士的丈夫英三、伊藤女士、女儿千津子和继女惠理子。

伊藤女士的女儿出生几年后，一切都稳定下来。她的丈夫一周工作六天，每天乘坐拥挤的火车前往东京上班。她在团地的幼儿园做老师，负责“郁金香班”。和当时日本各地的情况一样，团地的儿童数量不断膨胀。短短几年内，儿童人口出现了大爆发，而这也被统一称为“日本第二次婴儿潮”。

每年新年，伊藤一家都会穿上和服拍照。他们还参加了每年的体育节，这是日本家庭的一项惯例，家长会和孩子共同参与竞赛等活动。夏天的时候，伊藤女士会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去“团地”的一个浅水池嬉戏。在她的照片中，这个泳池总是放满了水，泳池里有很多穿着保守连体泳衣的年轻妈妈，身边围绕着很多小孩。团地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一首歌：“希望在燃烧，充满健康和力量，让我们一起精彩起来。”

1967 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伊藤女士（左上）、戴着黄色泳帽的千津子以及白底黑点泳帽的惠理子在团地的一个浅水池。如今，树枝和尘土散落在空空的水池里。

过去，伊藤女士会站在装着和纸的那扇窗前，望着楼下的操场和沙箱。附近几栋楼的孩子总是在一起玩耍，夏天的时候能听到他们最响亮的叫喊声。现在早已没有人在这里玩耍了，这里几乎都看不到小孩，再也听不见孩童欢快的嬉闹，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响起的救护车刺耳的警报声。

没落的团地再也不是重建战后日本经济的年轻家庭的象征。在常盘平，几乎一半的住户年龄都在 65 岁以上。盛夏时节，伊藤女士在散步时指了指她几十年前拍摄的照片里的那个泳池，里面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一个大大的圆圈，浅蓝色的池底已然褪色，散落着几截树枝和尘土。

“这就是那个游泳池，以前我的孩子会在这里游泳”，伊藤女士说着说着，突然陷入了沉默。伊藤女士站在这个废弃的操场上，缓缓环顾着四周。对她来说，照片里的模样比如今看到的一切真实多了。沉默了几秒，伊藤女士说：“都消失了！过去这里还有一个攀爬架，我会让我的孩子在上面玩耍。现在已经没了，很多东西都没了。”